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Win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The 2008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has been awarded to the
French novelist 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以下是他的相关资料【资料来源：维基】：

His family emigrated from Brittany to the Île de France — today’s Mauritius —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island came under British rule in 1810, settlers being allowed to retain their property and the use of the French language while claiming the British nationality. The family lived for a time in Africa where his father served as a surgeon in the British army. His mother was a deaf mut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family was separated, his father being unable to join his wife and children in Nice where Le Clézio studied at the Collège littéraire universitaire. After graduation, 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a teacher.

A great traveler, J.M.G. Le Clézio has been writing since age seven or eight. After majoring in French literature, he became famous at 23 with his first novel, Le Procès-Verbal (The Deposition), which was shortlisted for the Prix Goncourt and for which he was awarded the Prix Renaudot in 1963.

Since then he has published about thirty books, including short stories, novels, essays, two translations on the subject of Indian mythology, countless prefaces and reviews as well as a few contributions to collective publications.

His writing career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main periods:

• From 1963 to 1975, Le Clézio explored themes like insanity, language, writing, devoting himself to formal experimentation in the wake of such contemporaries as Georges Perec or Michel Butor. Le Clézio’s public image was that of an innovator and a rebel, drawing praise from Michel Foucault and Gilles Deleuze.

• In the late 1970s, Le Clézio’s style underwent a drastic change; he abandoned experimentation and the mood of his novels became less tormented as he broached themes like childhood, adolescence or traveling, attracting a broader, more popular audience. In 1980, Le Clézio was the first winner of the newly created Prix Paul Morand, awarded to Désert by the Académie française.

In 1994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French literary magazine Lire showed that 13% of the readers considered him to be the greatest living French language writer.

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2008, the first French novelist to receive it since Gao Xingjian in 2000 and Claude Simon in 1985.

1. 多蕾丝·莱辛曾经表示，和实事求是、忠实于细节的回忆录相比，“小说更适合讲述真实”。莱辛的这一观点非常忠实地体现在了她的半自传体的小说之中。这部作品与她近期的其他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是一部一半的回忆录加一半的小说构成的作品。这部2008年的莱辛新作的标题是《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丽》（Alfred & Emily）。作品的第一部分粗略而富有想象力地描述了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话，她的父母的生活可能会出现的状况。而令人潸然泪下的第二部分则记述了她的父母的真实生活，以及战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破坏、给他们的心灵留下的创伤……

2. 旧金山歌剧院要上演谭恩美的歌剧《接骨师的女儿》（The Bonesetter’s Daughter）了。这部歌剧是根据谭恩美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谭恩美本人出任这部歌剧的编剧。为此，她还专门接受了《纽约时报》一次专访。

3.

左边这位先生的名字叫做詹姆斯·沃德（James Wood）。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小说的功能》（How Fiction Works）。书中不仅仅探讨了有关小说的一些基本问题，同时也探讨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及其作品，不仅仅有沃德本人钟爱的作家如亨利·詹姆斯和古斯塔夫·福楼拜等，也有一批当代的作家进入了研究视野。……我看，文学的学习者和爱好者们应该看看。我想我很快就会拥有一本原版啦，呵呵。

4.

左边的这位叫做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知道吧？你至少肯定知道他的《1984》。右边的这位叫做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不太熟悉？有一部电影叫做《风雨故园情》的，就是根据他的同名小说（Brideshead Revisited）改编的。现在有一位研究他们的名叫大卫·勒贝多夫（David Lebedoff）专家的出了一本书，说奥威尔=沃。可我们看到的这两个人，其实处处显示出的是对立。那么勒贝多夫为什么说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呢？看看这本书吧：《两个一样的人》（THE SAME MAN: George Orwell and Evelyn Waugh in Love and War）

初次看到《论摄影》，以为是一本阐释摄影学理论的专著；开始阅读之后，发现并非如此，它是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从文化意义上论述摄影与现实世界关系的文集。书中没有一条摄影专业术语，字里行间却透出作者对摄影无所不在于现代社会所产生的美学与道德问题的洞若观火的审视，以及对摄影本质清醒透彻的认识。桑塔格最初是

