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左翼作家之刘易斯·琼斯

刘易斯·琼斯(Lewis Jones,1897-1939)作家,左翼政治活动家。尽管在今天,他的作品主要出现在学者专家们的案头,而并不为广大普通读者所熟知,但是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作家在英国左翼政治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稳固,不可或略的。

出生于南部威尔士的克莱德克河谷的琼斯和他同时代许多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一样,于1923-25年,就读于伦敦的中央劳动学院。学习期间,琼斯加入了大不列颠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1926年英国工人大罢工期间,琼斯因为在诺丁汉郡煤场积极从事工会活动而被拘押了三个月。 获释后的他开始担任南威尔士矿工联盟钱布里安分会主席和矿重监秤人(checkweighman),为矿工争取合法工资做出了巨大贡献。1929年,由于他不愿意和那些非工会成员一起工作,琼斯辞去了矿重监秤人的职务。此后便再也没有从事过任何正式工作。但是他的政治活动一直比较频繁,在普通党员中间特别受欢迎。但是由于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以及他对于党内生活的一些不同认识,琼斯在党内的常常遭到处分,甚至禁止他参与一些相关工作。在当时被广泛视为共产主义前线的英国全国失业工人运动中,作为威尔士的活动组织者,琼斯领导了1932、1934和1936年的失业者反饥饿游行。1939年1月27日,琼斯一天参加了30多场集会,发表演说,支持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一方。不幸的是,他的生命也随着这一天的结束而就此终结了。

刘易斯·琼斯把工人阶级的斗争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表现,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揭示这场斗争的必然性。他的小说对于他那个时代威尔士矿区生活的描述非常精彩生动,引人入胜。他对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斗争的描述客观、犀利,毫不矫饰。同时他的作品也关注到大规模的失业给社区男性带来的精神危机。南部威尔士矿工联盟主席阿瑟·霍纳(Arthur Horner)以及大不列颠共产党成员都认为琼斯将他的生活经历以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琼斯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描写威尔士矿区生活的系列小说《库玛地》(Cwmardy, 1937)和《我们活着》(We Live, 1939)。

小说《库玛地》和《我们活着》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从1890年到1936年间的工人阶级历史。这两部小说是以威尔士山谷里的一个煤矿为背景,记述了主人公罗伯茨从幼年起至西班牙牺牲止的经历,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工人作家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英雄史诗。这两部小说歌颂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精神,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向往之情。

琼斯在《库玛地》的前言中说这部小说是集体的创作,他的工人同伴进行战斗,而他只是描绘这些战斗。《库玛地》记述罗伯茨的童年时代——他幼年时在矿井里的可怕日子、矿工所遭到的欺凌压榨以及他逐渐成熟起来的反抗意识。他阅读社会主义书籍,并在腥风血雨的1910年煤矿大罢工中受到了锻炼。续篇《我们活着》自1921年罗伯茨加入共产党开始,在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议会社会主义者半途而废,只有共产党人坚持到底。工人斗争的曲折性使罗伯茨和他的妻子玛丽认识到机会主义必然导致失败,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引向胜利。玛丽是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委员,罗伯茨是失业工人的组织者。他们把爱情和家庭幸福都献给了革命事业。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后,罗伯茨被党组织派往西班牙前线,不幸牺牲在战场上,他在临死前的家书中写道:“法西斯可能杀死我……但它决不能杀死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永远也不能!我们的牺牲是创造,我们的死亡代表新生、力量和运动”。玛丽听到丈夫牺牲的噩耗后忍住悲痛继续战斗。小说最后,玛丽站在工人队伍中欢迎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士回国,街道上红旗如林,预示着工人阶级斗争的灿烂前景。这两本小说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们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工人阶级的英勇战斗精神来自他们所受的阶级苦难,来自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减轻信念。

 

参考文献: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英国左翼作家之阿尔丁顿

理查德·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 1892-1962)出生于朴茨茅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小时候随父母多次迁徙。16岁时,阿尔丁顿随家人一起来到特丁顿(Teddington),开始在当地的大学学院就读。尽管阿尔丁顿觉得这段学习生涯远不如他跟随父亲及其友人所接受到的教育那么精彩纷呈,但是他由于父亲的破产而中途辍学,从而没有最终取得学位这件事对他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每每提起,同总会不由自主地为自己没有取得那个学位辩护。

