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比”与麦尔维尔的左派激进主义思想

【这篇文章提供了又一种解读赫尔曼·麦尔维尔小说“巴特比”的视角。至少,将麦尔维尔与左派激进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一提法是新的。期待方家指正。该文已在《外国语文》(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2013年6月第三期上发表。】

“巴特比”与麦尔维尔的左派激进主义思想 (“Bartleby” and Melville’s Left Radicalism)

作者:马红旗 吴艳虹

引言

有关麦尔维尔的经典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以下简称“巴特比”)的研究在西方历久不衰、成果丰硕。批评家兹洛噶尔对西方“巴特比”研究做过非常全面而又精辟的概括。根据兹洛噶尔的综述,对巴特比的解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巴特比代表着不愿意迎合大众商业小说的作家,是作家麦尔维尔在小说中的再现;第二,巴特比是被“异化”的工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表示强烈不满;第三,巴特比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把自己与这令人难以理解的“正常”社会隔绝开来;第四,巴特比是基督的化身,表明反对基督教教义中为了显示对主的忠诚而过分的慈善[1]502-529。相比之下,我国“巴特比”研究的成果极少。迄今为止,仅有大约10篇论文出现在各类刊物上,主要观点也不外乎上述几个方面。

尽管不乏运用马克思主义异化论观点的解读,但是还未曾有旗帜鲜明地指出麦尔维尔的左派激进主义立场的论述。因此,笔者试图对已有的有关异化问题的讨论做进一步的拓展,将着眼点放在麦尔维尔在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左派激进主义思想方面。通过对作家在作品中处理历史事件的独特方式的分析,以及细致的文本解读,指出麦尔维尔在“巴特比”中的左派激进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一、不仅仅是“一个华尔街的故事”

产生“巴特比”的时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代。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仅仅经过数十年的时间便完成了飞跃式的发展。发表于1853年的短篇小说“巴特比”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那一时期的社会影响,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发生在19世纪4、50年代的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也在小说中得到再现。而麦尔维尔在作品中对这些事件的顺序安排却非同寻常。 Continue reading

小人物的大爱世界——读任晓雯《阳台上》

王飞同学悟性颇高。读完@任晓雯的小说集《阳台上》后,草草写下了以下感受。虽然比较初略,但对作品的感受还是比较到位的:抓住了《阳台上》引人入胜之处。与同好者分享:

小人物的大爱世界——读任晓雯《阳台上》

(王飞)

阳台上有很多书打动你不是因为它有着华丽的外表和页面设计,也不是因为内容多么地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更不是因为你从中能得到多么丰富的人生大哲理,而仅仅可能只是因为简单的文字,朴实的人物,似真而又掺以虚构的情节,读着这样的书,你会发现好像你是在读自己身边熟悉的人的故事,有时候,也许是你自己曾经的故事。青年作家任晓雯的《阳台上》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水墨画般淡雅的封皮,简洁明了的标题,没有浮夸的语言,没有刻意雕饰的情节,但就是那么能抓住你,好像一杯白酒,看似清淡如水,一饮而尽却会有一种被灼伤的感觉,令人印象深刻。

这部小说集的开篇是《阳台上》,一个关于拆迁的故事。主人公张英雄的父亲因为一次拆迁的赔偿问题被活活气死,为了给父亲报仇,张英雄盯上了拆迁项目的负责人陆志强,想要伺机报复,但在这个报复计划酝酿的过程中,张英雄偷窥到了陆志强的白痴女儿陆姗姗,他的报复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小说的开始,弥漫着一股令人感到窒息的沉闷气氛,“空气中有股烂纸头的味道。一只死老鼠,被车轮碾成一摊浅灰的皮,粘在路中央”。正如这过街被碾碎的老鼠,主人公张英雄就是一个容易被社会忽视的小人物,他学历不高,性格懦弱,没有工作,在人群中绝对是属于不起眼的那一型。作者有意把他叫做“英雄”,一方面是表现他父母对他的期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暗讽,张英雄不是英雄,而只是一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