以一篇篇长文的形式，在上世纪70年代将它们发表在《纽约书评》上，可见它们的读者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作家和文化人；然而，在数码影像高度发达，数码摄影为普通人熟练掌握的今天，《论摄影》这本书的读者范围已不限于此。只要是对摄影感兴趣的人，都不妨来读读本书。尤其是书中第六篇《影像世界》，有相当的篇幅是透过当年中国人对意大利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的批判，来解读“文革”期间中国人的摄影观。从阅读该篇入手，倒也饶有兴味。

　　桑塔格的论述往往一针见血。在《影像世界》中，她就直奔主题：“摄影对我们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既生产陈腔滥调（陈腔滥调的法语原文既有措辞陈腐之意，又有照相负片之意），又提供‘新鲜’观点。”在桑塔格的剖析中，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把过去的大部分都简单地判定是坏的，习惯于非此即彼的道德评判。因而，西方人观念中历史的复杂性、艺术的多元性，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无法理解。

　　这种观点，也许有偏颇之处。不过，考虑到桑塔格中国论述的时代背景，就不能不承认它有相当的合理性。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们的思维习惯普遍地被塑造成非好即坏的定式。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就是在那时应邀访华的。然而，他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遭到当时全国上下的口诛笔伐。为什么？因为安东尼奥尼偏离了当时我们希望他拍摄的主题，这当然会遭到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谴责。

　　诚然，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多少有一点文化上的神秘感甚至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但是，回过头看，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与当年国人对它的猛烈批判，更多反映的是文化观、摄影观上的不同。正如桑塔格所说：“对我们来说摄影是与不延续的观看方式（其要点恰恰是通过一部分——一个引人注意的细节，一种瞩目的裁切方式——来观看整体）——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中国，摄影只与延续性联系在一起。”

　　桑塔格的中国论述只是《论摄影》中的一部分。该书所探讨的话题，还有摄影是不是艺术、摄影与道德、摄影与绘画、摄影的捕食性与侵略性、摄影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等等。作者以一种抽丝剥茧般的严密论述，手术刀似的冷静锋利，甚至是犀利的反讽，指向问题的本质。比如，论述摄影与道德的关系 ——“照片不会制造道德立场，但可以强化道德立场——且可以帮助建立刚开始形成的道德立场”；分析摄影与绘画的区别——“画家建构，摄影师披露”；表达摄影对美化世界的重要性时的反讽——“相机在美化世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成功，使得照片而非世界变成了美的标准”。诸如此类对摄影本质一语中的剖析，让我们读之常常痛快淋漓，恍然大悟。

　《论摄影》，［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9月17日】

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上周获得了2008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杰出文学贡献奖。

　　最早将贝克特和品特介绍给美国读者的著名出版商巴尼·罗塞特（Barney Rosset），获得了另一项终身成就奖——杰出文学服务奖。颁奖典礼将于11月19日在纽约举行。

　　汤女士的作品，多以中国移民或移民后代的视角，描写他们在异国的奋斗历程。其成名作《中国佬》（China Men，1980）曾于 1981年获颁国家图书奖的小说奖，另一部回忆录《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6）亦为她赢得了全国书评家协会的非小说奖。这两本书在中国国内均有出版。

1940年10月27日,汤亭亭生于加州斯托克顿，在父母的八子女中行三，却是他们在美国的头生。她自小取英文名玛克辛·汤（Maxine Hong）———“玛克辛”出自当时一个以好运出名的金发赌徒。妈妈朱英兰（Ying Lan Chew）是助产士，爸爸汤姆·汤（Tom Hong）于1925年由广东来到美国，先在洗衣店打工，后来自己开店。1962年，汤亭亭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同年嫁与同班同学、演员厄尔·金斯顿，两年后生子约瑟夫·劳伦斯·中美（Joseph Lawrence Chung Mei）。2003年3月，汤女士曾在首都华盛顿被捕，原因是她参加反对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游行，并冲入警方设置的封锁线。