阿尔丁顿打过不少零工,主要做过报纸体育版记者的助理。但是很快阿尔丁顿就觉得这样下去很难有所作为。于是就选择了更加简朴的生活方式,以便腾出时间来致力于他的诗歌创作。凭借自己的努力以及当时的伦敦文化名人布里吉特·帕特慕(Brigit Patmore)夫人的帮助,阿尔丁顿很快进入到伦敦的先锋派文人的圈子,结交了福德·玛多克斯·霍福尔(Ford Madox Hueffer)、哈罗德·门罗(Harold Monro)、叶芝(W.B. Yeats)、庞德(Ezra Pound)等一批先锋派作家。并且在庞德的引荐下,结识了后来成为其第一任妻子的著名意象派诗人H. D.(Hilda Doolittle)。

1912-1913年间,阿尔丁顿先后游历了巴黎和意大利。1916年6月,阿尔丁顿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投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他的第一部小说《英雄之死》(Death of a Hero, 1929)被认为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好的作品之一。在他的这部成名作中,阿尔丁顿根据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讲述了主人公乔治·温特伯恩的短暂一生,直到他于1918年在战争中丧命。小说共分三个部分。前面的两个部分侧重讲述了乔治·温特伯恩的青年时代以及其即将到来的婚礼。对于战前弥漫中中产阶级阶层中的轻浮放荡和自命不凡也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第三部分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在法国前线的可怕的战争场面。年轻的温特伯恩的死表明这场流血应该归罪于被虚伪的宗教、僵化的道德、罪恶的教育和庸俗的文化所统治的社会。温特伯恩的死象征着战争所造成的野蛮、愚蠢的暴行,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残酷的现实所做的孤单、软弱的反抗。以温特伯恩为代表的一代青年,以有意违背道德常规的行为来表示他们对传统和环境的不满和反叛。然而,他们的极端行为,也反映了他们的无知、任性和不负责任。他们本来以为他们所乐于高谈阔论的信念坚如磐石,然而在战争炮火的猛烈轰炸之下,他们才发现这种信念就像建立在流沙上面一样不稳定。温特伯恩的死不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之死,而是一种怯懦的逃避,而是他没有能力理解社会矛盾,没有勇气去对付这样的现实冲突的体现。

奥尔丁顿的另一本小说《人人皆为仇敌》通过主人公战争前后的经历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普遍的失望和沮丧的情绪。这种情绪弥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许多小说与诗歌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作家对现实不满、对前途绝望的典型心理。

这一时期,阿尔丁顿还创作了大量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发表于1919年的诗歌“情人”(The Lover, 1919)。将残酷的战争当作“情人”来描写,这是阿尔丁顿才华的体现,也是他深受意象派影响的一个佐证。

20世纪2、30年代,作为作家和批评家的阿尔丁顿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920-1929这10年间,阿尔丁顿或编辑或翻译,共出版发行了24部作品。这其中也包括他本人的诗集以及一部他为好友D. H. 劳伦斯撰写的传记《劳伦斯传》(D. H. Lawrence, An Indiscretion)。在随后的10年中,阿尔丁顿有陆续出版了几部短篇小说集、3首长诗、4部诗歌合集,以及若干文学批评文章。此外,他还创作发表了7部长篇小说。《卡萨诺瓦传奇》(The Romance of Casanova)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6年。

1935年,阿尔丁顿来到美国,在康尼狄克河畔一住就是10年之久。20世纪的4、50年代是阿尔丁顿所经历的最低谷。他的英雄传记《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 A Biographical Inquiry)招致一片恶评。直到1950年代末期,公众对他的不良印象才有所缓解。

1962年,阿尔丁顿接受当时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主席阿力克塞·索尔科夫(Alexei Surkov)的邀请前往苏联进行了参观访问。这段经历在他自己的记述中被认为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

 

参考文献:

Gates, Norman T., A Checklist of the Letters of Richard Aldington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7).

