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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与挣扎——《白牙》的“离散”主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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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与挣扎[*]
——《白牙》的“离散”主题分析

 

1975年出生的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堪称当今英伦最富盛名的后起之秀。她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创作并发表了三部作品：《白牙》（White Teeth，2000）、《签名收藏家》（Autograph Man，2003）、和《关于美》（On Beauty，2005）。不仅每一部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而且几乎全部赢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赞誉。《白牙》是扎迪·史密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正是凭借此部作品，作者得以成名，其影响已不仅止于英美文学界。在《白牙》面世之后不久，各种奖项便扑面而来：2000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的小说奖、2000年“惠特布莱德图书奖”最佳小说一等奖、“卫报杰出图书奖”一等奖、“共同体作家图书奖”一等奖，以及“贝蒂·特拉斯克奖”，等等。此外，《时代》杂志还把这部作品收入了《1923-2005〈时代〉百部最佳英语作品集》。可见，《白牙》已经成功跻身经典作品的殿堂。

虽然在作品的出版过程中，商业运作也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但是更为重要的当然是其自身的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牙》这部作品所反映的主题正是当今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引人关注的有关文化的融合与冲突问题。也许与其自身的身份特征有关[1]，作者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处于这一问题中心的“离散”人群。

所谓“离散”（Diaspora），通常是指某一族群中的个体或者群体在自愿或者被迫的前提下移居到自己本族群常居地之外的国家或地区。和原居住地的文化发展相比，“离散”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一方面，“离散”者（diasporas）努力保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习俗的传承；而另一方面，他们由于远离了原初的居住地和文化氛围，因而又与本族群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距离。在2004年澳门召开的“‘离散’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们对“离散”这一概念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共识，一致认为“离散”人群就是定居在别国并籍以确立其身份的那些社会团体，而他们自身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属性（Smith and Stares, 2007: 5）。以此概念为基础，本文将围绕人物对《白牙》中的“离散”主题展开论述。

一

小说主要围绕琼斯和伊克鲍这两个家庭展开。这两位1945年曾一起为英国在欧洲征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阿奇鲍尔德·琼斯是英格兰人，萨马德·伊克鲍是孟加拉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伊克鲍移民到了英国。两位好友成了邻居。琼斯在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与移民到英国不久的牙买加姑娘克拉拉结婚。而萨马德·伊克鲍经过了多年在英国的独自闯荡，也终于娶了一位同样来自孟加拉国的姑娘阿尔萨娜。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典型的“离散”者家庭模式。而伊克鲍一家则更具代表性。事实上，尽管《白牙》是以琼斯的故事开始，以琼斯的故事结束，但是整部作品的核心却是伊克鲍一家。

通常，对于“离散”者而言，当生存问题仍然是个人生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时，各种文化、宗教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往往都会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甚至似乎被人们忽略。而当生活渐趋稳定，尤其在第二代出现以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则变得越来越重要，随之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也会逐渐显露。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精神需求往往会逐渐增强，或者在经历了某次偶然的事件之后而变得异常强烈。这几乎是“离散”者人群中的一种普遍状况。伊克鲍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证。

伊克鲍有着强烈的本民族文化情结。而他的这种情结在遭遇了一次表面上的情感问题实质上的文化冲突之后变得更加清晰和强烈。伊克鲍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随着孩子们的长大，生活也渐趋稳定。而不如意的夫妻生活使得他有了再次燃烧一下激情的冲动。他邂逅了一位英格兰白人姑娘珀珮·布尔特-琼斯，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去实践婚外情给他带来的刺激。他们第一次真正的约会意味深长。珀珮特意给他带来一件礼物。然而，与他想象的浪漫完全不同，情人的礼物竟然是“一把牙刷”（Smith, 2000: 152）[†]。这令他感到错愕惊讶，同时也促使他意识到了自己民族文化情结的存在和牢固。