汤亭亭“回乡”

　　在格林伍德出版社2001年版的《汤亭亭评论参考》（Maxine Hong Kingston:A Critical Companion）一书的扉页上，印有她手扶一大册《最新汉英大辞典》的整页照片，但据说她的中文水平有限。

　　尽管曾在作品中无数次描写和想像过中国，但直到1984年10月，汤亭亭才首次到访了父母的祖国。此前，她一直在努力接近中国内陆，甚至曾通过香港参加深圳一日游的活动。而1984年美国作家访问团的成员，据《汤亭亭评论参考》一书所述，还有大诗人艾伦·金斯堡、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以及《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给汤亭亭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此前多年，她曾在杂志上撰文，如此形容中国对她的重大意义：“我害怕中国根本不存在，是我一直在创造着它。”

　　她更害怕一个实在的、与梦境不同的中国，会将自己以往的想像和文字尽数摧毁。但她收获的只有惊喜：“我想像的多么好啊。”她的母亲英兰一度担心女儿在中国遭遇不测，想不到此次访问如此成功。汤亭亭在中国成了名人，风头盖过了所有同行的、在美国比她名气更大的作家。索尔兹伯里回忆，在汤亭亭父母的老家，广东省新会县的古井，村子里几乎每个人都声称是她的亲戚。当地的作家们用豪华的酒席款待她，还把镇上最新的旅馆里最好的房间留给她。

　　当时的中国报刊也对汤亭亭的到访多有报道。1985年第5期的《新观察》刊出特写，报道汤亭亭多次用“回家”形容她的访华旅程。在北京郊区看到公路两边晒着麦子时，她说自己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父母在加州也会把家里的食品放到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晾晒。

　　在广东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对中国的印象时，汤亭亭说：“我的印象都是好的，比我在任何梦境中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好。我寄回美国的明信片是这样写的：我在这里到处遇见天使。”（《译海》，1985年第2期）

此前曾经在这里公布过今年布克奖的提名名单，同时预告了9月9日进入布克奖最后角逐的名单会公布。以下就是参与角逐今年布克奖的6部作品以及他们的作者：

1. “The White Tiger” by Mr. Adiga
2. “The Secret Scripture” by Sebastian Barry
3. “Sea of Poppies” by Amitav Ghosh
4. “The Clothes on Their Backs,” by Linda Grant
5. “The Northern Clemency” by Philip Hensher
6. “A Fraction of the Whole,” by Mr. Toltz

今年进入最后名单的作家来自印度、英国、澳大利亚、和爱尔兰。还有两位是初登文坛的新人：阿拉文德·阿迪加（ Aravind Adiga）和史蒂夫·托尔兹（Steve Toltz）。

有意思的是，那几位入选了初选名单，这次被排除出最后角逐名单的作家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更多的关注。尤其是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弗洛伦萨的女妖》（“The Enchantress of Florence”）的落选既令英国的批评家们感到震惊，又令他们感到非常开心。甚至于本年度布克奖的评委会主席也不得不就此事做了郑重的解释。

布克奖的评选只面向不列颠联邦成员及爱尔兰共和国。获奖者将会获得71,000英镑的奖金。最后的布克奖获奖名单将会在10月14日公布。

虽然在写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之前，劳伦斯已以《彩虹》、《恋爱中的妇女》、《儿子与情人》等作品享有了相当名声，可是，眼下的这部书，仍然叫出版商、朋友甚至劳伦斯自己感到为难。最后，劳伦斯只好自己在异国去私自出版，出版后又自己发售。当然，正因为这种形式，也最早地、毋需官方认可地将这部注定要引起轩然大波的作品推向了社会。

1926年，劳伦斯便开始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写作，并在不算长的时间，完成了第一稿。当时，他已经在试图联系出版了，可很快，他便打消了这样的想法。他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在致某位出版界人士的信中，他开始了预先的辩解：

