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bokov按】徐老师领衔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美国妇女文学作家介绍的作品。本人负责了其中的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阶段的作家介绍的撰写和组稿。并 且分别撰写了有关这两个阶段美国妇女文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概况方面的概论性综述。在徐老师的主持下，书稿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资金问题，成书还要要无期。 且现将我本人撰写的概论部分分批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方家高人不吝赐教。以下是有关19世纪美国女性文学背景的第二部分，即所谓的世纪之交时期美国妇女文学：

1880年代中期前后至1910年前后

把这一时期单独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提取出来加以讨论，当然是因为它的独特的过渡性质。站在女性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过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首先，社会上两性之间的性别关系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就像一位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蕾伊·斯特拉凯（Ray Strachey）所指出的那样，到1900年为止，美国的妇女在社会上已经获得了“个人行为与拥有财产的自由、支配金钱与个性意识的自由、享有控制自己的身体与灵魂的自由”。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妇女问题，在不少领域甚至是决定性的问题。第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传统的经典的作家们仍然在进行着他们传统的经典的创作；新涌现出来的作家们冲破了传统的羁绊，开始了他们新的创作实验，他们在文学创作的风格、技法，创作的理念以及对社会的独特关注等方面都有所突破。第三，不断加快的工业化的步伐使得社会的变革跟不上节奏，造成各种问题益发凸显——社会的、道德的、心理的，各种问题让人应接不暇，忧郁、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第四，如果说十九世纪之初的人们发现“上帝消失了”的话，那么处于这个阶段的人们则开始发现“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给人们留下的空虚和恐慌几乎无所不在。所有这些似乎既可以理解为一个世纪行将结束时自然产生的骚动，又可以理解为是为新世纪的到来做好铺垫。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世纪之交这个特定时期的过渡性特征。

女性的文学形象

探讨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我们仍然从女性的文学形象说起。笼统地讲，这一时期的美国的妇女不仅仅参预进了几乎所有的大的社会政治活动，而且也在积极地推动着改变两性关系的社会变革。尽管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教育家和卫道士们在喋喋不休地宣扬妇女应该作为花瓶、应该做没有自我的妻子和母亲的必要，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艺术家或义愤填膺、或兴高采烈地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即妇女们已经不是完全被剥夺了自我的花瓶了。

世纪之交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非常自以为是的、拼命地追求所谓高雅的、严格遵守种种清规戒律的妇女，但是，她们绝不是以所谓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出现的了。相反，她们总是令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与此同时，早先以丧失自我、脆弱感伤形象出现的所谓“理想女性”在此时看来都是那么的病态。当然，文学中的“天使”女性还存在着，但是与天使相对的越来越多的女性叛逆形象也在不断出现。就像之前被描绘成的疯女人一样，这些女性叛逆要么被描绘成荡妇（femme fatale），要么被塑造成新女性（New Woman）。总之，她们已经脱离开了社会赋予她们的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职责。基本上，大多数美国的作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多对这样的女性形象持宽容的态度。像斯蒂芬·柯蓝（Stephen Crane）对妓女麦琪（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1893）表示出的同情一样，这样的作家并不在少数。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无论是所谓的“荡妇”还是所谓的“新女性”，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之间的区别也越来越大，而由此所造成影响绝对不容小觑。这是因为，正如批评家拉泽尔·奇夫（Larzer Ziff）所指出的那样，“妇女由于有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从而成为最大的小说阅读群体。她们自己也因此而形成了一支快速增加的小说创作队伍。脱离了男性影响的女性的态度和立场正越来越多地充斥于小说之中，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无论如何，世纪之交，文学作品中大量的所谓“荡妇”和“新女性”的描绘和铺成，不仅仅说明了妇女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重要程度，同时也表明了女性阅读群体的不断壮大以及女性作家的关注度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的不断提升。

妇女的现实生活

妇女在这一时期也在经历着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变革。她们正在获得越来越的解放和越来越多的权利。而她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她们在服饰上变革。她们脱去了束缚她们身体的辎重的围环裙，取而代之的是轻便飘逸的裙装。这种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为止，几乎所有的女性解放所需要的必要条件都已经出现了）。