透过这一带有几分荒诞的细节，读者至少可以领会到这样一个信息——生活的真实其实是冷冰冰的，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温馨和浪漫。而“牙刷”在这里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代表文化差异的符号。此前，叙述者已经介绍过，像伊克鲍这样的孟加拉国移民有不刷牙的习惯。珀珮也许真的享受和伊克鲍在一起交谈的乐趣，甚至对伊克鲍本人也算真有志趣相投的好感，但是她却无法忽略伊克鲍不刷牙的陋习。她作为礼物的牙刷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提醒伊克鲍他们之间的差异；二是提出进一步交往的前提条件，即要求伊克鲍寻求以珀珮为中心的趋同。引申一步讲，珀珮以牙刷所暗示的交往条件代表了主流文化对想要获取认同的“离散”者所采取的一贯做法，即要求“离散”者寻求向主流文化的趋同。

牙刷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伊克鲍和珀珮讲的其实不是同一种语言。雷蒙德·威廉斯对“我们其实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有过如下的阐述：

当我们说“我们说的其实不是同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更具一般意义的东西：即我们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或者不同类型的评价方式；或者我们似有所悟地意识到了能力和兴趣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分布。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方都在讲着自己最熟悉的语言，但是其用法却大相径庭，尤其当涉及到一些处于争论中的强烈的情感问题抑或重大观点的时候。虽然暂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方可能会试图将它自己的语言作为“正确”的用法强加出去，但是，按照无论哪种语言学的标准，没有哪一方是“错误”的。（Williams, 1976: 11） Continue reading →

2011US国家图书奖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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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et John Ashbery was honored for his lifetime of work.

2011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各个奖项已经揭晓？

  • Jesmyn Ward描写飓风卡特林娜的小说Salvage the Bones因其犀利的卓尔不凡的比喻赢得本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
  • Nikky Finney的Head Off and Split获国家图书奖诗歌奖；
  • Thanhha Lai的Inside Out and Back Again 获青少年文学奖；
  • Stephen Greenblatt的传记The Swerve: 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获非虚构类图书奖；
  • 诗人John Ashbery获颁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The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etters）【John Ashbery已经出版了 20多部诗集，获得过一次普利策奖（ Pulitzer Prize）和一次国家图书奖。

以下是一篇来自BBC NEWS的报道：

Salvage the Bones wins US National Book Award

A novel about a Mississippi family confronting Hurricane Katrina has won the US National Book Award for fiction.

The judges praised Jesmyn Ward’s Salvage the Bones for its use of “piercing metaphor and simile”.

Nikky Finney’s Head Off and Split took the poetry prize, while Thanhha Lai’s Inside Out and Back Again won the award for young people’s literature.

Stephen Greenblatt’s The Swerve, about Latin poet Lucretius, triumphed in the non-fiction category.

Author Ward (far right) was in Mississippi with her family when Hurricane Katrina hit

In her acceptance speech, Ward said the death of her younger brother – who was hit by a drunk driver when she was in college – had inspired her to become a writer.

She said she realised life was a “feeble, unpredictable thing,” but that books were a testament of strength in the face of a punishing world.

Greenblatt, tearful in victory, noted the miracle of words in making an ancient poet such as Lucretius matter so greatly centuries later.

University of Kentucky creative writing professor Finney also gave a poetic acceptance speech for her work, which delves into African-American life.

Actor John Lithgow, the show’s host, called it “the best acceptance speech for anything that I’ve heard in my entire life”.

The winners of the awards – which are among the most prestigious in US publishing – each received $10,000 (£6,400).

The awards were hit by controversy last month when the nominees were first announced and author Lauren Myracle mistakenly appeared on the shortlist, in the young people’s literature category, for her book Shine.

The book was withdrawn after the National Book Foundation cited a “miscommunication”. It appeared Myracle’s book had been confused with Franny Billingsley’s similar-sounding novel Chime.

Shortly after, the Foundation welcomed Shine back into the category “based on its merits”, but Myracle was asked to withdraw a number of days later “to preserve the integrity of the award”, the author said.