拆迁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些与体制抗争的最牛钉子户其实只不过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聊资而已,谈不上有多么了解这些拆迁户的世界。而《阳台上》选择了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但作者并不是为了在纸上传达愤怒和惨烈,而是认为“文学关注具体的人,它对体制的不苟同,对社会问题的介入,也应该站在人的立场”。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在《阳台上》虽然看到了愤怒,看到了悲伤,看到了底层小人物的无奈与心酸,但却发现这些都不是文章想要表达的重点。当故事开篇张英雄怀揣着折叠刀,鬼祟地跟踪陆姗姗的时候,我们在猜想也许接下来是一场血腥的报复。然而,随着张英雄对陆志强和陆姗姗的偷窥,这个小人物发现了其实他眼里所谓的报复对象,也只不过是一位可怜的父亲和他可怜的女儿而已。因为智力缺陷,陆姗姗经常受到别人的鄙视,甚至她的未婚夫也只是为了她父亲所能提供的财产才愿意娶她为妻,但就是这样一个活在自己世界中的女孩,却慢慢消融了张英雄内心的仇恨和愤怒。当故事结尾,我们都以为张英雄要对陆姗姗下手的时候,他只是紧紧地抱住了这个姑娘,然后将她放走,当陆姗姗“消失在一片金色之中”时,故事也画上了句号,但余留给我们的震撼,却久久不能消散。同样渴望爱,缺乏爱的两个小人物,在彼此的身上感受到了爱的能量,它可以消除偏见,战胜仇恨,就像作者说的,“仇恨从来就不是解药——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文学中”。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爱好像已经成为了稀缺品,网络鼓吹着“高富帅”、“白富美”,而现实生活中,物质和感情的较量也时时在上演。《冬天里》就是一个关于家庭、爱情、亲情和物质的故事。和张英雄一样,主人公张大民同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和妻子钱秀娟结婚多年,在家庭出现经济困难前,一家人也曾有过快乐幸福的日子。但在经济的压力面前,夫妻俩却越出现了无法弥补的沟壑,妻子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最后在家庭和物质的选择题中,她选择了后者。而那个深爱着妻子和家庭的男人,找了各种发泄的途径,却还是无法逃脱对自己妻子的爱,只能在冰冷的冬天面对感情逝去的现实。有人常说,夫妻可以同甘,但不能共苦,这种说法其实太过极端,但未必不够真实。《冬天里》将视角转向了一对平民夫妻,但却同时表现出了人在面对物质和诱惑时的脆弱和可悲,但在叹息这些小人物的可悲之余,你又会发现其实感情一直都在,就算是受到现实的打压和摧残,我们还是能感受到那一丝丝令人痛心的爱在苦苦挣扎。张大民最后没有背叛妻子,却误将那个年轻的女孩当成了自己的妻子,也许妻子的背叛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许他曾经想过报复,但最后那一刻对爱情和家庭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爱的希望,也引发了我们对现实的思考。

青年作家任晓雯

和《冬天里》的张大民一样,《枪声如雨》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小人物—王飞超。初读这篇小说,会勾起我们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的回忆,但主人公王飞超不是亨伯特,而那年轻的女网友也不是洛丽塔。有的人在面对痛苦的过去时,选择逃避,伪装坚强,而有些人,希望别人能够倾听他们的内心,帮助他们走出过去。王飞超就是一个被困在一段恐怖的回忆中走不出来的中年男子,和他有着同样经历的妻子则选择逃避,用伪装的坚强来拒绝过去,甚至抵触倾听丈夫的内心。和妻子之间的缺乏沟通,让王飞超开始寻求肉体刺激的解决途径,他约会女网友,却等来了为了报复前男友而放纵自己的年轻女孩。两颗寂寞的心仿佛找到了沟通的枢纽,没有肉体的交易,有的只是彼此的倾诉和聆听。在现代的社会,我们经常会被寂寞所束缚,科技是更发达了,一个电话,一封email,我们马上就能联系到彼此,但奇怪的是,我们的假面具越来越紧,好像脱不下来了,太多的警惕和顾虑,让我们暗自将彼此越推越远,有时甚至是最亲密的朋友,也害怕将自己的伤口掀开给他们看,因为我们越来越怕受伤。而故事中,毫不知根知底的两个陌生人,在受到最亲密的人的伤害后,竟然愿意把自己最真实的,甚至是丑陋的内心世界展示给彼此,因为他们同样缺乏爱,缺乏关注。我们很多人也一样,在追逐名和利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觉得很累,而有时候,你发现你的世界是寂寞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停下他的脚步,来问你为什么很累。沟通和爱是我们不能缺少的,无论是在文学世界里,还是在你我的生活之中。

