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记：发出回头一看，发现了好几组讨厌的星号**。对我们的网络关键词过滤系统已经愤怒到了只有苦笑的地步了。这跟网站没有关系。有点不明白我们 可爱祖国到底是怎么了，把我们这些想好好说话谈点事儿的人们逼得都不能好好说话了。不得不拐弯抹角，也去用一些江湖黑话来替代正常语言。没有办法，大势如 此，只能顺从。我只好在**后面都加一个括注，也好让我们明了那些是需要规避的关键词！】

陶译《紫色》及杨译《紫色》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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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学在我国译学界是一个相对来说较新鲜的概念。当代译介学诞生于近20年 全球文化交融共铸的大背景，其当代形态的主要内涵是指从文化层面对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交流实践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它关注的不是译文优劣的价值判断，而是 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文化信息的失落、变形、扩伸、增生，等等，以及文学翻译在人类跨文化系统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从译介学角度出发，运用比 较的方法，我们可以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意象的错位、变形和文化接受等一系列问题。

沃克鲜明地指出了 黑人解放的步骤：首先只有黑人妇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结成联盟，促使男人反省并转变，正确认识和对待妇女，才能根除黑人内部的性别歧视间题。再以此为新立 足点，使黑人男女统一起来，共同奋战。只有这样，才能战胜种族歧视和压追，才能促进全体黑人的生存和进步，才能步人他们理想的殿堂。这也许是沃克以紫色来 命名小说的良苦用心。紫色是由粉红色和蓝色混合而成的。在西方文化中，粉红色代表女性，而蓝色代表男性，二者混合成紫色就意味着黑人男女的联盟有望解决种 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两大社会问题。沃克通过这部小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象征性答案，正可谓一箭双雕，因为她深知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 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因此，译者和评论者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作品的政治含义而且将与所有黑人妇女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

例1: He beat me for dressing trampy but he do it to me anyway.

陶译: 他揍我，因为我穿的像个荡妇(dàngfù；荡空格妇)，可他还是对我干了那种事。

杨译：他打我，怪我穿的邋里邋遢的。他不管好歹，就这样对我。

对于“trampy”和“it”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运用不同的翻译措词表达了对女主人公不幸遭遇的观点。茜莉14岁时被继父强奸，她不得不穿得妖艳而轻浮想以此来阻止她继父强奸她亲爱的妹妹聂蒂。

杨仁敬用“邋里邋遢”， 好象茜莉真是一个邋里邋遢的女人。而实际上，茜莉是个聪明善良的女孩儿，她把Ｘ先生的孩子照顾的非常好，而且房间也打扫的很干净。所以杨译很容易引起对茜 莉性格的误解。还有“这样对我”只是含糊掩盖了继父可恶的 乱伦(luànlūn；乱空格伦)罪行。而陶译“那种事”更有力的控诉了女性是可以交换的只是提供劳动的奴隶和泄欲工具，此外 陶洁用“荡妇(dàngfù；荡空格妇)”揭示了茜莉的自我牺牲。茜莉过着简单的生活却穿着“horsehair, feathers and a pair of our new mammy high heel shoes”来 诱惑继父。但继父揍她并且又一次对她 乱伦(luànlūn；乱空格伦) 。陶洁将作者沃克的深层悲愤和仇恨体现于译作。所以她用“揍”而不是“打”来增强对茜莉的痛苦遭遇的刻画。陶试图 激起中国读者对茜莉苦难经历的深刻同情，所以她精选准确恰当的词汇来加强描写茜莉遭受的苦难。陶洁的翻译强调了一系列的施加与女性身体上的 乱伦(luànlūn；乱空格伦) 和暴行，从 而揭示了作者的女性意识。

例２: It took him the whole spring, from March to June, to make up his mind to take me.