英国左翼作家之刘易斯·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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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琼斯（Lewis Jones，1897-1939）作家，左翼政治活动家。尽管在今天，他的作品主要出现在学者专家们的案头，而并不为广大普通读者所熟知，但是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作家在英国左翼政治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稳固，不可或略的。

出生于南部威尔士的克莱德克河谷的琼斯和他同时代许多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一样，于1923-25年，就读于伦敦的中央劳动学院。学习期间，琼斯加入了大不列颠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1926年英国工人大罢工期间，琼斯因为在诺丁汉郡煤场积极从事工会活动而被拘押了三个月。 获释后的他开始担任南威尔士矿工联盟钱布里安分会主席和矿重监秤人（checkweighman），为矿工争取合法工资做出了巨大贡献。1929年，由于他不愿意和那些非工会成员一起工作，琼斯辞去了矿重监秤人的职务。此后便再也没有从事过任何正式工作。但是他的政治活动一直比较频繁，在普通党员中间特别受欢迎。但是由于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以及他对于党内生活的一些不同认识，琼斯在党内的常常遭到处分，甚至禁止他参与一些相关工作。在当时被广泛视为共产主义前线的英国全国失业工人运动中，作为威尔士的活动组织者，琼斯领导了1932、1934和1936年的失业者反饥饿游行。1939年1月27日，琼斯一天参加了30多场集会，发表演说，支持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一方。不幸的是，他的生命也随着这一天的结束而就此终结了。

刘易斯·琼斯把工人阶级的斗争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表现，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揭示这场斗争的必然性。他的小说对于他那个时代威尔士矿区生活的描述非常精彩生动，引人入胜。他对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斗争的描述客观、犀利，毫不矫饰。同时他的作品也关注到大规模的失业给社区男性带来的精神危机。南部威尔士矿工联盟主席阿瑟·霍纳（Arthur Horner）以及大不列颠共产党成员都认为琼斯将他的生活经历以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琼斯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描写威尔士矿区生活的系列小说《库玛地》（Cwmardy, 1937）和《我们活着》（We Live, 1939）。

小说《库玛地》和《我们活着》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从1890年到1936年间的工人阶级历史。这两部小说是以威尔士山谷里的一个煤矿为背景，记述了主人公罗伯茨从幼年起至西班牙牺牲止的经历，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工人作家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英雄史诗。这两部小说歌颂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精神，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向往之情。

琼斯在《库玛地》的前言中说这部小说是集体的创作，他的工人同伴进行战斗，而他只是描绘这些战斗。《库玛地》记述罗伯茨的童年时代——他幼年时在矿井里的可怕日子、矿工所遭到的欺凌压榨以及他逐渐成熟起来的反抗意识。他阅读社会主义书籍，并在腥风血雨的1910年煤矿大罢工中受到了锻炼。续篇《我们活着》自1921年罗伯茨加入共产党开始，在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议会社会主义者半途而废，只有共产党人坚持到底。工人斗争的曲折性使罗伯茨和他的妻子玛丽认识到机会主义必然导致失败，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引向胜利。玛丽是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委员，罗伯茨是失业工人的组织者。他们把爱情和家庭幸福都献给了革命事业。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后，罗伯茨被党组织派往西班牙前线，不幸牺牲在战场上，他在临死前的家书中写道：“法西斯可能杀死我……但它决不能杀死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永远也不能！我们的牺牲是创造，我们的死亡代表新生、力量和运动”。玛丽听到丈夫牺牲的噩耗后忍住悲痛继续战斗。小说最后，玛丽站在工人队伍中欢迎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士回国，街道上红旗如林，预示着工人阶级斗争的灿烂前景。这两本小说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们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工人阶级的英勇战斗精神来自他们所受的阶级苦难，来自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减轻信念。

 

参考文献：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英国左翼作家之阿尔丁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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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 1892-1962）出生于朴茨茅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小时候随父母多次迁徙。16岁时，阿尔丁顿随家人一起来到特丁顿（Teddington），开始在当地的大学学院就读。尽管阿尔丁顿觉得这段学习生涯远不如他跟随父亲及其友人所接受到的教育那么精彩纷呈，但是他由于父亲的破产而中途辍学，从而没有最终取得学位这件事对他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每每提起，同总会不由自主地为自己没有取得那个学位辩护。