和她们的母亲或者是她们祖母辈不同，这一时期的已婚妇女已经享有了一定的拥有财产的权力以及对孩子的监护权。当然，离婚法条款对男女双方的执行标准仍然存在着差异。尽管如此，法律针对妇女在财产、离婚、和监护权等方面所作的微调还是在表明妇女已经不再被当作其丈夫的私有财产来看待了。

一个更为可喜的变化出现在教育方面：女性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在社会改革活动家安娜·朱丽娅·库伯（Anna Julia Cooper）推动的“女性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促进下，就连黑人妇女也开始享有了更多的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机会。在男女享有同等的基础教育的机会的基础上，各种致力于改善女性新移民的生活状况的公共的社会教育活动也在推广。一些公立学校和教堂主动去组织起那些妇女新移民，教授各种生活技能，以期让她们尽快地融入到这个社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工作者积极地投身到这一推动改善妇女生活状况的社会变革活动中来。

妇女的形象大大地改变了，妇女的社会问题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妇女在社会上的越来越多的领域里都有了参预的机会，妇女解放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于是各种妇女组织也开始应运而生。虽然不像男性社会团体那样组织严密、数量众多，但是各种妇女组织团体的产生以及她们所作的努力还是为妇女的社会活动范围的拓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妇女的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女性的创作

在女性作家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显著的同时，她们所取得的独特的成就也为整个社会所瞩目。她们的成就首先体现在她们为了获得选举权而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作品方面。例如像夏洛特·伯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妇女与经济学》一书，由于其反映社会问题的全面和深刻，使得女权主义者和反女权主义者都积极地对其进行推广发行。此外还有一批从事妇女问题研究的女性学者也纷纷推出她们的研究成果，如玛蒂尔达·珠斯林·盖奇（Matilda Joslyn Gage）的《妇女、宗教和国家》（Women, Church and State, 1893），茜茜莉·汉密尔顿（Cicely Hamilton）的《作为交易的婚姻》（Marriage as Trade, 1909），以及埃玛·古德曼（Emma Goldman）的《妇女的交易》（The Traffic in Women, 1910）等等。这些作品通过它们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揭示了这一时期妇女所处的文化环境，加深了社会上对于妇女问题的认识。

除了这些在女性社会问题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以外，由女性作者推出的各种妇女传记、自传、和日记也是层出不穷。在很多这样的出版物中，女性公开地讨论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对生儿育女、对从事家务劳动、对女性之间的友谊以及女性的生老病死等问题的感受。例如爱丽丝·詹姆斯（Alice James）在《日记》（Diary, 1892）中不仅仅谈到了她对两个非常有名的哥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看法，还谈到了她对那个所谓的可以让她不用去过女性的病态生活的医疗体制的厌恶。而吉尔曼的《黄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 1892）则从妇女对于男人以及母性的矛盾情感的角度分析了女性的所谓疯狂。女性作家在面对妇女的心理问题的同时，也在从她们自己的角度去营造一个真正属于她们自己乌托邦世界。她们向往着在这样的乌托邦世界中能够享有真正完全的自由。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她们利用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来描绘她们的乌托邦图景。

在世纪之交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男性作家在各种文学运动和技巧创新方面居于统治地位，什么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地方主义等等。但是女性作家们由于将她们注意的焦点放在这一特定过渡时期的种种社会问题上，她们也同样没有失去人们对她们的关注。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们目睹了哈丽亚特·比彻·斯托所代表的女性文学传统走向衰落，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时期的过渡性特征，当然她们感受与她们的男性同行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世纪的更迭一样，她们经历了从深深庭院步入广阔的、公共的社会领域的转变。女性作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记录她们自己的反抗和诉求，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类所关注的一些普遍的议题之上了，例如她们对种族问题的敏感关注以及妇女在更高层次上的解放，等等。她们的努力和成就无愧于亨利·亚当斯对于她们的评价，“恰如其分的人类的研究者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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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okov按】徐老师领衔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美国妇女文学作家介绍的作品。本人负责了其中的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阶段的作家介绍的撰写和组稿。并且分别撰写了有关这两个阶段美国妇女文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概况方面的概论性综述。在徐老师的主持下，书稿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资金问题，成书还要要无期。且现将我本人撰写的概论部分分批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方家高人不吝赐教。