陶译：他拖了整整一个春天的时间，从三月一直拖到六月，最后才下决心要我。

杨译：从三月到六月，他花了整个春天，才下决心娶我。

Him指 茜莉的丈夫Ｘ先生一位当地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他在年轻的时候爱上莎格·阿维里并有了３个孩子，然而他们的爱情遭受到他父亲老Ｘ先生的强烈反对，因此他们遭 受了痛苦的分别。Ｘ先生最初想要娶聂蒂，因为聂蒂年轻漂亮。但是茜莉的继父借口聂蒂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为理由拒绝了他。所以他又考虑娶茜莉，茜莉能够为他 做任何他想要的事，照看他的孩子们，做繁重的劳动，满足他的性欲。陶洁用“拖了”“从３月一直到６月”加强了原作中拖延的意味，再现了茜莉在婚前的焦虑不 安。茜莉是如此迫切的想保护妹妹聂蒂，以至她希望Ｘ先生能够尽快的娶她，否则她担心Ｘ先生会改变主意。当时茜莉的女性意识还未被唤起，她能想到的只有给上 帝写信叙述她不幸的生活。

而杨仁敬忽视了茜莉的思想状况，只将原作直接译出。“花了”、“从３月到６月”缺乏修辞力量，没有揭示出茜莉隐含复杂的心情，相对缺少与原作者在感受和立场上的密切交流，在这一点上女性作家和男性译者看起来有些距离，而女性译者陶洁更好的再现了作者的立场和观点。

例3：Then I feels something real soft and wet on my breast, feel like one of my little lost babies mouth. Way after while, I act like a little lost baby too.

陶译：我觉的我的奶头又软又湿，好像我失去的小娃娃的小嘴在吮吸。过了一会儿，我也变得象一个迷路的小娃娃了。

杨译：后来，我觉得我胸脯上有点软软湿湿的，像是我失落的一个小婴儿的嘴巴。过了一会儿，我的行为也像个失落的小婴儿了。

原作描述的是一个文化禁 忌：女同性恋关系。这一段试图描写在莎格的引导下茜莉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女性自我。这是沃克想表达的黑人女性寻求自我意识、生存和自由的一种途径。在和异性 关系中茜莉一直是受压迫和虐待的对象。她继父对她 乱伦(luànlūn；乱空格伦) 强暴 还抢走了她的２个孩子，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Ｘ先生还赶走了聂蒂，强迫茜莉做重活。茜莉从没获 得过自尊、安全感以及和男人在性关系中的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莎格温柔的关怀与母亲般的引导使茜莉逐渐成为一名独立自主的女性，她不再象开始那样逆来 顺受。莎格给了茜莉精神上的重生。陶洁很好的抓住了原作中的口吻。她把自己的女性注意观点融入译作，而不是完全忠实于原作。例如，她在译作中加上“在吮吸 ”将原作翻译的更加完整。将“breast”理解为“奶头”来表现茜莉的性快感。杨仁敬的译作忠实的重现了同性恋关系，她的翻译没有关注女主人公的思想改 变以及她在从男权社会中所受的伤害逐渐痊愈。通过对文化禁忌的处理女性译者和男性译者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态度以及翻译技巧。

例4: My first step from the old white man was trees. Then air. Then birds. Then other people.

陶译：我摆脱这个白老头的第一步是我在树木中发现了生命力；后来我在空气中发现了生命；后来在鸟身上；再后来是在别人身上。

杨译：我距离那个老白人的第一个台阶是树木，其次是空气，鸟儿，还有别人。

茜莉一开始拒绝反抗是因 为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与潜力。她宣泄痛苦和不幸的唯一途径就是给上帝写信。《紫色》用书信体来强调黑人女性的无声地位。莎格使茜莉意识到上帝只是一个 白种男人，他从不关心女性的痛苦处境。陶洁拉近了上帝与人类世界之间的距离，因为她用“白老头”来称呼茜莉头脑中的精神偶像。莎格和索非亚坚持认为真正的 上帝会帮助那些自强的人。陶洁用“摆脱”一词突出茜莉成功发现自己的力量，并从白人男性上帝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寻求独立自尊。相比之下，杨译是逐字翻 译的，语言相对平淡乏味。没有体现出原文中茜莉找到自我时的快乐与兴奋。

例5: Shug say, Wellsah, and I thought it was only white folks do freakish things like that.