阿尔丁顿打过不少零工，主要做过报纸体育版记者的助理。但是很快阿尔丁顿就觉得这样下去很难有所作为。于是就选择了更加简朴的生活方式，以便腾出时间来致力于他的诗歌创作。凭借自己的努力以及当时的伦敦文化名人布里吉特·帕特慕（Brigit Patmore）夫人的帮助，阿尔丁顿很快进入到伦敦的先锋派文人的圈子，结交了福德·玛多克斯·霍福尔（Ford Madox Hueffer）、哈罗德·门罗（Harold Monro）、叶芝（W.B. Yeats）、庞德（Ezra Pound）等一批先锋派作家。并且在庞德的引荐下，结识了后来成为其第一任妻子的著名意象派诗人H. D.（Hilda Doolittle）。

1912-1913年间，阿尔丁顿先后游历了巴黎和意大利。1916年6月，阿尔丁顿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投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他的第一部小说《英雄之死》（Death of a Hero, 1929）被认为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好的作品之一。在他的这部成名作中，阿尔丁顿根据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讲述了主人公乔治·温特伯恩的短暂一生，直到他于1918年在战争中丧命。小说共分三个部分。前面的两个部分侧重讲述了乔治·温特伯恩的青年时代以及其即将到来的婚礼。对于战前弥漫中中产阶级阶层中的轻浮放荡和自命不凡也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第三部分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在法国前线的可怕的战争场面。年轻的温特伯恩的死表明这场流血应该归罪于被虚伪的宗教、僵化的道德、罪恶的教育和庸俗的文化所统治的社会。温特伯恩的死象征着战争所造成的野蛮、愚蠢的暴行，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残酷的现实所做的孤单、软弱的反抗。以温特伯恩为代表的一代青年，以有意违背道德常规的行为来表示他们对传统和环境的不满和反叛。然而，他们的极端行为，也反映了他们的无知、任性和不负责任。他们本来以为他们所乐于高谈阔论的信念坚如磐石，然而在战争炮火的猛烈轰炸之下，他们才发现这种信念就像建立在流沙上面一样不稳定。温特伯恩的死不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之死，而是一种怯懦的逃避，而是他没有能力理解社会矛盾，没有勇气去对付这样的现实冲突的体现。

奥尔丁顿的另一本小说《人人皆为仇敌》通过主人公战争前后的经历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普遍的失望和沮丧的情绪。这种情绪弥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许多小说与诗歌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作家对现实不满、对前途绝望的典型心理。

这一时期，阿尔丁顿还创作了大量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发表于1919年的诗歌“情人”（The Lover, 1919）。将残酷的战争当作“情人”来描写，这是阿尔丁顿才华的体现，也是他深受意象派影响的一个佐证。

20世纪2、30年代，作为作家和批评家的阿尔丁顿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920-1929这10年间，阿尔丁顿或编辑或翻译，共出版发行了24部作品。这其中也包括他本人的诗集以及一部他为好友D. H. 劳伦斯撰写的传记《劳伦斯传》（D. H. Lawrence, An Indiscretion）。在随后的10年中，阿尔丁顿有陆续出版了几部短篇小说集、3首长诗、4部诗歌合集，以及若干文学批评文章。此外，他还创作发表了7部长篇小说。《卡萨诺瓦传奇》（The Romance of Casanova）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6年。

1935年，阿尔丁顿来到美国，在康尼狄克河畔一住就是10年之久。20世纪的4、50年代是阿尔丁顿所经历的最低谷。他的英雄传记《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 A Biographical Inquiry）招致一片恶评。直到1950年代末期，公众对他的不良印象才有所缓解。

1962年，阿尔丁顿接受当时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主席阿力克塞·索尔科夫（Alexei Surkov）的邀请前往苏联进行了参观访问。这段经历在他自己的记述中被认为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

 

参考文献：

Gates, Norman T., A Checklist of the Letters of Richard Aldington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7).

