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bokov按】徐老师领 衔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美国妇女文学作家介绍的作品。本人负责了其中的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阶段的作家介绍的撰写和组稿。并 且分别撰写了有关这两个阶段美国妇女文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概况方面的概论性综述。在徐老师的主持下，书稿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资金问题，成书还遥遥无期。 且先将我本人撰写的概论部分分批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方家高人不吝赐教。以下是有关20世纪前半叶美国女性文学背景的略要论述：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美国女性文学
二十世纪早期，新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随着汽车、飞机的出现，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日益加快。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也引发了文化产业的革命。与此同时，在男性中产生了对于女人地位的提高的焦燥和恐慌，担心女怀会自此以后取代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在家庭中的掌控权。这种焦燥与恐慌的心态在此时期的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有所反映，并成为二十世纪早期男性作家所创作的描写女性的作品的主要特征。因此，这一时期由男作家创作的女性形象多是负面的甚至许多女作家的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受此影响。当然在这中间，也有许多作家创造了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但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一大显著特点就是试图告诉人们，女性应如何作为。在这一时期，妇女解放运动迎来了一个新高潮，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使许多男性肢体残缺，心灵受创，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使人与人不断疏离，宗教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不断衰落，许多人丧失了精神上的支撑，由此产生了海明威笔下的“迷惘的一代”，而许多男作家却将这些归咎于女性。正如劳伦斯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如果说男人永远不可能回到以前的掌控状态，那是因为女人与新科技一起使男人们变得如此无能。”尤其令跨入二十世纪的男人担心的是正在崛起的“新女性”，她们穿短裙，留短发，崇尚性解放，她们在新科技中如鱼得水，热衷于跳舞、喝酒、会开车，不安分于家庭的小天地。在男作家的笔下，这些女性具有很强的毁灭性。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坛两颗巨星——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斯各特·费兹吉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就分别塑造了两个最著名的具有毁灭性的女性形象。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1926）中，布来特·爱斯丽（Brett Ashley）即是一位一反传统的女性形象，一出场时便牵动了几位男性角色的心。她年轻漂亮，身体曲线玲珑，这一点描写也对应了她对于性行为的近乎机械的无所谓的态度。她充满热情，却无处发泄，深爱男主人公杰克，却不能真正与他结合。在整部小说中，布来特这一形象贯穿始终，直到小说的结束部分，她还和男主人公杰克一起坐着车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逛。而男主人公杰克却相形之下显得相当无能。在一战中，他受伤，且由此丧失性能力，他也深爱着布来特却无法给予她全部。除了男主人公之外，这部小说中的其他男性形象也在不同的方面显得无能，对于生活无法把握，对于爱情放任自流。而女主人公布来特所到之处，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因为她，杰克与朋友反目，也因为她，一位年轻有为的斗牛士，处在事业的巅峰时期却与其私奔，她和几位男性发生了感情上或肉体上的关系，却最终没有与任何一个真正结合。另一个具有毁灭性的女性形象是在费兹吉拉德的小说《伟大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的黛丝·巴克南。黛丝出身名门，年轻漂亮，性感迷人，却毫不忠诚。在费兹吉拉德的笔下，黛丝成了那个社会腐化堕落、纸醉金迷的生活的代表，连她的声音都充满了铜臭气。最初她嫌贫爱富，抛弃情人盖茨比，嫁入豪门，而后来身为有夫之妇，受到盖茨比金钱的诱惑，又投入到昔日情人的怀抱。而她的毁灭性在她驾车撞人后达到高潮，导致了其丈夫的情人的死亡，也间接导致了小说中两个男性人物的毁灭。