陶译：莎格说，天啊，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白人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杨译：好啦，就这个样子，我以前认为只有白人才会做出这种反常的事。

茜莉回忆他被继父强奸的痛苦经历，伤心地把这一切告诉莎格。莎格对于茜莉继父的暴行既震惊又愤慨。陶洁将“freakish”译成“伤天害理”，加强了莎格愤怒的语气。将“wellsah”译为“天啊”强调她难以置信的震惊。相比，杨仁敬将“wellsah” ，“freakish”分别译成“好啦”和“反常”，弱化了莎格强烈的反应，实际上淡化了莎格对于女性遭受家长制社会的压迫的强烈愤慨。

例6：…… my friend comes. And cramps and aches and pains.

陶译：我的朋友来了。我腰酸背疼，抽筋肚痛。

杨译：鬼朋友找我来了，紧接着便是痉挛和疼痛。

聂蒂自从被X先生赶出茜 莉的家，他去了牧师桑莫尔那里，在非洲传教，在那里他们经历了一段难熬的日子，聂蒂很难适应那里炎热潮湿的气候，为了照顾桑莫尔和孩子们，聂蒂甚至在来月 经的时候仍然坚持干重活，显然，女性译者陶洁生动描述了女性经期的身体不适，从而说明聂蒂在恶劣条件下所承受的身心痛苦。

例7：Yellow like she is, stringy hair and cloudy eyes, the men’ll be crazy bout her.

陶译：她的皮肤黄黄的，她的头发长长的，眼睛水汪汪的，男人的魂儿都会给她勾去的。

杨译：像她那样肤色有点发黄，纤细的头发，浑浊的眼睛，男人对她会热得发狂。

Mary Agnes曾 经有个绰号叫Squeak，她总是依靠服从于男人。原文是莎格对斯贵克外表鼓励的评价。莎格试图激起Mary Agnes成为一名歌手的热情与自信。事实上，斯贵克也的确通过其他女性的支持与爱护，最终能够靠唱歌养活自己了陶洁将莎格的欣赏融入译作并将原文以为“ 皮肤黄黄，头发长长的，眼睛水汪汪”从而加入了她自己对斯贵克迷人外貌的赞美。而且，陶译还用后面“魂儿都会给她勾去”保持了上下文的连贯。然而，杨译用 “肤色有点发黄，纤细的头发，浑浊的眼睛”来形容斯贵克的外貌，这样的斯贵克只是个相貌平平对读者来讲毫无吸引力的普通女孩。

例8：Shug say, what, too shamefaced to put singing and dancing and fucking together? She laugh.

陶译：莎格说，怎么啦，你不好意思把唱歌、跳舞和性交联系在一起？她大笑起来。

杨译：莎格说，什么呀？你太害羞，不敢把唱歌、跳舞和通奸联系在一起吗?她笑了。

莎格·阿维里是为布鲁斯 歌手，茜莉丈夫的情人，一个实现自我的女性的典范。她先是茜莉的朋友，后来是情人，帮助茜莉认识到自我，并且重新认识上帝。莎格母亲般的影响使茜莉和小说 中其他的女性比从前更加自主，杀个温柔而极力人的话语使Mary Agnes克服了自我怀疑，最终实现了成为歌手的梦想。莎格在原作中关于音乐的话很坦诚，陶洁将fucking取中性意义“性交”来表现莎格直率的性格。 杨译把莎格的直率视为放荡，所以用贬义词“通奸”表达了他个人对此的否定观点。对于“fucking”一词的理解上，男女异这体现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与态 度。

例9：You do all the work around here. It’s a scandless, the way you look out there plowing in a dress. How you keep from falling over it or getting the plow caught in it is beyond me.