19世纪美国妇女文学概论之一

在经历了法国民主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以及美国的独立革命等一系列十八世纪革命风暴的洗礼之后，可以说，美国是带着一种革命的激情进入到十九世纪这个新纪元的。牛顿的科学研究和发现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开拓了人们的视野；约翰·洛克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的人们的自我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上帝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的观点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广为流传。在美国，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面貌，感到非常的恐惧和担忧。他十分严肃地对民众们大声疾呼，“上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为了唤起人们的宗教热情，他还非常努力地致力于所谓的“伟大的觉醒”的运动。然而，爱德华兹本人对于圣灵的阐释——即圣灵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以求得与圣父和圣子的直接沟通——却反过来提升了人们对个体自我的信心。再加上站在爱德华兹对立面的他的同时代的另一位巨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imin Franklin）的影响，十九世纪的美国人越来越关注自我的生存状态、关注自我在社会中的发展、关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等等这些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样的背景，这样的趋势自然会影响到整个十九世纪的妇女的工作、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尤其会影响到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创作。

1800年至1880年代中期前后

一般来讲，我们概念中的十九世纪主要就是指1800年至1880年中期前后。其后的延伸到二十世纪最初10年左右的那个阶段通常因其特点鲜明而被划分出来，称之为世纪之交时期。为了能够对十九世纪的美国女性作家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对那一时期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的实际生活状况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尽管各种革命的风暴必然会带来人们世界观的变化，但是妇女在社会生活的中的地位和形象却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尽管在十八世纪末，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就出版了《捍卫妇女的权益》（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1792）一书，但是8年后，当人们在迎来十九世纪的曙光时，并没有看到这个方面的任何改变。更为糟糕的是，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在为所谓的“女性地位”（women sphere）的建立添砖加瓦。某种程度上看来，这些自由思想家对于女性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中世纪僧侣们的厌恶女性以及理性主义时代的反女权主义所造成的影响。
对于女性形象的设计，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著名的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埃弥儿》（Émile, 1762）中对于所谓的理想女性的描述：“所有的针对女性的教育都要围绕男人来进行。去取悦他们，对他们有用，让他们感觉到被爱和被尊敬，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教育他们，在他们长大以后关心照顾他们，去安慰他们，有事向他们求教，努力使他们的生活充满甜蜜和和谐——所有这些应该成女性一辈子的职责；所有这些应该从她们一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教给她们”。于是便有了所谓的理想的女性形象（the ideology of femininity）。卢梭倡导的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可谓影响深远。在他的影响下，其后的女性形象的塑造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理想的女性形象的引领下，妇女们被要求成为“家中的天使”，就像科文特里·派特莫尔在一首同名诗里所描述的那样。远在德国的歌德也喊出了“永恒的女性引领我向前”的口号。而歌德的所谓“永恒的女性”（Eternal Feminine）就是要能够帮助男人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所以，不难看出，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中，女性的楷模要么是“天使”，要么至少也得是“女王”——她们为男人操持家务，并使他们的家成为一个乐土。在那个男性主宰一切的时代，这样的观点可谓深入人心。妇女自己也默认了男人们为她们设计的这一理想的形象，并且作出她们自己的呼应。露易莎·梅·阿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在她的《小妇人》（Little Women, 1869）中就在不停地告诉人们“家是女人最幸福的王国”。
“天使”也好，“女王”也罢，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称背后，男人真正要求的所谓理想的女性又要是“心细如发、脆弱娇小、稀薄缥缈如空气”一样的人。这样情况到了十九世纪，甚至发展成为追求一种所谓的女性的病态的美——似乎只有垂死的或者已故的女人才能享有这份荣耀，就像埃德加·艾伦·坡的诗歌中所描绘的女人那样。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女性形象，主要还是根源于主导一切的男人们想要让所有的女性都始终被禁锢在一个被动的、一切以男人意志为转移的生活之中。如果她们对他们没有能够做到像“天使”或“女王”一样的话，那么她们就会沦为“魔鬼”或“婊子”，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薮，从而必须承担起造成男人堕落、失败和痛苦的罪责。