虽然其他由男作家创作的女性形象不如黛丝和布来特那样致命，却同样危险，而且堕落。尤其是对于新出现的知识分子，女作家等，男作家的态度往往是尖酸刻薄，甚至于恶毒。如威斯特（West）的诗《孤独女士》（Miss Lonelyheart）中，一群男记者聚在一起，对女作家进行攻讦：“玛丽，伊拉，…她们所需的只是一次粗暴的奸污”。而为争取选举权四处呼号的女性们，则被男作家描写为疯狂变态的“恨男者”，而且常常与新女性、女作家一起，被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单身女性在二十世纪初的男作家那里也难逃厄运，她们被描写为心理畸形的“老处女”。如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玫瑰》（1931），就讲述了一个南方终身未嫁的女继承人的畸恋故事。女主人公爱米丽因得不到所爱之人，就将其杀死，尸体就放在她平日睡觉的床上，并且每日与其相拥而眠。这样持续了几十年，一直不为人知，直到她去世后，邻居们才闯入那个神秘的小屋，发现了床上她的情人的尸体已成为一具骷髅。
那些尽职尽责的结了婚的女人也很难得到男作家的好评。她们经常被描写成假装正经的女人，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惊小怪。如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诗《一个唱高调的老女人》(A High-toned Old Christian Woman)就抱怨道：“诗歌中的极度虚构的成分也会让寡妇们退缩”，但他又说，“好诗总是会发光的，而且寡妇们越是不赞同， 证明诗写得越好”。
此外， 母亲们的形象也被男作家们描写得污秽不堪。在十九世纪末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所崇尚的圣洁的母亲形象不再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而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下，许多人将儿子长大后心理的不健康归咎于母亲们所犯下的罪恶。1942年，美国作家菲力普·威利(Philip Wylie)在她的《一代堕落的人》(Generation of vipers)中就将社会中年轻一代的堕落归罪于母亲们，并号如人们起来再次面对妇女问题。
总而言之，在二十世纪男性作家笔下，极少有正面的积极的女性形象。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那些还未成年的天真纯洁的少女和那些甘愿臣服于男权奴役下而牺牲自己的所谓“贤妻良母”了。如海明威的小说《最后的芳草地》（The Last Good Country）中，刻画了一个天真纯朴的少女形象，因为她始终如一的忠诚品质和完美无暇的纯洁而为男主人公所喜爱。而后一种类型的代表则是约翰斯坦别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的罗莎丽，琼德家的女儿，她在全家西迁的过程中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坚忍与奉献。在小说的结尾处，她把自己的乳汁送给一位素昧平生的垂死老人。而这两类女性的共同特点是她们甘于牺牲、乐于奉献，无私忘我，柔弱温顺。在她们的创造者——男性作家的眼中，拥有这些品质的女性在新时期已成为凤毛麟角，因而弥足珍贵。
女性的新生活
二十世纪初对于美国妇女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各种新兴的科学技术的出现让人目不睱接，也引发了社会生活的诸多变化，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两性关系的变化。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方面，工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进步使此时期的妇女不再受维多利亚时期妇女们所经受的经济上的压迫，尽管在三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中，女工们也遭受了或多或少的经济上的剥削，但总体上说，职业妇女的工作状况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政治方面，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美国妇女不论来自哪个阶级，在1920年都获得了法律上所赋予的选举权。尽管在实际操作中这项制度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从总体上看，这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块里程碑。在文化方面，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和大众传媒业的日益兴盛，更多女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而在此之前，大学的大门是对她们紧紧关闭着的。还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出身的女性，不再受传统的束缚，走出家庭的小天地，在大学中教学，或在以前由男性垄断的职业中展示她们的风采。
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自十九世纪初期就被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们提到了日程上，到了1914年和1916年，虽然欧洲地区正在投入一场大战，但战争的烽烟并未波及美国本土，因此美国的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并未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却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该运动中的两派持有不同的观点，却殊途同归，共同推动了此项运动的发展。一派的领导人为凯丽·凯特（Carrie Chapman Catt）,她领导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协会(The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组织了全民公决，并致力于推动宪法修改。