陶译：为什么不让？莎格说，这儿里里外外的活儿都是你干的。你穿着裙子犁地那样子真叫人看了生气。我真不明白你怎么没被裙子绊倒，也没把裙子卷到犁尖上去。

杨译：干吗不呢？莎格说，你把这儿的家务全包了。穿条裙子，犁地干重活，你那个鬼样子，真让人反感!你怎么没有被裙子绊倒，或者让犁尖把裙子勾去呢？我真没办法。

沃克《紫色》的主题是女 性的精神生存和女性的自我意识，为了避免来自家长制更多的压迫和辱骂，茜莉尽可能地使自己隐身，甘愿承受生活沉重的压力，放弃为自己争取自主和快乐的权 利。莎格在小说中引导茜莉和其她女性实现自我，给了茜莉很大的影响，使茜莉摆脱羞怯和负罪感，与家长之下的不公与压迫勇敢斗争。原作中的语气看似责备和诅 咒，但大体是积极有力地表现莎格想唤起茜莉自我意识的迫切心情，杨译中的语气更多地用惊叹号起吊莎格的愤怒。而陶译表现出了莎格机器的劝导以及她对茜莉悲 惨现状的关切。

例10：Oh, Celie, there are colored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want us to know! Want us to grow and see the light!

陶译：啊，西丽。天下竟然会有要我们掌握知识的黑人!他们希望我们成长，看到光明!

杨译：哎呀，茜丽，世界上有些黑人希望我们懂些道理，希望我们成长起来，懂得人情世事。

自从聂蒂跟桑莫尔和柯琳 到非洲传教，她找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在那里他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为了摆脱继父和阿尔伯特的性侵犯，聂蒂曾一度辍学离家出走，作为一个长期被剥夺受 教育权利的黑人女性，她被压抑的对知识的渴望再次被唤醒。聂蒂及其真实这个难得的机会，不断的努力学习。

原作表现了聂蒂对桑莫尔 给她这样一个机会的感激之情，而且她也为能重拾学业，充满希望而有意义的生活而快乐得发狂。杨译改变了原作的意思，把“want us to grow and see the light”译为“懂得人情世事”而且把原作中的惊叹号改成了句号，显然，这将聂蒂对于获得新生活而发狂的喜悦之情不可避免的削弱了。

例11：He beat me like he beat the children. Cept he don’t never hardly beat them. He say, Celie, git the belt. The children be outside the room peeking through the cracks. It all I can do not to cry. I make myself wood.

陶译：他揍我就跟揍孩子一样。只是他不大揍孩子。他说，西丽，把皮带拿来。孩子们都在门外扒着门缝偷看。我拼命忍着不哭。我把自己变成木头。

杨译：他打我，像打孩子们一样。可是，他极少打他们。他说，茜丽，把皮带拿来。孩子们在门外从门缝偷看。我能做到的只是不哭。我让自己像木头一样。

原作是茜丽描述X先生对 他的辱骂和家庭暴力。陶洁强调了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所以她用了更为暴力的词“揍”来加强毒打的严重性。这是茜丽本人在说明自己的不幸，陶洁用“拼命忍着 ”来谴责X先生的暴行，同时引起读者的同情。而杨用“打”没有表现出原作中的强烈感情色彩，“能做到的只是不哭”仅仅是对原作字面上的直译。

例12：Annie Julia was a nasty’ Oman bout the house.

陶译：安妮.朱莉亚实在不是个会持家过日子的女人。

杨译：安妮.朱立娅是个不会管家的臭女人。

安妮.朱莉亚是X先生的 前妻，莎格的同学，她嫁给了X先生，可她根本不爱她。最后她遭情人的枪击悲惨地死去。朱莉亚对于虐待和折磨逆来顺受。连一次为自己申冤的机会都没有，就从 世界上消失了。莎格也想知道她在临死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原作中X先生的两个姐姐这样说是想使茜丽胜任持家。茜丽得照顾X先生的孩子，干重活，还要忍受丈夫 的虐待。 《紫色》中女性人物都是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受害者。虽然，安妮.朱莉亚和其他男人有婚外情，但是在沃克眼中，她的悲惨命运还是男性父权制的结果。女 性译者陶洁有意避免溢出丑化安妮.朱莉亚形象的脏话。而男性译者杨仁敬保持了脏话的词汇意义（杨译中的“臭女人”），强调安妮.朱莉亚生活的不负责任和不 检点。