小人物的爱也有很多种,而亲情大概是最持久的一种。从张英雄的为父报仇,到张大民对妻子的坚守,再到《飞毯》中的薛文锋为了家人铤而走险,命丧黄泉的悲哀,小人物的爱让我们动容,而又心酸。任晓雯笔下的小人物,虽然是虚构,但却让你觉得真实。他们没有良好的出身,没有优秀的教育背景,他们能做的,只是父辈传下来的劳力活,但他们对家庭的承诺,对亲人的关爱,却是那么实实在在,触动人心。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谴责那些违法之徒,因为他们危害了社会,像《飞毯》里的毛头薛文锋,但从未想过,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了这样的社会害虫角色。薛文锋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过错,他的初衷是为了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但体制的不完善,剥夺了他的生存之道,才迫使他走上了不可回头的路。故事的结尾,薛文锋智力低下的妹妹薛文瑛仿佛是预知到了哥哥的死亡,她相信童话世界中那有魔力的飞毯,认为是因为没有飞毯,所以哥哥没法回家,所以她的自杀,可能是想坐着飞毯去找她的哥哥。在这些小人物的眼里,飞毯代表了可以往上飞的梦想,但飞毯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所以他们的愿望,也变成了卑微的、不可能实现的童话幻想,当童话的面罩被现实狠狠掀开的时刻,小人物们的梦想,也会像彩色泡泡般破灭。

《乐鹏程二三事》以文革为时代背景,凸显了传统体制和理念对人性的压抑和残害。主人公乐鹏程的父母,在望子成龙观念的驱使下,对儿子乐鹏程采取打骂结合的教育方式,对于儿子在青春期出现的身体特征,也看做是淫秽下流的勾当,甚至于在夫妇俩被一次车祸夺去生命的前一刻,他们还在讨论如何加强对儿子的管教问题。而乐鹏程、吴英和吴小妮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同样也逃脱不了旧的体制观念的束缚和残害。身体的欲求在传统观念中被当做是肮脏下流的,甚至于乐鹏程在体育课上的生理反应也沦落为同学们的笑柄。而文革期间吴英从害羞女生转为泼辣的造反派,甚至以自己的权力逼迫乐鹏程与之发生性关系,她的思想已经被体制观念所扭曲,变得残忍而又可悲。而长相出众的吴小妮,乐鹏程的暗恋对象,却因为追求者众多,在文革期间被冠以淫妇的名号,不得不选择上吊自杀。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似乎已经变成传统思想观念的傀儡,人性和欲望都被压抑甚至是摧残,而作家通过一个贾宝玉一般的男性角色的成长经历,表现出了那样的一种的残害和压迫,让我们看到了扭曲人性的可悲。