妇女的真实生活

十九世纪生活在北美大陆上的妇女的生活状况真的就可以简单地归类为要么是“天使”或者“女王”，要么是“魔鬼”或者“疯婆子”吗？当然不是。其实在整个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妇女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使是表面上最有权威，或者最有天使和女王风范的已婚女子，也实际上没有甚么受到法律保护的权益。
由于美国早期的法律建设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英殖民帝国时期留下的基础性的框架和主要的条款，所以十九世纪美国的妇女和英国的妇女一样，在结婚以后，她们只能依附于她们的丈夫。除此以外，在家庭和社会当中，她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自1800年起，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已婚妇女是不可能拥有她们自己的财产的。她所有的一切，包括结婚时陪嫁而来的嫁妆，都成为她丈夫的财产。她的丈夫甚至可以完全占有原本属于她本人因继承而来的财产。而如果她的丈夫先她而去，在没有立好遗嘱的情况下，妻子的财产继承权也可以被降到最低。这就是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
不仅如此，如果夫妻一旦离婚，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孩子的监护权永远属于男方。妻子的一切都由丈夫来控制。当然，妻子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的某种不良后果也都由丈夫来承担。直到十九世纪晚期，美国都还有这样的司法惯例，即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妇女都不可以提起法律诉讼，也不可以被诉诸法律。妇女实际上是被当作未成年人，或者心智不健全的人来对待的。所以，她们哪里是什么“家中的天使”，说她们是“笼中的小鸟”也许听起来更加确切一些。
姑娘们在结婚以前所收到的有限的教育大都由一些慈善学校提供，就像小说《简爱》中所描写的那样。而这些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那些女孩子以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男人，能够更好地扮演好作为女人的角色。所以给她们提供的所谓教育其实剥夺了她们成为其他角色的可能。这样造就出来的女子自然也就只能呆在家里。她们与男人所代表的外面的世界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在这样的女子教育的基础上，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的已婚妇女们通常都遵守着这样的行为规范：一个人不出门，尤其是一个人不逛街，当然更不能走夜路；一天所要做的就是操持家务，即管理好仆人、做些针线活、串串门、接待客人等；同时她们还需要了解大的社会动态、时尚趋势，也许还要适当地作一些善事——这些主要是为了提升男主人的社会形象。
可以想象的是，与上述的那些处于中上层社会的女性相比，那些来自于社会下层的妇女的境遇只能更为糟糕。如果她既没有社会地位较高的家族背景，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笔微薄的收入的话，那么她只能寻求找到一份所谓的体面的工作来养活自己了。而且她们还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意识——即只有结婚才是她们唯一的救赎。与英国不同的，美国的妇女们并不会去做类似于保姆身份的家庭女教师，而是选择去做学校的教员。（这一点在后面的作家介绍中，也可以看出来：有不少女作家，她们无论是在结婚前还是在结婚后，都是通过在学校担当教员来挣得一份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但是不管是家庭女教师还是学校的女教员，她们的收入都非常低下，所受到的训练也不够充分，而且往往都要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也许，作为学校教员的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最起码女教师在课堂上还能够享有一定权威。
所以，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中上层社会中的女性原型的理想生活（尽管这些中上层女性的真实生活与理想化的描写也是相去甚远，）根本不能代表那一时期的美国劳动妇女的真实的生活面貌。对于劳动妇女来说，无论是结婚与否，都被要求既要做家务活，又要出去工作。进入十九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劳动妇女进入各种各样的工厂矿山去工作。和男人们一样，她们得要去面对各种非常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有时候她们的工作强度甚至比男性还要大，工作时间还要长，可是她们的收入却要比男性的很多。然而她们越是这样不讲条件地辛苦劳作，生活状况却反而变得越发地恶劣——一方面是因为不管她们是家庭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她们仍然是属于男人的财产，自主的权利是根本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好多工厂愿意雇用她们这样廉价的劳动力，这就使得社会上的男性产生更多的抵触，他们认为是她们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于是便把怨恨倾注到无辜而又无助的劳动妇女的头上。如果说已婚的太太们没有什么个人权利可言的话，那么劳动妇女们的权利就更加无从说起了。她们挣来的工资当然得归她们的丈夫所有，她们自己没有支配的权力。当然她们也没有权力提出离开她们的丈夫，或者与她们的丈夫离婚。而在丈夫那一方，只要他对妻子的劳动不满意就可以肆意地鞭打她。对此，妻子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她们从小就被告知这就是她们的生活。在美国，穷苦人家的女孩子从小就要承担起家中缝补浆洗之类的家务活，而她们的哥哥弟弟们则可以去上学读书。说白了，女孩子们实际上成了家务奴隶，因为她们无论在结婚前还是在结婚后，她们的劳动都得不到任何的回报。