通过对比陶洁和杨仁敬的 译作，我们能找到大量实例，女性译者强调了原作描写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和压迫以及她们的反抗，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悲惨生活处境。艾丽斯·沃克倡导的女 权主义和提倡女性联合起来争取女性解放的思想在陶洁的译文中很好地得以再现，沃克作品中女性的自我实现也给了中国女性的解放进程一些启事。陶洁力求找到“ 跟中国妇女有相通之处”的元素和经历来描写女性和痛苦和奋斗。

本文转引自译林网：

在悖论的森林里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法国〕勒•克莱齐奥 著　　孔　雁 译

2008年12月7日，勒•克莱齐奥在瑞典文学院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为什么要写作？我想，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人人都有自己先天的禀赋，有各自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当然，也有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们写作，那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实际行动。当面对现实，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另外一种反应方式，另外一种交流方式。我们会给自己留下一定的距离、一定的时间去思考。
　　审视自己创作灵感来源的环境——这并不是简单地自我陶醉，而是希望能够更准确些——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对我来说，一切的起点都是战争。这里所说的“战争”，并不是指某个特定时刻的时局骤变，或者其中所发生的某些历史事件。比如说法国在瓦尔米战场上的胜利，代表德国一方的歌德和代表革命军一方、我的祖先弗朗索瓦对之都有记述。那一定是个充满喜悦和哀伤的时刻。不，对我来说，战争意味着平民所经历的那些——尤其是小孩子的感受。对我来说，战争似乎从来没有意味着什么重大历史时刻。我们挨饿，我们害怕，我们受冻，仅此而已。我还记得，曾经看见隆美尔元帅率领的军队路过我的窗下，彼时他们正朝着阿尔卑斯山脉进发，试图找到通往意大利和奥地利北部地区的通道。对于那次军事行动，我并没有很清晰的记忆。然而，我却清楚地记得，在战争后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物资都匮乏，尤其是书籍和书写材料。因为缺少纸和墨水，我最早是拿木匠用的红蓝铅笔，在配给票证簿的背面画画和写字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尤其喜欢粗糙的纸张，喜欢普通的铅笔。没有儿童书籍可看，我就读祖母的字典。那些插图、地图和不熟悉的词条，就像一道向我开启的神奇大门，召唤我踏上探索世界的旅程，去徜徉，去梦想。在六七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本书，名字叫《环球旅行》。紧接着，我又写了一本人物传记，主人公是一位虚构的国王，名叫丹尼尔三世——也许他是瑞典人？再后来，还写过一个以海鸥视角叙述的故事。那是一个足不出户的时代，孩子们很少能被允许到户外玩耍。在我祖母家附近的田地和花园里，到处都是地雷。还记得有一次我溜达到海边，走到一个由带刺铁丝网围起的封闭区。铁丝网上挂着用法语和德语写的禁止入内的告示，上面还画着一个骷髅头。一切都昭然若揭。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很自然有逃避的冲动——去梦想，去把这些梦想写入文字中。另外，我的姥姥是讲故事的好手。在那些漫长的下午，她会讲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充满想象力，发生在大森林里——或许是在非洲大陆，或许是在毛里求斯的玛伽贝森林里。故事的主角是只猴子，非常淘气，却总能在危急时刻化险为夷。后来，我到非洲旅行，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去探索真正的森林，而那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动物。但是与喀麦隆接壤的奥布度村的一位村官，曾教给我如何倾听附近山上的大猩猩拍打胸膛时发出的嗡嗡声响。非洲的旅程所赐予我的，并不是以后小说创作的主旨，而是第二人格——爱做白日梦，同时又深深关注现实。这种人格已经伴随了我一生，并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维度。这是对自身的陌生感，而有时也是痛苦的源泉。生命是迟缓的，我必须努力，才能够理解这种矛盾的意义。