任晓雯的小说仿佛有那么一股魔力,虽然有些故事看起来是那么荒诞,但总是能让你一口气读完,然后发现自己胸口发闷,好像有什么东西悄悄钻了进去,有些温热,但又觉得刺痛。《我是鱼》是这部小说集中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一篇,荒诞的情节,但又夹杂着真实的叙述场景,在里面,一个名叫艾娃的女孩在父亲出海逝世后,母亲的保护将她与大海隔绝,但一次偶然,她接触到了大海,发现了自己与常人的不同,她喜欢在水底下的生活,觉得自己是条鱼,而大海才是她的真正归宿。但她的独特却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不幸,她被亲人当成谋取利益的工具,被科学家当成研究的怪物,甚至被卖给海洋馆,被强迫扮成美人鱼供游客观赏取乐。我们读到的是,是冰冷的买卖,是无情的强迫,是讥讽的嘲笑,而艾娃对大海的渴望,是对自由的向往,只有在那片蔚蓝的世界里,她才能躲开人类无情的剥夺和利用,找到真实的自己。当她在海洋馆被虐待时,同样有着悲惨身世的小人物阿莫将她救出,面容丑陋的阿莫,却是唯一真心喜欢着艾娃的人,读到他拖着跛脚,奋力将艾娃救出的那一幕,我仿佛看到了钟楼上的伽西莫多和他心爱的爱丝美拉达在奔跑,向着自由的,没有歧视的国度奔跑。艾娃最后选择了投入搁浅的鲸鱼的大口,仿佛那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因为那没有丑陋的人性,只有金色的海面和温暖的阳光。在现代都市的压抑下,我们会渴望自由,渴望逃脱掉那些肮脏的人性黑暗面,但往往我们找不到属于我们的海洋,因为我们放不下那些外在的牵绊,我们甚至有时也在扮演那些我们所憎恶的角色,成为去讥笑艾娃的围观群众,却不知,我们自己心里,也藏着一个小艾娃。

死亡是这部小说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阳间》里的死亡,似乎在暗示着因果报应的道德谴责。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让读者参与到她的故事之中,讲诉了一次的意外,给两家人带来的报应性的惩罚。取题“阳间”,可开篇却在铺垫主人公“我”是如何地惧怕鬼。这样的反差让小说更增诡异的色彩。其实作者笔下的那些游荡在阳间的鬼,象征的是人们内心的负罪感带来的恐惧。两个中年男人为了逃避车祸的责任,将被撞女孩丢弃到了河里,之后,他们的孩子、妻子都相继惨遭不测,最后结局发现,讲诉这个故事的“我”,其中一个男人的女儿,也已经是一个鬼魂,她在讲的,其实就是她自己的故事。评论家苏小和认为,这篇“小说的结构,有一种后现代的均衡感,而在想象力的维度上,却又沿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荒诞。”这样的一个结合,虽说言诉的是因果循环的道德观,倒也是这个故事叙述的特色之一。

任晓雯笔下的小人物,不仅仅是在展示他们的困苦潦倒,更多的,是想带领我们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去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在《我爱莎莎》中,她描写了一个智障儿童的自我世界。在真实的世界中,他得不到家人真正的爱,还会受到幼儿园其他小朋友的欺凌,然而他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有一个叫莎莎的女孩的陪伴,从莎莎那,他感受到了爱,感受到了保护,甚至于,在莎莎的教唆下,他用铁皮骑士杀死了欺负他的小女孩张小艾。一个残忍的幼儿园故事,却在最孩童般的想象中进行,纯洁的孩童世界和血腥的杀戮交缠,给人一种无以名状的感伤。读到这个故事,我就会想起《阳台上》的陆姗姗,《飞毯》里的薛文瑛,他们的世界,其实很单纯,一块大饼,一本童话书,一个能够听他说话的伙伴,就如同他们的至宝,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但外界的歧视眼光,让他们不安,他们在寻找爱,寻找一种认同感,有时,甚至要通过死亡来获得这样的一种认同,实在令人悲哀。

任晓雯笔下的小人物,在她构建的世界里表现着他们的卑微和困苦,向我们展示着他们的无奈与心酸,他们的故事是对社会阴暗和人性丑陋的谴责,但我们读到的不是仇恨,而是对爱的渴望和坚持。作家不是将现实硬搬到纸上,而是在引导我们进入书中人物的内心,去听听他们的真实,看看他们的存在。泡上一杯茶,依靠在溢满阳光的窗台边,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那股无以名状的感觉,也已经悄悄占据你的心房。