　 “关于我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现在我真是左右为难，世人将会认为这部小说是不正派的。可你知道它并非不正派。我始终苦心孤诣地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使人们在提到性关系时，应感到是正当和珍贵的，而不是羞愧。这部小说是我在这一方面所做的进一步努力。在我看来，性是美好的、温柔的，但又如赤裸着的人那样脆弱。”

劳伦斯仍在不停地调整着这部作品，第二稿、第三稿……可即使这样，在现实社会中，他仍然由于这部作品而招致麻烦，他甚至找不到为他服务的打字员。劳伦斯当时住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最先他找到当地一位愿意替他打字的女子，可在打到第五章时，这位女子不干了，将稿子退了回来，说她不能再打下去，因为作品内容太污秽、肮脏……

面对这样的反应和自己的心理预期，劳伦斯一度不想出版这部作品，可是，一方面由于经济压力，一方面基于他倔强的性格，在1927年 11月时，劳伦斯开始试图私下印制《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了。由于自己的心理预感，他暂时不指望在英语世界的英国或美国谋求出版，而打算在意大利将它印出来。原因除去佛罗伦萨的印刷很便宜，还有身处异地，起码不至于在印刷时便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按劳伦斯当时的打算，自己私下印制，第一次印刷上700部，每册定价两个畿尼（当时每畿尼相当21先令），这样下来，就会赚到 600到7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不久，对此书销售的估计和自己经济拮据的压迫，劳伦斯又想提高印数——1000部。按照先前定价，他就可以赚到1000英镑。为了能够为读者接受，他甚至一度打算将这部作品名字改为《柔情蜜意》或《约翰·托马斯和简夫人》，因为这样看起来没有《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那样刺眼。

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交付出版商之前，劳伦斯让几位友人读了这部书稿。反应不一，有强烈反差。一些朋友认为这部书不错，说他们“ 非常喜欢这本书”；一位女士在读到这部小说后却“大发雷霆”——道德上的愤怒。这反应使劳伦斯感到有趣起来。他给另一位还未读到此书的友人说：“我希望你不会讨厌这部小说——尽管你很可能不喜欢它。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一颗小小的炸弹。”

劳伦斯终于要将这炸弹引爆了。交出书稿几天之后，劳伦斯便致函美国诗人威特·宾纳。他们两人曾经一起去墨西哥旅行过。在信中，劳伦斯希望他能够为此书做一些销售工作。在给另一位住在纽约的汉密尔顿·埃姆斯夫人的信里，劳伦斯也希望她能帮助销售这部作品：“这是一部温柔的，生殖器的小说。现在你结婚了，自然会理解它的。由于世俗的公众容不得对生殖器的描写，我只得在这里出版这部小说。如果你不嫌麻烦，请把那些订单散发给那些愿意购买这部小说的人们。我认为这部小说是值得一买的。”在给他在美国的文学代理人柯蒂斯·布朗的信中，劳伦斯写的直捷得多：“我真希望这部小说能卖出一千册，或者卖出去大部分，否则我就会破产。我想直接把书给购买者寄去。我准备给你寄上一些订单，你能否为我找一些订购者？只要他们寄来两英镑，我就会把书寄给他们。”当然，更多的订单寄往了英国，这毕竟是劳伦斯的祖国。尽管他知道这颗“炸弹”的威力，可这里也可能有更多的知音。

劳伦斯所寻找的佛罗伦萨这家印刷厂，恰好印刷商和印刷厂都没有人懂得英文。在劳伦斯看来，这倒成了自己的“福气”。这家印刷厂全部手工操作，排字很仔细，用的也是一种精致的手工制作的意大利纸张，所以，印出的书效果十分吸引人。劳伦斯自己为这部小说设计封面：下部是火焰飞扬的红色底子，中间一只黑色的凤凰图案，颇有“凤凰涅槃”的味道。这个图案，后来正式出版的企鹅版封面也沿用了下来。