________, ed., Richard Aldington: an autobiography in letter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Doyle, Charles, Richard Aldington, a biograph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Drabble, Margaret,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New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85

刁绍华主编,《外国文学大词典》,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吴明明主编,《二十世纪世界名人辞典》,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汪守德编著,《世界战争小说》,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6

石云龙,王晶主编,《英语学习百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英国左翼作家之克洛宁

阿奇博尔德·约瑟夫·克洛宁(Archibald Joseph Cronin, 1886-1981)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兼内科医师,其代表作有《帽商的城堡》(Hatter’s Castle)、《满天繁星》(The Stars Look Down)、《卫城记》(The Citadel)、《天路历程》(The Keys of the Kingdom)以及《绿色年代》(The Green Years)——这些作品还都被改编成了电影。他所创作的芬利医生一角被BBC改编成了连续剧《芬利医生的病例簿》在电视和广播上播出,受到广泛的欢迎。

克洛宁出生在位于邓巴顿郡卡德罗斯镇,是家里的独生子。克洛宁很早就显露了他的聪明和智慧:在邓巴顿学院学习期间,他在众多的写作比赛中拔得头筹并获得许多奖励。然而,由于来自家庭的压力,克洛宁最终选择了学医。1919年,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当年晚些时候,他以班轮上的外科医生的身份随船去印度旅行。此后,他继续努力学习,并于1923年获得了公共健康学历证书。次年,他获得了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MRCP)的资格。1925年,他凭着论文《动脉瘤史》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洛宁作为战地医生在海军服役,并被授予中尉军衔。战争结束后,他转到地方行医。1924年,他被任命为大英帝国煤矿医学督查。1930年,他因为自己的健康原因而弃医从文。于是,英国的历史上少了一位著名的医生,多了一名著名的作家。    克洛宁的写作速度惊人,由于提前对情节的细节有了详细的计划,他平均每天能够写5000字。除了小说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小故事和散文在多国出版。

他的许多作品都很畅销,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精湛的写作技巧、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准确贴切的描述。尽管作品主题多涉及到人们的社会良知之类的严肃的社会话题,但其中却不乏多彩的人物以及诙谐的对话。他的一些作品取材于他的从医生涯,将现实、浪漫以及社会批评很好的融为一体。克洛宁在作品中塑造了为普通民众伸张正义的理想的英雄人物形象,借此审视个人与社会间的道德冲突。他的早期作品《满天繁星》(The Stars Look Down)记录了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矿区的罪恶,以及一位野心勃勃的煤矿主如何可以平步青云,成为国会议员。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文主义精神持续激励着后人。作品也被改编成电影、音乐剧等而广受好评。

《卫城记》通过讲述了一位煤炭公司的医生试图在科学求实和社会责任两方面寻求平衡,揭露了当时医疗活动中的不公以及医生的不称职。该小说的发表促进了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作品发表后,克洛宁在医学领域树敌颇多,许多医学专家们甚至一致抵制《卫城记》。但该作品一经出版就迅速成为畅销书,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它使得公众看到了医疗系统内普遍存在的腐败堕落,并为以后的改革埋下伏笔。

也许是因为其家庭有着复杂而又浓重的宗教色彩,克洛宁的许多小说都涉及到宗教主题。其实,他在求学和行医期间一直忽略宗教的影响,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位不可知论者。但在30多岁时,他又重新意识到了宗教的意义,并将他的新的认识呈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由于他的作品在美国颇受好评,1939年,克洛宁全家搬往美国。1945年,克洛宁举家返回英国。仅仅一年之后,于1946年又回到了美国。直到1957年,才又叶落归根,回到欧洲,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25年时光。他笔耕不辍,一直到80多岁,还在坚持创作。

1981年1月6日,克洛宁在瑞士去世。他的许多著作,包括出版以及未出版的文学手稿、草稿、书信、上学时的练习册、散文、实验室的书籍以及他的博士论文被分别保存在苏格兰国家图书馆以及田纳西大学的哈里·兰莎姆中心。

 

参考文献: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英国左翼作家之杰克·林赛

 

杰克·林赛(Jack Lindsay, 1900-1990),全名罗伯特·李森·杰克·林赛(Robert Leeson Jack Lindsay),是一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英国作家。他的创作生涯极其多产,著有诗歌、小说、戏剧、传记、文化批评等等,共计169部。他被认为是20世纪具有创造性的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林赛在悉尼期间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的父亲的艺术思想的再现,贯穿着一种尼采式的哲学思想。期间,杰克·林赛还主编了《视觉》杂志,重点宣传其父的反现代主义(anti-modernism)的艺术思想,以及肯尼斯·斯莱瑟(Kenneth Slessor)、R·D·菲茨杰拉德(R. D. Fitzgerald)等澳大利亚新派艺术家。