纳博科夫三部早期作品主人公的身份研究

【按】本文已全文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五期(pp.118-125)。

逃离·守卫·绝望
——纳博科夫三部早期作品主人公的身份研究

一.引语

《玛丽》、《防守》和《眼睛》分别是著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于1920年代后半叶的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小说。所描写的主要是流亡在西欧国家如德国和法国的俄罗斯移民。这三部作品涉及到了同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即作为流亡者在确立个人身份时所遇到的困境。根据笔者的研究发现,在纳博科夫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其所塑造的人物的身份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当然,涉及身份的定义多种多样,各有侧重。比较而言,身份研究专家S. K. 惠特伯恩(S. K. Whitbourne)的定义较为全面,具有代表意义。惠特伯恩认为,“身份概念是一个具有广义的生物心理社会属性的自我定义。这个定义包含个体在相关领域内——如生理机能、认知、个性、关系、职业以及广义上的社会角色——的自我表现”(Whitbourne 29-30)。本文依据这一论断,从身份研究的视角对纳博科夫这三部早期作品中的三位流亡者加宁、卢勤和“我”/斯缪洛夫展开分析探讨,并透过他们的身份特征窥探其背后的深层意义。

二.加宁的逃离

《玛丽》中的主人公加宁是流亡在德国柏林的俄罗斯移民。在一群俄罗斯移民中间,他最年轻,但是却整日恍惚彷徨,无所作为。正如米克海尔·欧索尔金所总结的那样,“他因为乏味无聊而东闯西撞;因为漫无目的而玩世不恭。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的只是空洞虚无”(Roth 44)。在他获知玛丽要来柏林之前,加宁仿佛只是一具会行走的尸体。他虚弱无力(“feeble”),内心怯懦(“spineless”)(Nabokov, Mary 20)。外部的任何刺激都无法激起他做任何事情的欲望(Nabokov, Mary 19)。虽然满脑子纷繁思绪,却不知到底有何所思所想。这样的无欲无想没有方向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他。

“而所有的那一切今又何在?”加宁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些快乐和阳光哪去了?那些被撞后会弹出美妙弧线的木制九柱球哪去了?我的那辆车把很低、齿轮很大的自行车哪去了?似乎有一条定律说物质不灭,存在永恒;那么从我的九柱球上剥落的碎片以及我自行车上的辐条都应该还在某处存在着。遗憾的是我永远也找不到它们了——永远。我曾经读到过有关‘永久回归’的说法。可是,假如这一复杂的考验耐心的游戏不会出现第二次,那会怎么样呢?让我想想——有什么东西我没有抓住……没有办法抓住”。(Nabokov, Mary 34)

透过加宁的这段内心独白,我们可以看出困扰着他,令他恍惚彷徨的根源所在。他想念他的俄罗斯故土,想念那些曾经的好时光。那些已经丢失的快乐、阳光、木制九柱球和自行车辐条是构成其过去身份的基本元素;而作为一位俄罗斯移民,他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他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生活之间是一条无法弥合的鸿沟。

尽管在加宁周围出现的都是些俄罗斯移民,但是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俄罗斯人的身份已经离他远去。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无法重新定义自己新的身份。于是,他就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傀儡。这一点可以在他的假护照上得到佐证。 Continue reading

希拉里·曼特尔的三部曲之二《提堂》再获曼布克小说奖

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都铎三部曲完成了两部。两部都获得了曼布克小说奖(Man Booker Prize)的殊荣。这确实是曼特尔巨大的成就和荣誉。她是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连续两部作品获得布克奖,也是第三位两次获得该项殊荣的作家。(6:06PM EDT October 16. 2012 – The first to win for a sequel and the only the third writer to win twice: Both apply to British novelist Hilary Mantel, who has won the prestigious 2012 Man Booker Prize for Bring Up the Bodies)都铎三部曲的第一部《狼厅》(Wolf Hall)于2009年获得布克奖;第二部《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再度折桂;第三部暂定书名《镜和灯》(The Mirror and Light)也将出版。

