迷惘与挣扎[*]
——《白牙》的“离散”主题分析

1975年出生的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堪称当今英伦最富盛名的后起之秀。她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创作并发表了三部作品：《白牙》（White Teeth，2000）、《签名收藏家》（Autograph Man，2003）、和《关于美》（On Beauty，2005）。不仅每一部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而且几乎全部赢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赞誉。《白牙》是扎迪·史密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正是凭借此部作品，作者得以成名，其影响已不仅止于英美文学界。在《白牙》面世之后不久，各种奖项便扑面而来：2000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的小说奖、2000年“惠特布莱德图书奖”最佳小说一等奖、“卫报杰出图书奖”一等奖、“共同体作家图书奖”一等奖，以及“贝蒂·特拉斯克奖”，等等。此外，《时代》杂志还把这部作品收入了《1923-2005〈时代〉百部最佳英语作品集》。可见，《白牙》已经成功跻身经典作品的殿堂。

虽然在作品的出版过程中，商业运作也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但是更为重要的当然是其自身的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牙》这部作品所反映的主题正是当今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引人关注的有关文化的融合与冲突问题。也许与其自身的身份特征有关^[1]，作者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处于这一问题中心的“离散”人群。

所谓“离散”（Diaspora），通常是指某一族群中的个体或者群体在自愿或者被迫的前提下移居到自己本族群常居地之外的国家或地区。和原居住地的文化发展相比，“离散”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一方面，“离散”者（diasporas）努力保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习俗的传承；而另一方面，他们由于远离了原初的居住地和文化氛围，因而又与本族群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距离。在2004年澳门召开的“‘离散’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们对“离散”这一概念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共识，一致认为“离散”人群就是定居在别国并籍以确立其身份的那些社会团体，而他们自身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属性（Smith and Stares, 2007: 5）。以此概念为基础，本文将围绕人物对《白牙》中的“离散”主题展开论述。

一

小说主要围绕琼斯和伊克鲍这两个家庭展开。这两位1945年曾一起为英国在欧洲征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阿奇鲍尔德·琼斯是英格兰人，萨马德·伊克鲍是孟加拉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伊克鲍移民到了英国。两位好友成了邻居。琼斯在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与移民到英国不久的牙买加姑娘克拉拉结婚。而萨马德·伊克鲍经过了多年在英国的独自闯荡，也终于娶了一位同样来自孟加拉国的姑娘阿尔萨娜。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典型的“离散”者家庭模式。而伊克鲍一家则更具代表性。事实上，尽管《白牙》是以琼斯的故事开始，以琼斯的故事结束，但是整部作品的核心却是伊克鲍一家。

通常，对于“离散”者而言，当生存问题仍然是个人生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时，各种文化、宗教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往往都会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甚至似乎被人们忽略。而当生活渐趋稳定，尤其在第二代出现以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则变得越来越重要，随之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也会逐渐显露。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精神需求往往会逐渐增强，或者在经历了某次偶然的事件之后而变得异常强烈。这几乎是“离散”者人群中的一种普遍状况。伊克鲍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证。

伊克鲍有着强烈的本民族文化情结。而他的这种情结在遭遇了一次表面上的情感问题实质上的文化冲突之后变得更加清晰和强烈。伊克鲍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随着孩子们的长大，生活也渐趋稳定。而不如意的夫妻生活使得他有了再次燃烧一下激情的冲动。他邂逅了一位英格兰白人姑娘珀珮·布尔特-琼斯，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去实践婚外情给他带来的刺激。他们第一次真正的约会意味深长。珀珮特意给他带来一件礼物。然而，与他想象的浪漫完全不同，情人的礼物竟然是“一把牙刷”（Smith, 2000: 152）[†]。这令他感到错愕惊讶，同时也促使他意识到了自己民族文化情结的存在和牢固。

透过这一带有几分荒诞的细节，读者至少可以领会到这样一个信息——生活的真实其实是冷冰冰的，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温馨和浪漫。而“牙刷”在这里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代表文化差异的符号。此前，叙述者已经介绍过，像伊克鲍这样的孟加拉国移民有不刷牙的习惯。珀珮也许真的享受和伊克鲍在一起交谈的乐趣，甚至对伊克鲍本人也算真有志趣相投的好感，但是她却无法忽略伊克鲍不刷牙的陋习。她作为礼物的牙刷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提醒伊克鲍他们之间的差异；二是提出进一步交往的前提条件，即要求伊克鲍寻求以珀珮为中心的趋同。引申一步讲，珀珮以牙刷所暗示的交往条件代表了主流文化对想要获取认同的“离散”者所采取的一贯做法，即要求“离散”者寻求向主流文化的趋同。

牙刷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伊克鲍和珀珮讲的其实不是同一种语言。雷蒙德·威廉斯对“我们其实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有过如下的阐述：

当我们说“我们说的其实不是同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更具一般意义的东西：即我们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或者不同类型的评价方式；或者我们似有所悟地意识到了能力和兴趣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分布。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方都在讲着自己最熟悉的语言，但是其用法却大相径庭，尤其当涉及到一些处于争论中的强烈的情感问题抑或重大观点的时候。虽然暂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方可能会试图将它自己的语言作为“正确”的用法强加出去，但是，按照无论哪种语言学的标准，没有哪一方是“错误”的。（Williams, 1976: 11）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