1926年,杰克·林赛来到英国伦敦,并从此成为英国左派文学运动中的一名重要成员。他表达其左翼思想的主要作品包括:《1649》(1649: A Novel of a Year, 1938)、《我们一定会回来》(We Shall Return, 1942)、《生存时刻》(Time to Live, 1946)、《48年的人们》(Men of Forty-Eight, 1948)、《被出卖了的春天》(Betrayed Spring, 1953),等等。

《1649》这部历史小说记录了动荡的1649年。小说表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激进的平均主义者们建立平等社会的尝试。林赛认为,当时并不具备实现平均主义的条件,相反,克伦威尔的上台则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英国的全球扩张密切相关,是历史的必然。《1649》是一部典型的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它影射了萧条时期的英国社会,采用了一些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小说中人物形象各异,展现出宏大的社会场景。人物背后的历史驱动力量有着明确的发展方向:在17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它的弊端预示着20世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我们一定会回来》创作于二战期间。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国人情绪低落。通过这部小说,林赛呼吁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法西斯侵略,告诉人们一个团结起来的英国终会获得胜利。这部左倾色彩明显的小说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反法西斯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小说的基调是乐观的,旨在鼓舞英国人民。此外,小说还预言战争的胜利可能会为英国社会主义的实现铺平道路。

创作和发表于二战之后的《生存时刻》反映了当时人们希望回归正常生活的心声;反映了英国人在二战胜利后举国欢庆的史实。小说的基调相对轻松,很少触及政治。此外,它更多地展现了社区参与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战时至关重要。林赛认为,这种精神如能延续至战后,则可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奠定基础。

《48年的人们》是林赛的又一部历史小说,它记录了1848年欧洲革命,重点是英国宪章运动。1848年是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转折点。在那一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也是在那一年,欧洲资产阶级发生了蜕变:为了巩固既得利益,原本激进、革命的资产阶级变得保守和退步。林赛通过小说的表现手法,将1848年革命视为当代解放斗争的先例,它为潜在的积极的英国左翼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被出卖了的春天》与林赛的另外两部作品《涨潮》(Tide, 1953)、《抉择的时刻》(The Moment of Choice, 1955)一起构成一部宏大的三部曲,描写了工党在1945年英国大选中获胜,执政后却另民众大失所望的历史。《被出卖了的春天》以艾德礼工党政府的早期执政为背景,记叙了1946年9月至1947年3月间的人物事件。如题目所示,林赛认为,艾德礼政府的政策出卖了工人阶级。小说结构均衡,通过翔实的背景事件再现了那个冬天英国国内的严峻形势,寒冬也喻指冷战时期的不利局面。《被出卖了的春天》描述了对于扭转英国左派历史的希望的破灭,笔触既不尖刻也无伤感,对未来仍抱有希望,三部曲中的其它两部作品也延续了这一精神。

参考文献: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肖恩•欧卡西 (Seán O’Casey, 1880-1964)

肖恩·欧卡西(Seán O’Casey, 1880-1964),20世纪爱尔兰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戏剧家之一。戏剧是其一生最主要的创作和贡献。在他创作生涯的后期,欧卡西也发表了不少小说作品,其中最主要的是自传体六卷本长篇小说。1964年9月19日,肖恩·欧卡西去世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纪念这位长期寄居在英国的爱尔兰杰出的左翼人士、戏剧家。文章概括了欧卡西充满了战斗精神的一生。文章指出,“经历过贫穷困苦,怀着对人类的大爱,肖恩·欧卡西创作了大量的戏剧和散文诗作,讴歌自由的勃勃生机,痛斥精神的苍白赤贫”[1]

1880年3月30日,欧卡西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年仅6岁时,欧卡西就失去了父亲。他从小就视力很差,这严重影响到他的学习。而且,根据他本人回忆,学校老师还经常打骂学生。因此他的正规学校教育便早早结束。14岁离开学校,欧卡西一边坚持自学,一边开始工作。小小的年纪,做过多种工作:送过报纸,当过9年的铁路工人,等等。欧卡西对于戏剧的热爱也是从小养成的。1890年代的最初几年,欧卡西和他的大哥在家里搞起了迪恩·布希科(Dion Boucicault)和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演出。欧卡西还曾经在一次正式演出中扮演了布希科的《流浪汉》(The Shaughraun)中的一个小角色。