与此同时，另一派由爱丽斯·保罗（Alice Paul） 领导的议会联盟(Congressional Union)即后来的妇女党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上面，并且在此期间，采用了越来越多的军事策略。而到了1917年，对于美国是否参加一战，两派产生了分歧，NAWSA派主战，而妇女党则主和。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两派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始终坚持不懈，终于在1918年1月，在威尔逊总统支持下，美国宪法第十九次修正案提出了赋予妇女选举权，并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在国会获得通过。那一时刻，在国会大厦走廊里拥挤的人潮中，已有人泪流满面，还有人唱起了赞美诗，欢呼声连成一片。尽管在其后的一年半时间里，这项修正案成为正式法律生效还要经过一系列在国会中的周旋以及在各州中的宣传，但最终在1920年的8月，全美36个州都正式承认了妇女的这项权利。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美国妇女选举权得以通过，除了近一个世纪的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者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战争期间，女性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使她们赢得了异性同胞们的刮目相看，并为她们意外地提供了一次展示自我的机会。男人们走向战场，而妇女们驻守家园。原先的母亲、妻子、女儿、姐妹，不得不走出家庭的狭小天地，独自面对外面的广大世界，她们走入工厂、农庄、铁路、煤矿，做着原先男人们做的工作。整个世界倒了个儿，尽管其中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甘苦，当时的许多女性还是欣喜于眼前的新变化和新天地，而这种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为20年代爵士时代的新女性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多女性觉得在生命中第一次不仅被人需要，而且被人赏识。美国作家哈里亚特·斯丹顿·布来奇(Harriet Stanton Blatch)认为战争“迫使女人工作，并且把她们带入以前男人们活动的天地”。而许多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前线工作的女护士和救护车女司机则感觉到她们的新生活既充满挑战又让人振奋。
一战后，经过统计，美国的职业妇女的人数增长了近50%，美国社会有70万妇女被雇用。不仅工人阶级的女性感觉到了工作带来的欣喜，许多中上层阶级的妇女也深有同感，威尔逊总统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了美国妇女的贡献，他说：“女同胞的劳动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任何男人工作过的地方”。由此，他认为女性应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战争也带来了妇女在其他方面的解放。尽管此前的十九世纪在工厂中工作的女工和田间劳动的妇女能比上层妇女享有更多的出行方面的自由，但在一战中为战争服务的女性却是西方社会第一批受人尊敬的妇女，她们比前辈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如可以在大街上独自行走，可以去剧院或去跳舞，而不需要年长女性的陪伴，甚至可以单独出游，不用被人怀疑是堕落的女人。此外，这些女性工作者还是第一批脱掉女性的传统裙装，穿上更适合于工作的服装的女人。在她们的带动下，到1917年，大部分的女性将裙装剪短或穿衬衫，甚至到了战后，这种趋势也已不可逆转。历史学家们观察到，新女性的服饰——短裙、紧身上衣、丝袜——这些加起来的重量只有十九世纪末期女性服饰重量的十分之一。
这一时期的女性生活中最重要的变化来自于自由恋爱观、职业育儿运动以及计划生育。在1914年到1921年间，这三大运动达到了高峰。美国人玛格丽特·山格(Margaret Sanger)作为一名护士和职业育儿运动的倡导者，创办了杂志《女性的反叛》(The Woman Rebel)，并在其中给予职业妇女关于生育控制方面的指导，1916年她成立了美国第一所计划生育诊所。她还在她的《女性和新人类》（Woman and New Race）一书中谈到，现代社会最有深远意义的社会发展即是女性对于性奴役的反叛。与此同时，倡导自由恋爱的女性提出了婚姻生活中的两性的平等，并提出性解放的观念。性解放的观念鼓励女性去体验性生活中的乐趣，而不是作为男性发泄的工具。而这种观念带来了更大的女性生活的变化。
但是，尽管有诸多变化，在这些变化的背后，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如许多数据显示，这一时期，职业女性的人数大大增加，但她们所从事的职业种类却非常有限。大部分的职业女性满足于传统的女性职业，如老师或护士，而在同一时期学习医学的女性甚至在减少。而且，女学者的人数很少。到了1925年，妇女解放运动变得支离破碎，许多妇女运动的先驱们曾认为选举权的获得将是女权运动的转折点。但事实证明，她们的想法并未如愿。许多妇女拥有选举权却不去使用，有些即使投票，也被父亲或丈夫的意见所左右。同时， 两情相悦的婚姻理想也受到质疑，许多女性开始意识到，她们需要工作的同时，也需要丈夫、家庭和孩子，如何平衡这两种需要成为不断困扰她们的一个现实问题。而在服装方面，日益兴盛的化妆品工业和不断增多的美容沙龙，甚至使新女性也受到威胁，似乎要回到那种维多利亚时期的她们的祖母辈的生活中去，成为男人的美丽玩偶。
综观整个时期，总体上说，女性解放运动还是取得了许多令人可喜的进步，正如一位诗人所说：“我还是那个象妈妈一样的虔诚的贤淑妇女吗？”然后自问自答：“不，决不是”。