________, ed., Richard Aldington: an autobiography in letter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Doyle, Charles, Richard Aldington, a biograph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Drabble, Margaret,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New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85

刁绍华主编，《外国文学大词典》,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吴明明主编，《二十世纪世界名人辞典》,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汪守德编著，《世界战争小说》,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6

石云龙，王晶主编，《英语学习百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教学资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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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教学资料主要是2011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一的同学们的课堂用阅读材料两篇。分别是短篇小说Bartleby(by Melville)和The Cousins(by J. C. Oats)。请相关人等选择各自适当的时机下载（打印）阅读。记住哦：一定要在课前完成阅读！

1. Bartleby（Nov. 22）【下载地址1；下载地址2】

2. The Cousins（Dec. 27）【下载地址1；下载地址2】

注：圆括弧中的日期为课堂讨论时间。

英国左翼作家之克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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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博尔德·约瑟夫·克洛宁（Archibald Joseph Cronin, 1886-1981）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兼内科医师，其代表作有《帽商的城堡》（Hatter’s Castle）、《满天繁星》（The Stars Look Down）、《卫城记》（The Citadel）、《天路历程》（The Keys of the Kingdom）以及《绿色年代》（The Green Years）——这些作品还都被改编成了电影。他所创作的芬利医生一角被BBC改编成了连续剧《芬利医生的病例簿》在电视和广播上播出，受到广泛的欢迎。

克洛宁出生在位于邓巴顿郡卡德罗斯镇，是家里的独生子。克洛宁很早就显露了他的聪明和智慧：在邓巴顿学院学习期间，他在众多的写作比赛中拔得头筹并获得许多奖励。然而，由于来自家庭的压力，克洛宁最终选择了学医。1919年，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当年晚些时候，他以班轮上的外科医生的身份随船去印度旅行。此后，他继续努力学习，并于1923年获得了公共健康学历证书。次年，他获得了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MRCP）的资格。1925年，他凭着论文《动脉瘤史》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洛宁作为战地医生在海军服役，并被授予中尉军衔。战争结束后，他转到地方行医。1924年，他被任命为大英帝国煤矿医学督查。1930年，他因为自己的健康原因而弃医从文。于是，英国的历史上少了一位著名的医生，多了一名著名的作家。    克洛宁的写作速度惊人，由于提前对情节的细节有了详细的计划，他平均每天能够写5000字。除了小说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小故事和散文在多国出版。

他的许多作品都很畅销，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精湛的写作技巧、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准确贴切的描述。尽管作品主题多涉及到人们的社会良知之类的严肃的社会话题，但其中却不乏多彩的人物以及诙谐的对话。他的一些作品取材于他的从医生涯，将现实、浪漫以及社会批评很好的融为一体。克洛宁在作品中塑造了为普通民众伸张正义的理想的英雄人物形象，借此审视个人与社会间的道德冲突。他的早期作品《满天繁星》（The Stars Look Down）记录了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矿区的罪恶，以及一位野心勃勃的煤矿主如何可以平步青云，成为国会议员。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文主义精神持续激励着后人。作品也被改编成电影、音乐剧等而广受好评。

《卫城记》通过讲述了一位煤炭公司的医生试图在科学求实和社会责任两方面寻求平衡，揭露了当时医疗活动中的不公以及医生的不称职。该小说的发表促进了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作品发表后，克洛宁在医学领域树敌颇多，许多医学专家们甚至一致抵制《卫城记》。但该作品一经出版就迅速成为畅销书，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它使得公众看到了医疗系统内普遍存在的腐败堕落，并为以后的改革埋下伏笔。

也许是因为其家庭有着复杂而又浓重的宗教色彩，克洛宁的许多小说都涉及到宗教主题。其实，他在求学和行医期间一直忽略宗教的影响，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位不可知论者。但在30多岁时，他又重新意识到了宗教的意义，并将他的新的认识呈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由于他的作品在美国颇受好评，1939年，克洛宁全家搬往美国。1945年，克洛宁举家返回英国。仅仅一年之后，于1946年又回到了美国。直到1957年，才又叶落归根，回到欧洲，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25年时光。他笔耕不辍，一直到80多岁，还在坚持创作。

1981年1月6日，克洛宁在瑞士去世。他的许多著作，包括出版以及未出版的文学手稿、草稿、书信、上学时的练习册、散文、实验室的书籍以及他的博士论文被分别保存在苏格兰国家图书馆以及田纳西大学的哈里·兰莎姆中心。

 

参考文献：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