　　后来，书籍进入了我的生活。当年我父亲在毛里求斯的摩卡被家族驱逐并分得一份财产的时候，他争取到了几间藏书室。也就是在那时，我理解了对孩子来说还比较模糊的一个真理，那就是：书籍是比不动产或者银行账户更加珍贵的财富。就是在这些书卷中——大多数是古老的装订大部头——我发现了世界文学的伟大著作：由托尼•约哈诺插图的《堂吉诃德》、《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 《印戈耳支比家传故事集》、 《格列佛游记》；维克多•雨果的伟大而发人深省的小说，如《九三年》、《海上劳工》和《笑面人》；还有巴尔扎克的《滑稽故事集》。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旅行者的故事文集，里面的故事大多数发生在印度、非洲、马斯克林群岛，还有迪蒙•迪尔维尔、罗颂神甫、布干维尔和科克的伟大探险史，当然还有《马可•波罗游记》。在非洲度过了一段自由岁月之后，阳光中慵懒的外省小镇上生活平淡，是这些书让我尝到了冒险的滋味，感受到了真实世界的旷达；让我通过本能和知觉，而非知识去探索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书很久以前就让我意识到儿童生活的矛盾本质：一个孩子，要竭力守住他的庇护所，因为那是让他忘记暴力和竞争的地方；然而他又乐于透过玻璃窗，去观察外面的世界。
　　就在我得知瑞典文学院授予我如此殊荣之前不久——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是令人惊讶的，我正在重读斯蒂格• 达格曼的一部小书，名为《忧伤的独裁》的政治文集。这本书我爱不释手。重读这本尖刻、苦涩的书并不是纯粹偶然，而是因为我正准备去瑞典接受由斯蒂格•达格曼之友协会于去年夏天授予我的一个奖项，还要去参观作者童年时居住过的一些地方。我一直很喜欢达格曼的作品，因为他能够把孩童般的稚嫩天真与讽刺嘲笑结合起来。我还欣赏他的理想主义，以及他用来评判这充满磨难的战后岁月的睿智——那是他的成年阶段，也是我的童年时期。书中有句话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此时此地，这句话似乎是专门对我说的，因为我刚刚出版了一部名为《饥饿前奏曲》的小说。那句话，或者说那一段，是这样说的：“怎么可能这样呢？一方面，就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学更重要；而另一方面，却不可能意识不到，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与饥饿作斗争。对于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疑就是在月底之前究竟能够赚到多少钱回家。因为这就是他（作家）所面临的一个新悖论：尽管他希望能够为饥饿的人写作，然而，却只有那些饱食终日的人才能有闲心意识到他的存在。”（《作家和意识》）
　　斯蒂格•达格曼所说的“悖论的森林”，正是写作的处境。艺术家决不能逃脱这个地方，相反，他必须“驻扎”在那里，以考察每一个细节，探索每一条道路，说出每一棵树的名字。这并不总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逗留。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栖身之地，而她在向她的纸张倾诉，把它看作是自己亲密而宽容的朋友。而现在，面对着现实，这些作家不能仅作为见证人，而应作为演员。他们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保持距离。西塞罗、拉伯雷、孔多塞、卢梭、斯塔尔夫人，或者近现代的索尔仁尼琴、黄皙暎、阿卜代拉蒂夫•拉阿比或米兰•昆德拉：他们都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对于像我自己这样一直享受自由活动的人——除了短暂的战争阶段，如果无法自己选择生活的地方，就犹如被剥夺了自由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该文转引自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3月11日。“文化研究”（CulturalS　tudies）在中国内地较大规模地展开，已近十年。作为一种自觉回应当代思想和文化问题的学术努力，这十年它究竟走得如何？今后该如何继续前行？借《热风学术》第一辑出版的机会，沪上部分学者对近年来文化研究的现状、前景，特别是它所面对的社会文化问题，各自发表了意见。

面对新的文化生产机制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在中国内地之所以会展开以“文化研究”自命的学术活动，就是因为最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变化太大。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一个社会中？中国要走向何方？过去我们会以为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可以被解决的，我们有一些现成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可以回答上述问题。但是现在，这些现成的理论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现实，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提出，如果要认识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判断中国到底会往何处去，就必须发展出新的批判性的实地研究，这是文化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