妇女革命

十九世纪美国妇女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是天使，是女王；而在实际的生活中，她们却毫无权利可言，普通的劳动妇女甚至就是沦为了家务奴隶。如此巨大的反差自然会引发人们越来越多的对于改善女性生活状况的呼吁。与此同时，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随着各种社会变革的层出不穷，女性要求得到高等教育以及进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当中去的呼声可谓此伏彼起。妇女为了自身的权益而进行斗争的帷幕终于在进入到十九世纪以后被徐徐拉开了。
有意思的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女权运动的高潮是由反对奴隶制运动引发的。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大量的美国妇女都积极地投身到帮助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获得解放的活动当中。到1837年，便有了“全国妇女反奴隶制协会”的成立。在这个团体中就有很多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有着清醒认识的女性代表（如格里睦凯姐妹、莎拉和安杰丽娜等），她们提出女性也应该可以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她们的观点是，如果不允许妇女做公开的演讲，那么她们怎么能够去证明她们所了解的公正？
1840年，世界反奴隶制大会拒绝让几位美国的妇女代表列席会议。这一事件进一步使得更多的女性认清了整个社会上的男人们对于女性的深深的蔑视，也激发了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不懈努力的斗志。1845年，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出版了她的激情澎湃的《十九世纪的妇女》一书。这本书对当时的妇女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露茜·斯通（Lucy Stone）开始了她为争取妇女权利而进行的一系列演讲。她不停地告诉人们说，“我希望我们不仅仅为这里的奴隶们祈求平等自由，我希望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忍受痛苦的生灵祈福，尤其要为我们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努力”。她们的工作进展缓慢而又艰辛。但是她们的工作最终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她们为1851年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召开的“妇女权利大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后，由于她们的不懈努力，美国逐步推出了早期的各种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如1856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1857年的《婚姻法和离婚法》，等等。但是妇女投票选举权的获得还要等上若干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妇女才真正拥有了选举权。无论如何，从接受教育和从事职业这两个方面来看，到世纪中期，美国妇女还是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十九世纪的妇女文学

十九世纪既是妇女运动蓬勃兴起的历史时期，也是女性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经历了由早期的女性作家如安·布拉德斯特里特（Bradstreet）、芬奇（Finch）和沃尔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所建立起来的女性进行文学创作的传统之后，这个辉煌的时期又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作家。不仅仅指那些活跃在纯文学领域的女性，也包括那些活跃在政治的和准政治领域的女性，如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哈丽亚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玛丽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弗朗西斯·哈泼（Frances E. W. Harper）、佛罗伦斯·耐亭盖尔（Florence Nightingale）、以及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等。
当然，说到十九世纪的美国女性作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她们最初的创作影响仍然来源于男性文学的创作传统。她们的创作发展轨迹似乎是为了呼应和补充男性文学创作的阶段性特征。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女性文学创作经过几代女性作家的努力，到十九世纪中期，已经显现出她自身创作传统的鲜明个性了——她们的创作不仅仅有虽然默默无闻但却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的先驱，也有大量涌现出来的创作实践者。女性作家的数量在十九世纪不断增长。而且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社会变革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妇女在文学领域创作方面的发展，从而使得十九世纪出现了女性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mabokov按】以下全文转载《中华读书报》 2010年2月3日第四版慷慨撰写的一篇纪念塞林格的文章。其中引用了英美众位作家的言论。