青年时代的欧卡西正处于爱尔兰民族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作为一名民族运动的积极分子,欧卡西参加过多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组织。1906年开始,他还热衷于学习爱尔兰民族语言盖尔语(the Gealic)。肖恩·欧卡西这个名字便是他从那时开始使用的[2]。1914年,欧卡西还曾经有过在爱尔兰国民军中服役的经历。但是后来,欧卡西逐步改变了他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及其运动的看法,并且颇多批评。1917年,爱尔兰民族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爱尔兰志愿军(Irish Volunteers)的创建者托马斯·阿什(Thomas Ashe)在一次绝食行动中不幸去世。这件事情极大地激发了欧卡西的创作热情,从此开始投入到他的戏剧创作之中。

1923年在爱尔兰艾比剧院(Abbey Theatre)上演的《枪手的影子》(The Shadow of a Gunman, 1923)是欧卡西的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戏剧作品,并且一举获得了成功。随后,欧卡西又相继推出了《朱诺和孔雀》(Juno and Paycock, 1924)和《犁与星辰》(The Plough and the Stars, 1926)。这三部被称为“都柏林三部曲”(Dublin Trilogy)的戏剧创造了欧卡西在艾比剧院辉煌一页。也奠定了欧卡西在戏剧史上的地位。著名电影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还曾将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朱诺和孔雀》搬上了银幕,也同样取得了成功。

“都柏林三部曲”以1920年代动荡不安的爱尔兰作为背景:《枪手的影子》的故事发生在“英爱战争”期间;《朱诺和孔雀》的背景是爱尔兰内战;《犁与星辰》则恰逢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枪手的影子》主要描写了革命运动对于爱尔兰贫民窟及其居民深重影响。主人公唐纳·戴沃仁是一位诗人。他和朋友苏马斯·席尔兹一起住进了都柏林的一处贫民窟公寓房里。这里的许多居民都误认为唐纳是爱尔兰共和军自愿者。唐纳也乐得接受,因为这一虚假的身份让他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尊重和帮助,更主要的是,这一身份帮助他赢得了贫民窟里一位美丽姑娘的芳心。然而,残酷的政治现实很快就迫使唐纳意识到政治的触须无所不在,贫民窟也不能置身事外。唐纳的女友在动荡中遭到杀害。除了政治运动这条线索以外,贫民窟的生活状况也在剧中得以展现。这也是欧卡西在创作中始终关心民生疾苦的一个有力例证。

《朱诺和孔雀》主要讲述了爱尔兰内战时期穷苦工人阶级的生活境遇。故事以居住在都柏林贫民区公寓里的薄伊尔一家为中心。父亲杰克·薄伊尔曾经做过商船船员,退休后在家闲着,不愿意工作,只喜欢在小酒馆里和朋友聊天作乐。母亲朱诺是家里唯一在工作的人:女儿玛丽在罢工;儿子约翰尼在独立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并且还因为出卖了一位爱尔兰共和军战友,担心因此遭到惩罚而惶惶不安。薄伊尔家的一位远房亲戚去世,一位名叫本特姆的律师传话过来说,他们可以获得一笔遗产。于是一家人开始赊欠购买家具,改善家庭生活,坚信那笔“莫须有”的遗产可以帮助他们支付所有这些费用。可是好景不长,热烈追求了女儿玛丽一段时间之后,律师本特姆突然杳无音信。所谓的遗产也不存在。女儿玛丽怀上了本特姆的孩子,儿子约翰尼也遭到了杀害,父亲薄伊尔只会借酒浇愁。原本就很艰辛的生活更深地沉入了深渊。

在这部剧中,欧卡西在大政治背景的映衬下,将一个原本就已困难重重的家庭的破落展现在观众面前。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的男性英雄人物没有出现。三个主要的男性人物也分别是酒鬼、叛徒和骗子。支撑生活的中坚靠的是朱诺这样的并不强大威猛的“反英雄”——只关心生活中实际的物质需求,只担心家庭生活是否还能够保持平稳的平庸的家庭妇女。正如肖恩·理查德所指出的那样,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欧卡西显得很不合时宜,他的上述戏剧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于政治运动的反对立场[3]。当然,欧卡西所反对的是他在多部作品中都有所表达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立场。这一立场在《犁与星辰》中有更为清晰的表述。