下面奉上一篇述评文章。这是在布克奖短名单出来之后,我让我的学生,2011级研究生王飞同学写的(我今天稍稍作了调整)。藉此,大家可以了解更多一些相关信息:

曼特尔出手不凡,《提堂》再获布克奖殊荣

曾经凭借小说《狼厅》(Wolf Hall) 荣获2009年布克奖的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凭借新作《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再获殊荣。这么短的时间内两次荣获布克奖,这位作家的魅力不可小觑。但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希拉里·曼特尔还是一个略显陌生的名字。

1952年出生的希拉里·曼特尔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和谢菲尔德大学攻读法律学位,1973年从谢菲尔德大学毕业。曼特尔的写作主要涉及名人传记和历史小说等形式,她1985年发表了处女作《每天都是母亲节》(Every Day is Mother’s Day》,从此开启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涯。她1992年发表的作品《更安全的地方》(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重现了法国大革命的宏伟场面,获得了周日快报年度小说奖 (Sunday Express Book of the Year)。她2005年的作品《黑暗深处》(Beyond Black)入围2006年英联邦作家奖,并获得2006年橘子奖(the Orange Prize)的提名。直至2009年《狼厅》发表并荣获布克奖——当今英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曼特尔才真正开始进入文坛的聚光灯之下,受到不少海内外评论家及读者的关注。

曼特尔以历史题材创作的《狼厅》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目前全世界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了这部小说的版权,其总销售量也高达20多万册,2012年,《观察家报》将其誉为“十大最佳历史小说”之一,这部小说的成功也为曼特尔本人带来了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1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也在中国发行了这部小说的中文简体版。《狼厅》选取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都铎王朝时期为故事背景,亨利八世(Henry Ⅷ)是英格兰亨利七世的次子,都铎王朝的第二位国王。亨利七世在位时,为了加强同邻邦的友好合作,让自己的长子亚瑟迎娶了西班牙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为妻。后来亚瑟不幸逝世,亨利七世为了团结西班牙共同对抗法国,竭力留住了凯瑟琳公主,并将其嫁给了当时年仅12岁的次子亨利八世。当时的英格兰,国王假若没有男性继承人,就会很快陷入权力争夺和战争之中,而凯瑟琳皇后仅仅为亨利八世生出了玛丽公主(即后来的玛丽一世)一个女儿,往后几次的生育都以流产告终。而亨利八世和女侍官安妮·傅林发生了一场婚外情,并想要解除和凯瑟琳的婚姻,迎娶安妮·傅林。但在当时天主教管制下的英国,离婚被视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遭到教皇强烈拒绝。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狼厅》拉开了序幕。 Continue reading

纳博科夫的立场:捍卫个性自由

【按】本文已全文发表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五期(pp.106-110)。

纳博科夫的立场:捍卫个性自由

——论作为标签的“洛丽塔”和作为自由化身的阿达

自《洛丽塔》诞生以来的50多年时间里,围绕这部作品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硕果累累。然而在针对被叫作“洛丽塔”的女孩的研究评论方面,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批评家金斯利·艾米斯(Kinsley Amis)的一句话:“洛丽塔是一幅真正意义上的‘肖像’(portrait):她受到全心全意的关注和倾听,却从来没有人与之交流;她始终都只被当作发泄欲望的对象,却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qtd. in Page, 1982:106)。艾米斯所说的“肖像”可以理解为一个被剥离了所有人的本质属性的完全被塑造出来的物品。艾米斯的话引发了笔者的一个思考:是谁在用“洛丽塔”这个称谓?“洛丽塔”是女孩的真名吗?其实答案非常清楚,“洛丽塔”只是亨伯特给那个小女孩贴上的一个标签。确切地说,我们应该叫她“多洛雷兹·海兹”,或者叫她的昵称,“多莉”。那么,在“洛丽塔”的标签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此外,与“洛丽塔”形成鲜明对照的阿达同样颇多争议。在她身上,纳博科夫又寄予了何种深意?