有人“认父”，有人“弑父”

慷慨

JD·塞林格活到91岁，1月27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镇家中平静去世。

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各路媒体报道已如汪洋，除详略有不同，基本一律。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年1月1日生于纽约。学历：福吉谷军校（相当于中专）。出书：小长篇《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美国首版，1963年中国内部发行，1983年中译首版；中短篇集《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隐居：1965年后不再发表作品，同时拒绝公开露面。

英语文坛及媒体连日缅怀，作家多谢塞翁作品给予自己的文学恩泽，报刊更关注其隐修历程，基调是致敬加传奇。

或许英美两国的大报在报道时最大的不同，在于塞翁照片的选用。美报头版一般只刊用“合法的”塞林格中青年半侧像，大小多在两栏宽以内，而英国最著名的两张严肃大报——《泰晤士报》和《卫报》却在头版以半版篇幅，印出1988年拍得的同一张狗仔照片，摄影者显然藏在车内，塞林格正面对镜头，愤怒地捶击车窗。那一年，塞林格只有69岁，看上去至少要再加十岁。

照片拍摄时，他正与太太出来遛弯。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书迷和记者前往探访，而科镇千余居民志愿为邻人挡驾。外人在镇上现身，一如鬼子进村，即便不被乡民劝返，亦问不出塞家细节。

早些年有位幸运儿的成功经历，当属凤毛。美国全国公共电台（NPR）日前播出了一段采访，受访者乃今年67岁的吉姆·克拉夫切克。 1960年代末，他尚为塞林格的青年书迷，曾前往科尼什寻访偶像。他先到镇上的全功能房——邮局兼杂货店打探。“你永远也见不到他，”店员说，即便是货郎也没这个福分，他们只能把东西放在门外，然后拿个信封走人。

算克拉夫切克命好，有个退休老师给他指了路：出镇入林，沿土路穿山越岭，终于抵达他从某本塞林格传记中识得的作家房前。塞太太正站在露台上，小伙子遂上前求见。

“他要说的，都在书里说了。”塞太太答，然后呯的一声关上了门。小伙子正待离去，门复开，塞太太重回露台：“他和我离婚了。他住路对面。”

克拉夫切克终于敲响了塞林格的房门。房中人应了一声，却撂下小伙子眼巴巴站在门外。天公此时不作美——实则作美，突然间雷声大作，骤雨突至。房中人道：“你最好进来。”

小伙子走进厨房，见到作家本人。他没请他坐下，亦未上茶。两人聊了一会，谈到《麦田》，克拉夫切克问：“你想过它会这么受欢迎吗？”作家答：“真是场噩梦。”

年轻人心里头装着许多典型的书迷问题，却不曾开口。“我不想成为他写的那种伪君子。”克拉夫切克告诉NPR，于是他只和伟大的塞林格握了握手。“这是个没人见过的人。没人能见到他。可我就在他厨房里。我那会想的是，‘伙计，这是有生以来最棒的远足。’”

摘引几天来英美多位知名作家对塞林格及其文学遗产的评价如下：

■查尔斯·麦克格拉斯/《纽约时报》：

人们一度认为JD·塞林格将成为二战之后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但他抛弃了成功与奉承，成为文坛的嘉宝，以无意著名而著名。

《麦田》出版于1951年，开篇首句与马克·吐温遥相呼应，以其无礼和傲慢令美国文学耳目一新：“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楣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 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译文据施咸荣译本）