《犁与星辰》的历史背景虽然是1916年4月的复活节起义,但是剧中仍然没有激情澎湃的政治场面。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于这场起义的冷眼旁观;以及那些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们对于这场政治运动的抱怨,甚至因为起义者的失败而幸灾乐祸。其实也不难理解:对于普通的穷苦工人来说,他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穷苦生活因为受到起义的冲击而变得更加难以为继。欧卡西非常客观冷静地再现了这一有点残酷的社会现实。但是由于与当时的总体政治氛围不合等因素,《犁与星辰》遭到了叶芝的反对。于是这部戏剧很快结束了在艾比剧院的演出。欧卡西在艾比剧院的短暂的辉煌也宣告结束。

1927年,欧卡西到伦敦去接受霍桑顿戏剧奖(the Hawthornden Prize)并指导伦敦西端剧院排演《朱诺和孔雀》。同年,欧卡西在伦敦结婚,并且从此定居在这里。

继《犁与星辰》之后,1928年欧卡西的新剧《银杯》(The Silver Tassie, 1928)再次遭到叶芝的反对而未能登上艾比剧院的舞台。叶芝认为该剧只有欧卡西个人的意见而没有欧卡西的生活经验;只有内容不相关联的场景片段,缺乏舞台表演的统一性和整体性。《银杯》的时代背景选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处于动荡冲突之中的爱尔兰。然而欧卡西的立场仍然非常鲜明。正如剧中的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只要还有战争在肆虐,我们就摆脱不了悲伤的困扰”。《银杯》在主题上是对“都柏林三部曲”的拓展;在戏剧表现形式上则更大胆更具有实验性。根据他对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理解和把握,欧卡西在剧中大量使用了表现主义手法。

欧卡西此后作品延续了这种主题一贯而在表现形式上锐意创新的创作风格。欧卡西作品的主题源泉与当时蓬勃发展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息息相关。在戏剧表现技巧方面,出来他对表现主义手法的独特运用之外,在他的戏剧中也不难看到其所钟爱的戏剧家布希科的影响。不过总体来说,评论界普遍认为欧卡西后来的戏剧在质量上根本不足以与其“艾比剧院”的作品相提并论。

《大门以内》(Within the Gates, 1934)是一部以伦敦海德公园为原型的寓言剧。虽然争议较大,但是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却对此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该剧在美国的上演也颇为成功。通过《大门以内》,欧卡西与奥尼尔、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en)等美国文坛名家。此外,欧卡西这一时期的主要戏剧作品还包括:政治寓言剧《星星红了》(The Star Turns Red, 1940)、讽刺喜剧《紫尘》(Purple Dust, 1943),以及高度运用表现主义手法表达直白社会主义主题的《我的红玫瑰》(Red Roses for Me, 1943)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卡西戏剧创作的重要主题是他眼中的那个“正在失去其活力、激情和决心的冷漠的国家”爱尔兰及其生活在其中的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主要作品包括《自命不凡的花花公子》(Cock-a-Doodle Dandy, 1949)、《主教燃起的篝火》(The Bishop’s Bonfire, 1955)、《内德老爹的鼓》(The Drums of Father Ned, 1958)等。

在欧卡西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的六卷本自传的创作之中。1964年9月,欧卡西因突发心脏病去世。1965年,他的自传《房中镜》(Mirror in My House, 1965)出版,为欧卡西的创作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参考资料:

Richards, Shaun. “Sean O’Casey.”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V.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26-29.

“Sean O’Casey, Irish Playwright, Is Dead at 84”. Obituary (Sept. 19, 1964), New York Times. (Feb. 20, 2011) <http://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bday/0330.html>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 “Sean O’Casey, Irish Playwright, Is Dead at 84”. Obituary (Sept. 19, 1964), New York Times. (Feb. 20, 2011) <http://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bday/0330.html>

[2] 肖恩·欧卡西(Sean O’Casey)是他本人从英文原名(John Casey)按照凯尔特语发音改变而来。

[3] Richards, Shaun. “Sean O’Casey.”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V.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26-29.