　　讲到现实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有一点我想我们大家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点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融合，很难区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它们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这一点在文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原有的支配性的文化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支配性文化正在迅速形成，在其形成过程中，它又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这里说的新的支配性的文化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如果我们将这一新的支配性文化与原来的支配性文化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但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它们形成和传播的机制上面。在今天的中国，值得注意的不仅是新的支配性的文化，更是这个文化的形成机制，套用一句老话，就是它的“生产机制 ”。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实际上也在发挥着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生产机制，它同整个社会生产机制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也应该——将这个文化生产机制确定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的研究对象，以此形成自己的基本的研究范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不妨说，这个研究对象本来就是文化研究的产物，是从文化研究的这一扇窗口，我们才如此真切地看到了这个支配性文化，特别是看到了它的这个生产机制的厉害。从别的学科——譬如文学、社会学、传媒研究，等等——的窗口，我们也能看到一点，但角度受限，看不真切，也看不周全。

　　换言之，今日中国文化研究所应展开的，不仅仅是对文化现象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对整个文化生产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整个社会生产机制的研究。它正是由此形成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理念乃至“学科”（姑且借用这个词）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内地兴起的以“文化研究”自命的学术活动，不可能局限于分析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的层面，它势将通过对文化问题的分析，打开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现实的新面向。它最终要回应的，其实还是 “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

　　新的研究对象的确立，要求有与之相配的方法论。当然，这里所说的方法论不仅仅指具体的研究方法，更是指中国内地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具体的研究方式，其实是从属于这样的立场的。最近三十年来，社会和文化一直在变，其基本轨迹和前景都不单一，尽管明显可以看到，有某种强势的结构正在形成，但这个“形成”尚未结束，其他的可能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很难把自己定位于某种客观的、冷静的事后的分析，我们的研究也不容易克制那种介入当下、影响未来的冲动。这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我们的工作，一个是“破”，批判性地分析当前的文化现实；另一个是“立”，利用各种可能，去促进良性的社会文化的形成。如果文化研究仅有“破”的一面，那顶多就是做一个明白人，但有了更重要的介入现实的一面，这个“明白”就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是明知力量和可能性都很小，也不会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和努力的，所谓“破”和“立”，在它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而这个一体两面，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也是它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点。

作为方法和视野的文化研究

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

　　在《热风学术》第一辑的编后记里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要关注当代中国，关注现代中国、革命中国，换言之，关注以中国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历史以及现实问题，我们希望为这些问题搭建起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这是我们当时的编辑思想之一；编辑思想之二呢，是我们力图引入“文化研究”这一概念。这里体现出我们对文化研究这一概念的两个不同的思考路向：第一个路向，是将文化研究作一广义的理解，这种广义上的文化研究力图对中国的历史现实问题做跨学科的研究和讨论，所谓跨学科就是把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带入各个专业之中，同时与原来各专业领域的专业性进行一种尝试性的结合。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后会着重关注的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会引入各种专业性的讨论，比如思想史的讨论、政治史的讨论、文学史的讨论等等。这种广义上的文化研究在座的各位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过，它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原来专业的研究范式的转变，进而导致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第二个路向是狭义上的文化研究。这就是说，我们探讨是否有可能对文化研究进行学科化和专业化，如何确立它的研究的领域，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它的研究边界以及它自身独特的、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方法论等问题。

　　能不能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谈，文化研究其实就是关于文化政治的研究。我们现在谈政治一般都是指国家政治，或者是从福科而来的微观权利、生活政治，在这么多的政治层面之间，我们能否讨论一下文化政治。尤其在中国，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所谓的文化工业，或者由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种种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现象。比如晓明谈到的毛泽东思想的生产机制，毛泽东思想不仅仅通过国家机器和学校教育推行，事实上，家庭也是整个文化生产机制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生产单位。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一向认为家庭是可以远离政治的私人生活领域，但它却在当代中国被政治化了，它是如何被政治化的？如果我们要实践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的话，我想这个文化政治的视角是否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地方？

迈向文化自觉的时代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从来都是围绕着“古今”、“中外”这两组概念来谈的。古今之争上，激进派希望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