很快，劳伦斯的努力得到回报。先是他的祖国——英国——寄来了多份小说订单，然后是美国，订单也在逐渐寄回。这边，劳伦斯在紧张地校对清样。4月、5月、6月……到了28日这一天，这部注定要引发大震动的书——《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按照劳伦斯自己坚持的书名出版了。

在劳伦斯祖国的英国，当时人们观念还相当保守，所以，帮助他推销该书的朋友，是冒着被判高额罚款的危险来工作的。一位英国的朋友后来回忆说，劳伦斯当时给他们的宣传词为：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是“二十世纪光荣的象征。”这也许是激发他们甘冒风险的缘由之一。很快，英国的读者产生了反应。接到友人告知消息的电报，劳伦斯既紧张又兴奋：这部小说像一颗炸弹，在我大多数英国朋友中间爆炸开来，他们现在仍忍受着弹震症的痛苦。“我感到我已扔出去一颗炸弹，来轰炸他们虚伪的性感和虚伪性……”

不过，一部分寄往美国的邮件被扣住了。可一切已经无法阻拦。书十分好销，劳伦斯加印200册来应付，其余的，就只能看着盗印本横行市场，借此大赚其钱了。第一批书寄到美国不到一个月，偷印本便出来了。由于偷印本仿制水平很高，连书店老板都辨认不出，并且售价高于原版：十五元，而原版价仅十元。很快，第二种、第三种……盗印本在纽约出现了。很快，伦敦和巴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盗印本出笼了，售价高达每本三英镑或两英镑。

巴黎一家书店，一口气自印了1500册，充斥市场。劳伦斯找来一本看看，只能苦笑，因为盗印本还很认真地将原版中的一些错误给改正了。可这本印制很不错的书没有给劳伦斯带来任何效益。它批发给书店是每本100法郎，卖给读者成了300、400甚至500法郎。这些欧洲的盗印者甚至向劳伦斯提出建议，希望能够给他们授权，承认他们的印本。这样，劳伦斯就可以在盗印本中，抽取一些版税。本来，劳伦斯几乎都同意了这项建议，可自尊心最后阻止了他。他只能决意在法国出一种自己认可的版本。自己祖国——英国的发行家，劝劳伦斯将该书加以删改，出一个“洁本”，并答应给他丰厚的报酬，可劳伦斯无法接受，他认为，那样“就等于用剪刀裁剪我自己的鼻子。书流血了。”

可不管怎么说，劳伦斯以私印、自售的方式推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现在看来仍然是处理得当的一件事。如人们所知，该书后来被查禁多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全本（其间有删节本印出），已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当初倘若劳伦斯不采取私印，自售方式，那么，他在有生之年（书出版两年之后的 1930年2月，这位极具才华的作家病逝），决然见不到这部作品问世。之后，一切事情决难预料。也许，他的手稿会随时湮灭；那么，一部注定要引起公众兴趣，法庭辩论，文学界长期讨论的著述，就可能永久在黑暗中沉没。最起码，会推迟数十年问世。这种结果，或许作者本人已有预感，所以，采取非正常手段及时推出它，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它也达到了使劳伦斯摆脱困窘的目的。尽管后来盗印本从中吮吸了作者大量的心血，可一千多部印本仍然为他赚了一千多英镑。这个数目，在当时是相当大的。这使很长一段时间内，劳伦斯可以自足地对朋友说：“所以我现在不愁没钱用了。 ”

在今天看来，劳伦斯产生最大影响的作品，依然是这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这部作品，在多个国家，在相当长时间，被禁止出版。在作者家乡本土的英国，这部书甚至被推上法庭。以该书出版八十年后的今天眼光看，《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还是如作者自己认识的：“是正当和珍贵的”，即使在性的描写上，它也是“温柔、敏感”，甚至是诚挚的。从这些方面去认识，当年劳伦斯以私印、自售的方式发行此书，可以说意义非常。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9月3日。原文标题为“劳伦斯私印、自售《查太莱夫人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