路易斯·G·吉朋(Lewis Grassic Gibbon,1901-1935)

路易斯·G·吉朋(Lewis Grassic Gibbon,1901-1935),原名詹姆斯·莱斯里·米吉尔(James Leslie Mitchell),是苏格兰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的奠基者之一,苏格兰文学的杰出代表,一位杰出的左翼作家。他著名的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1901年2月13日,吉朋出身于苏格兰东部阿伯丁郡的一个佃农家庭。因此他对苏格兰东北部的农村生活极为熟悉。后来,每当回忆起他在农村度过的影响了他一生的青少年时光时,吉朋总是无比自豪:乡村养育了他。乡村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都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记忆深处,呈现在他的创作之中。同时也将他塑造成了一位立场鲜明的左翼作家。在吉朋短暂的一生中,他始终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明确的认识。吉朋认定自己是“革命作家”,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他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的社会革命题材的作品都“或明白或含蓄的宣传”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对统治者,他的批评犀利辛辣,而对共产主义,他则怀有一份深深的同情。

米切尔(吉朋)的作家之路其实并不平坦。虽然才华出众,具有创作天赋,但是他却几经周折:当过记者、服过兵役,甚至还到过南美进行过考古研究。直到1929年他结婚之后,才真正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为了十的缘故”(For Ten’s Sake)曾受到当时已经成名的威尔斯(H. G. Wells)的好评。他的主要作品除了那部声名卓著的三部曲以外,还有短篇小说集《开罗日志》(Calends of Cairo, 1931),长篇小说《被玷污的光辉》(Stained Radiance, 1930)、《第十三个信徒》(The Thirteenth Disciple,1931),《斯巴达克斯》(Spartacus,1933)等。吉朋的人生旅程只有短短的34年。而他的创作生涯更是只持续了不到十年的时光。然而他的短暂的一生却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

毫无疑问,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 1946)代表了吉朋的最高创作成就。吉朋的三部曲包括《落日之歌》(Sunset Song, 1932)、《云谷》(Cloud Howe, 1933)和《灰色花岗岩》(Grey Granite, 1934),原来并没有总标题。1946年开始被结集成合集,并以《苏格兰人的书》出版发行,并且被广大的读者们所接受。这部作品自最初的出版之日起便收到了读者们欢迎,受到了评论家的高度赞誉。直到20世纪末还在再版,并受到评论界的关注。这是30年代左翼文学中比较少见的成就。三部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一直记述到30年代欧洲经济危机的发生。历时几十年的时间,以女主人公克丽丝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从家庭到社会,从乡村、田间到城市、工厂,表现了苏格兰人民的觉醒和斗争,反映了从1911年到30年代期间苏格兰社会从乡村、城镇到工业城市的动荡、变迁。

三部曲的第一部《落日之歌》(Sunset Song, 1932)以农村为背景,从少年时期的主人公克丽丝写起,记录了克丽丝的成长历程。在这里,小说通过克丽丝的由少而长,结婚生子,又到丧夫成寡,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的经历,反映了苏格兰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小农经济的瓦解。小说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克丽丝丈夫的死暗示了小农经济模式的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些发了战争财的人开始大肆兼并土地,大力引进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农田里机器的轰鸣显然是小佃农经济的丧钟。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落日之歌》是“一篇经典的宣言,宣告了小农经济的消亡”(268)[1]。除了将克丽丝的个人成长经历与历史变迁的大背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之外,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其对于成长小说的贡献。吉朋在这部作品中描述了克丽丝从少女到为人妻为人母再到寡母的成长历程。而且女主人公克丽丝成长经历贯穿整个三部曲。这在当时对于一位男性作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可以说,吉朋的这部作品突破了传统欧洲成长小说的俗套,将视角集中一位来自底层的女性人物,从而让读者可以领略清晰可信的女性意识和世界观。帕梅拉·福克斯(Pamela Fox)在评论《落日之歌》时指出,这部小说“是一部有着特别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史诗,它的叙述与克丽丝的身体节奏以及收获季节的呈现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195)[2]。在某种意义上说,吉朋的这部三部曲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女权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二部《云雾笼罩的深谷》(Cloud Howe, 1933)以苏格兰小镇生活为背景,以克丽丝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再以克丽丝的第二任丈夫的死结束。克丽丝的这段生活经历呼应了工业化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经济萧条和罢工斗争与再婚后的克丽丝一家三口的人物发展有机的交织在一起。这里的克丽丝越趋成熟。她的儿子也一天天长大成人。母子情深,相依为命。虽然克丽丝在生活中不仅要承受沉重的生存压力,还要面对同样沉重的舆论压力,但是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从容面对生活赋予她的一切。她的生活历程就是她在云雾弥漫的山谷里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她在生活的历练中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克丽丝试图寻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然而,正如第一部中读者们所看到的她所收到的教育无可避免地都是带有鲜明政治立场的,在这里,政治议题也是同样的无比避免。为了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工厂工人们中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在不断增强。他们试图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达到目的。但是遗憾的是,他们要改善生活状况的愿望并未得到实现,而他们的集体行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厂的破产。这使得人们产生了迷惘。克丽丝的第二人丈夫罗伯特想要推广一种可以变革社会的所谓的纯粹的信条。他不信任社会主义,也对正在蔓延的法西斯主义会有畏惧。他的所谓纯粹的信条其实不过是一种社会改良主张。而他栽倒在布道坛上恰恰证明了他的那种思想也根本行不通。因此,在《云雾笼罩的深谷》中,小农经济已经彻底崩溃,小资产阶级的发展遭受到了重创,宗教的社会改良主义也宣告失败。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方向,即工人阶级要想改变生活现状,就必须寻找新的方向。