尽管并非所有人深以为然，尤其是老师和图书馆长们，但《麦田》几乎立刻成了畅销书，其叙述者和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刚被预科学校开除的少年，则成为哈克贝利·芬以来美国文学最著名的出走者。

许多评论家更欣赏《九故事》，它出版于1953年，对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和哈洛德·布罗德基等作家的成长影响巨大。书中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敏锐的社会观察、堪称完美的对话，以及对短篇小说传统结构——开始、进展和结束的老结构——之残余的彻底破坏，代之以情感的结构，故事因此可以建立在细小的情绪变化或反讽的基础上。厄普代克说，他欣赏“它们那种开放的禅宗风格，不会戛然而止的进程”。

■朱利安·巴恩斯/《观察家报》：

“你要是没看过《汤姆·莎耶历险记》那本小说，你就不会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家伙；不过，那并没有多大关系。”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开场白说的真，听得清，尽显作者之自信。在这种与读者直接、简洁、口语话的沟通中，美国小说家一向强过英国同行。《麦田里的守望者》开场（更长些，被引用也更多）一如吐温般诱人，仿佛成竹在胸。塞林格的死刺激了人们对其生平点滴经久不衰的胃口，书迷则小声嗔怪；兼及貌似严肃的花边新闻，事关其人生轨迹、艺术“发展”（抑或缺失）和未出版手稿的谜团。所有这一切，在塞林格死去之时，都与他写的一本堪称完美的杰作相关，它似乎可以长盛不衰，除非那种纠结的阶段，即所谓青春期，从人类文明中消失。

■里克·穆迪/全国公共电台：

论及马克·吐温的遗产，海明威有句名言：“我们全都出自哈克·芬的胯下。”对当代作家们而言，也可以同样表述为出自霍尔顿·考菲尔德胯下，此人乃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如果现在感受不到霍尔顿和塞林格的广泛影响，他就不可能是个美国作家。要想感知这一点，最便捷之道在于塞林格对声音的理解，霍尔顿·考菲尔德那种放纵的、口语化的、有人味儿的声音，以非常个人化的第一人称发出，堪称此后众多美国文学的模本。你可以在《灯红酒绿》（杰伊·麦金纳尼，1984）听到这声音；你可以在《小于零》（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1985）听到它；你甚至可以在《我所谓的生活》这样的电视节目中听到它。

若要我说，我和所有当代美国作家一样，也是从塞林格胯下出来的，我也觉得自己很有些敬佩他的沉默，一如我敬佩他那些已发表作品的巨大成就。如今他过世了，这沉默便更形完美。

■克里斯托弗·希金斯/《泰晤士报》：

关于塞林格的成就，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在书中几近无形。从一开篇，大卫·科波菲尔的名字就与“废话”相连，我感到自己读的就是霍尔顿·考菲尔德的作品。

读着书中那令人印象深刻、雅俗兼备的英语，那些渴望、早熟的忧伤，以及对性生活的摸索（哈克和汤姆从未被迫面对那事儿），它明显就是一个少年的作品，我几乎完全不曾留意其作者的身份。可和密西西比河上的男童在一起，你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正在读马克·吐温的书。

■马丁·艾米斯/《泰晤士报》：

我小时候和长大以后都读过他，那会儿我十几岁，后来是二十多岁。就像有人点着了火把，照亮了你的思想·……我认为他的声音非常纯粹。没人像他那样。［艾米斯承认，他近年来没再读过塞林格。］过去人们常说，就对作家第一本小说的影响而言，《麦田里的守望者》超过了其他任何作品，但它从未对他们的第二本书带来启发。

■罗伯特·麦克鲁姆/《卫报》：

令我感兴趣的是塞林格的战时经历。简而言之，1942年他以步兵入伍，D日登陆犹他滩，在法国且战且行，亲历突出部战役，且为解放纳粹集中营的先头部队一员。换言之，相较许多老兵，他的二战经历只多不少。

固以为战争回忆录写不出真实的战争。所幸有位1944年重夺欧洲的亲历者：著名文学评论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其经典之作《战时》（Wartime）的最后阐述，足以说明霍尔顿令人难忘的叙述所由何来。