“洛丽塔”:一个标签

小说开始,鳏夫亨伯特用诗化的语言讲述他对那个12岁的幼女“洛丽塔”的倾慕和迷恋。虽然他的冷漠和贪欲、自私和自负很快就在他对自己的描述中表露无疑,但是他对“洛丽塔”的所谓爱还是得以极度夸大地表现了出来。作为写于狱中的这份自白书,亨伯特的目的其实非常明确。他就是要人们相信他的爱情故事——当“恋幼女癖”表现为突破世俗窠臼的爱情,当他所恋的幼女慢慢成长为少妇,而他还在坚守着对“洛丽塔”的爱情,那么他过去所做的一切就可以合法化。他也就不会遭受到任何道义上的谴责。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亨伯特几乎获得了胜利,有不少批评家就是把这部作品当作一部爱情故事来解读的[1];也有研究者撰文为“了不起”的亨伯特的行为进行辩护[2]

然而,人们无论如何不能够忽略的一点是,当亨伯特走进多莉(“洛丽塔”)的家门的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懵懂无知、满脑子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她的房间总是凌乱不堪,各种小物件摆放得到处都是;她喜欢用脚趾夹起地上的东西,再抛到垃圾桶里去;她说起话来满嘴故作老练的俚语;她喜欢明星杂志、奶糖和苏打饮料。所有这些小孩子的无邪天真、好奇和喜欢引人关注的特性在亨伯特那里却都成了有意的挑逗,成了令他神魂颠倒的小孩兮兮的粗俗。因为亨伯特在用自己已然固有的所谓“性感少女”模式来解读,甚至规范着多莉的一切。

实际上,亨伯特从一开始就有意忽略多莉的儿童本质。他用大量的篇幅来证明多莉就是他的“洛丽塔”。其实质是将他自己的想象强加给懵懂无知的多莉。同时也是他欺骗读者的一种手段。对于亨伯特所谓的 “粗俗”说,纳博科夫本人就曾在他的文学讲稿中专门谈到过。他特别强调指出,只有真正的成年人才可能成为粗俗的人,“因为那些看似流露出粗俗特点的孩童,或者少年,其实只是一只模仿那些已经习惯成自然的粗俗者的鹦鹉”(Nabokov, 1981:309)[3]。多莉充其量就是这样的一只鹦鹉。她模仿的对象就是那些刊登在时尚杂志上的明星们。至于亨伯特为什么要顺势将本不属于多莉的粗俗强加于她,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是他本人粗俗本质的一种需要和表现。 Continue reading

迷惘与挣扎——《白牙》的“离散”主题分析

迷惘与挣扎[*]
——《白牙》的“离散”主题分析

1975年出生的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堪称当今英伦最富盛名的后起之秀。她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创作并发表了三部作品:《白牙》(White Teeth,2000)、《签名收藏家》(Autograph Man,2003)、和《关于美》(On Beauty,2005)。不仅每一部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而且几乎全部赢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赞誉。《白牙》是扎迪·史密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正是凭借此部作品,作者得以成名,其影响已不仅止于英美文学界。在《白牙》面世之后不久,各种奖项便扑面而来:2000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的小说奖、2000年“惠特布莱德图书奖”最佳小说一等奖、“卫报杰出图书奖”一等奖、“共同体作家图书奖”一等奖,以及“贝蒂·特拉斯克奖”,等等。此外,《时代》杂志还把这部作品收入了《1923-2005〈时代〉百部最佳英语作品集》。可见,《白牙》已经成功跻身经典作品的殿堂。

虽然在作品的出版过程中,商业运作也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但是更为重要的当然是其自身的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牙》这部作品所反映的主题正是当今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引人关注的有关文化的融合与冲突问题。也许与其自身的身份特征有关[1],作者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处于这一问题中心的“离散”人群。