《苏格兰人的书》第三部《灰色的花岗岩》(Gray Granite, 1934)的背景有乡村小镇转移到了正处于9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大工业城市。这里的克丽丝经历她的第三次婚姻。她本来是为了能够和儿子一起过上更好生活才来到大城市去经营一家旅店。在大都市,她目睹到更多的却是发达工业对于人的异化,也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与自己之间不断拉大的距离。儿子伊万准备参加由共产党发动的反饥饿进军运动,伊万是小说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形象,他已经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中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克丽丝竭尽全力,想要把儿子重新来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最后,她不得不承认,儿子的信念就像灰色花岗岩一样坚硬。她已无法改变。而克丽丝更是清楚地看到,儿子的信念和她的第二人丈夫的改良思想一样,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小说结尾,克丽丝做出了最后的抉择,她要离开都市的喧闹浮华,回到故乡去。

在克丽丝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作家寄托了自己对生活理想的寻求过程。三部曲中那时常伴随着克丽丝的谈谈的忧愁和绝望代表了一种对人生格局的理解和同情。克丽丝本人生活的跌宕变迁,尤其是她生命中对她影响极大的三个男人的结局则似乎影射了吉朋的历史观:她的第一任丈夫因为眷恋土地而死,象征着旧的小农经济体制的死亡;第二任丈夫因理想破灭而倒在布道坛上,似乎在告诉人们,改良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她的儿子伊万组织工人罢工,同资本家斗争,暗示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对未来的希望。整部小说贯穿着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他们世世代代所受苦难的强烈义愤以及对他们幸福未来的美好祝愿。饱经沧桑的克丽丝认为一切信仰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吉朋对此并没有予以否定。但是他同时也肯定了伊万的追求。第三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伊万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在《灰色花岗岩》中,伊万超越克丽丝成为主要人物。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

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的叙事结构和叙述技巧一直以来得到了评论家们的高度评价。很多评论家认为,无论是形式还是风格,《苏格兰人的书》都达到三部曲创作的最高成就,更是达到了苏格兰文学的顶峰。帕梅拉·福克斯直言,吉朋在批评界的声誉是毫无瑕疵的,是苏格兰文学的第一宠儿(194)[3]。雷蒙·洛佩兹·奥特加(Ramon Lopez Ortega)认为吉朋以其振聋发聩的描述跻身20世纪经典作家行列当之无愧(139)[4]。当然,也有批评家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看,《苏格兰人的书》在形式上和风格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因为吉朋过分追求在风格和技巧方面的雕琢,这显然是极力迎合小资产阶级审美情趣的一种表现[5]。无论如何,吉朋的《苏格兰人的书》都是及其重要的文学巨作,它的价值毋庸置疑,更是左翼思想家、左翼作家以及左翼文学研究者们所不可或略的。

 

 

参考资料: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George Watson. The New Cambridg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 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1961. London: Hogarth P, 1992.

[2] Fox, Pamela. Class Fictions: Shame and Resistance in the British Working-Class Novel, 1890-1945. Durham, NC: Duke UP, 1994.

[3] Fox, Pamela. Class Fictions: Shame and Resistance in the British Working-Class Novel, 1890-1945. Durham, NC: Duke UP, 1994.

[4] López Ortega, Ramó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king-Class Novel of the 1930s.” The Socialist Novel in Britain: Towards the Recovery of a Tradition. Ed. H. Gustav Klaus. New York: St. Martin’s, 1982. 122-44.

[5] 参见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pp.14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