“到底是什么，”福塞尔写道，“驱使前线官兵对战争不断进行口头颠覆和蔑视？不仅仅是危险、恐惧、厌倦、无常、孤独和清苦，更是深信那些乐观的宣传和修饰一直在大大歪曲他们的经历，令其难以为人所知。”对官兵而言，后方总部里的那些伪君子一直在将战争“净化和迪斯尼化”。他们知道自己的武器装备劣于德军，而且除了原子弹之外，盟军一无所长，即便美国自我标榜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亦于事无补。福塞尔写道：“前线官兵以歌曲、段子和愠怒的蔑视，表达幻灭和嘲讽，因为他们知道，后方对这些事一无所知。”

这种“愠怒的蔑视”与霍尔顿·考菲尔德相比，哪一个表达的更清晰，更强烈呢？《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关于战后青少年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但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广为人知的独特声音形成于1944-45年间的欧洲战场。

■杰伊·帕里尼/《卫报》：

像我那一代几乎所有人一样，我手捧塞林格长大。我记得15岁那年，我妈提醒我不该读一本叫《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书。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推荐了；我和大多数美国少年一样，贪婪地、晕乎乎地读它，为不服管教的霍尔顿·考菲尔德欣悦不已……20 世纪60年代末，我上大学后（再）读此书，发现它仍然引人。我看出了前一两次阅读时错失的一切。此时的我强烈感受到了霍尔顿的极不成熟，他也的确如此。他对周遭一切始终如一的（并非恭维）的判断近乎苛刻，但60年代末就是不停做出判断、发现世界与理想之差距的时代。霍尔顿有点像早期的嬉皮：厌恶伪善，追求个性独立的年轻人。

1975年，我在达特茅斯学院找到头一份工作，搬到新罕布什尔，很快就有个同事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塞林格就住在附近，在科尼什。他当时经常来达特茅斯学院的贝克图书馆，读书，看杂志，有几次我也看见他本人在桌边读书。他一般在深夜过来，呆在图书馆的地下室。有一次在我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他从我身边一掠而过，看上去又瘦削又孤僻。大家都知道他不想有人打扰，所以我也从未放胆与他搭话。

他至今犹在眼前，将老未老的样子，在夜里躬身于某本杂志，显得那么古怪。我希望他现在所居之地能多些快乐。

■米奇·艾鲍姆/《底特律自由新闻》：

有人告诉我塞林格去世的消息时，我开玩笑地问：“他们怎么知道的？”

这是个黑色幽默，略带些无礼。可我意在赞美。塞林格对保卫隐私的热情甚至高过写作，他直到91岁，都想方设法在这两个领域双双死去。

没错，小朋友们：此人是真的不想出名。

塞林格写了一本人们谈论至今的书，一本胜于他其他几部作品的书。它叫《麦田里的守望者》。你也许在青春期读过它。

如果你现在70多岁，你也许是主动读的，作为成人仪式，它告诉你青春的愤怒与骚动。

如果你现在30、40或50多岁，那你大概是上高中时读的，作为课业。

如果你20岁上下，你也许已经在语文课上学过它了，抑或下载了此书，看看那些吹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书里有句话，是霍尔顿·考菲尔德说的。他说：“人们总是为错误的东西喝彩。”

塞林格想让人们为正确的东西喝彩，为他的小说，而非他的私生活、所做的采访或是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我因此敬佩他。每次看见巴黎丝·希尔顿的新闻，或是《美国偶像》的选秀，我都更加敬佩他。

■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Twitter：

Yeah！！感谢上帝他终于死了。我他妈一直在等这一天。今晚开Party！！！

（不得不注：这是一句很讨厌的、不合时宜的评语。埃利斯1964年生于纽约，乃美国小说家，以1985年出版的《小于零》和1991年的《美国精神病》最为知名。鉴于里克·穆迪在前面特别提及塞林格对《小于零》的影响，我们简直可以认为，埃利斯先生表现出了很强的“弑父”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