所谓“离散”(Diaspora),通常是指某一族群中的个体或者群体在自愿或者被迫的前提下移居到自己本族群常居地之外的国家或地区。和原居住地的文化发展相比,“离散”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一方面,“离散”者(diasporas)努力保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习俗的传承;而另一方面,他们由于远离了原初的居住地和文化氛围,因而又与本族群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距离。在2004年澳门召开的“‘离散’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们对“离散”这一概念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共识,一致认为“离散”人群就是定居在别国并籍以确立其身份的那些社会团体,而他们自身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属性(Smith and Stares, 2007: 5)。以此概念为基础,本文将围绕人物对《白牙》中的“离散”主题展开论述。

小说主要围绕琼斯和伊克鲍这两个家庭展开。这两位1945年曾一起为英国在欧洲征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阿奇鲍尔德·琼斯是英格兰人,萨马德·伊克鲍是孟加拉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伊克鲍移民到了英国。两位好友成了邻居。琼斯在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与移民到英国不久的牙买加姑娘克拉拉结婚。而萨马德·伊克鲍经过了多年在英国的独自闯荡,也终于娶了一位同样来自孟加拉国的姑娘阿尔萨娜。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典型的“离散”者家庭模式。而伊克鲍一家则更具代表性。事实上,尽管《白牙》是以琼斯的故事开始,以琼斯的故事结束,但是整部作品的核心却是伊克鲍一家。

通常,对于“离散”者而言,当生存问题仍然是个人生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时,各种文化、宗教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往往都会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甚至似乎被人们忽略。而当生活渐趋稳定,尤其在第二代出现以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则变得越来越重要,随之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也会逐渐显露。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精神需求往往会逐渐增强,或者在经历了某次偶然的事件之后而变得异常强烈。这几乎是“离散”者人群中的一种普遍状况。伊克鲍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证。

伊克鲍有着强烈的本民族文化情结。而他的这种情结在遭遇了一次表面上的情感问题实质上的文化冲突之后变得更加清晰和强烈。伊克鲍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随着孩子们的长大,生活也渐趋稳定。而不如意的夫妻生活使得他有了再次燃烧一下激情的冲动。他邂逅了一位英格兰白人姑娘珀珮·布尔特-琼斯,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去实践婚外情给他带来的刺激。他们第一次真正的约会意味深长。珀珮特意给他带来一件礼物。然而,与他想象的浪漫完全不同,情人的礼物竟然是“一把牙刷”(Smith, 2000: 152)[†]。这令他感到错愕惊讶,同时也促使他意识到了自己民族文化情结的存在和牢固。

透过这一带有几分荒诞的细节,读者至少可以领会到这样一个信息——生活的真实其实是冷冰冰的,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温馨和浪漫。而“牙刷”在这里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代表文化差异的符号。此前,叙述者已经介绍过,像伊克鲍这样的孟加拉国移民有不刷牙的习惯。珀珮也许真的享受和伊克鲍在一起交谈的乐趣,甚至对伊克鲍本人也算真有志趣相投的好感,但是她却无法忽略伊克鲍不刷牙的陋习。她作为礼物的牙刷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提醒伊克鲍他们之间的差异;二是提出进一步交往的前提条件,即要求伊克鲍寻求以珀珮为中心的趋同。引申一步讲,珀珮以牙刷所暗示的交往条件代表了主流文化对想要获取认同的“离散”者所采取的一贯做法,即要求“离散”者寻求向主流文化的趋同。

牙刷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伊克鲍和珀珮讲的其实不是同一种语言。雷蒙德·威廉斯对“我们其实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有过如下的阐述:

当我们说“我们说的其实不是同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更具一般意义的东西:即我们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或者不同类型的评价方式;或者我们似有所悟地意识到了能力和兴趣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分布。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方都在讲着自己最熟悉的语言,但是其用法却大相径庭,尤其当涉及到一些处于争论中的强烈的情感问题抑或重大观点的时候。虽然暂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方可能会试图将它自己的语言作为“正确”的用法强加出去,但是,按照无论哪种语言学的标准,没有哪一方是“错误”的。(Williams, 1976: 11)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