新女性的文学创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尽管妇女解放运动遭遇挫折，但是令人鼓舞的是，仍有相当数量的女作家认为她们从妇女运动中获得了全新的力量，以及关于她们生活的全新的解释。不管政治运动如何变幻，尽管外面的男性世界存在对女性作家的敌意。女作家们还是发现了关于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她们握紧手中的笔，重写关于女性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在男性作家作品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许多女权运动的理论家开始意识到，女性在文学创作方面确实存在着自己的传统。从迪金森到莫里森，女性作家以其与男作家迥然不同的文笔，通过其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女性在社会变迁中所经历的情感和生活的变迁。通过对这一文学传统的认知，女性作家也意识到，女前辈的作品成为她们继续进行创作的源泉和动力。当然，正如批评家哈罗特布鲁姆所说，前辈们的杰出作品也使后来者感到创作中的压力。这一时期的女作家或许也存在着这样的压力，但与男作家不同的是，女作家从先辈的文学成就中更多的是获得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于自己性别的肯定和鼓舞。
也许正是这种归属感使得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有着微妙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差别。当然在早期，女作家和她们的同时代男作家一样，作品模式和体裁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如通俗小说女作家爱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威拉·凯瑟(Willa Cather)与男作家路易斯(Sinclair Lewis)费兹吉拉德(F.Scott Fitzgerald)之间，实验派小说家斯泰因(Gertrude Steine)、巴恩斯(Djuna Barnes)与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之间有着很多相似点。而女诗人在创作时也使用传统的形式和音律，如米雷(Edna St. Vincent Millay)、威莉(Eleanor Wylie) 、斯本瑟（Anne Spencer)同男诗人波内(Stephen Vincent Benet)、弗洛斯特(Robert Frost) 有可比性，而韵体诗创新女诗人莫尔(Marianne Moore)也受到庞德(Ezra Pound)和爱略特 (T. S. Eliot)的影响。但是，从主题和技巧方面，女作家的创作与男作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通俗女作家的创作更倾向于描写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爱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在她的早期作品《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中批评了葬送她的女主人公生命的社会制度，并在其中肯定了女性的的力量。她的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中的女主角爱伦，是一个住在巴黎的美国人，成为小说中男主角心目中坚强独立的个性的象征。在威拉·凯瑟(Willa Cather)的作品《我的安东尼》中，作家塑造了一个具有超强生存能力的女性安东尼，她的坚忍执着成为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母亲的最感人的象征。
而实验派女作家也同样探讨了女性的力量的主题。如斯泰因(Gertrude Steine)在她的《三幕剧中的四圣徒》（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一剧中，刻画了一个具有神奇号召力的女人。但是这些艺术家并非单纯地刻画一些所谓的正面角色，而是深入探讨了关于文学的根本性的问题，如女性作家是否有特殊的语言传统等等。
唐纳德·哈灵顿（Donald Harington）是一位超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十多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位于阿肯色州斯戴莫市的欧扎克村，一个超现实的乡村小世界。11月7日，这位超现实主义作家在阿肯色州的斯普林戴尔去世，享年73岁。
如果你对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本人的生活经历有所了解的话，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总是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死亡和失落的气息。
1969年，出生在马里兰生活在曼哈顿的美国黑人女作家萨拉·E·赖特（Sarah E. Wright）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这孩子要活着》（This Child’s Gonna Live）这部由德拉科特出版社（Delacorte Press）发行的作品描绘了大萧条时期生活在马里兰渔村的一位穷困潦倒的黑人妇女及其家人的生活。这部经常与佐拉·尼尔·赫斯顿（ Zora Neale Hurston）的作品相提并论的作品的非凡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位女性的视角来展示黑人的经历。赖特的这一展示手法远远早于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艾利斯·沃克（Alice Walker）。
有着“美国文坛黑夫人”称号的乔伊斯·卡萝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是一位有颇多争议的作家。人们对她的高产及风格多变自然褒扬有加；与此同时，对她略带色情意味的暴力描写也颇有微词。在欧茨的作品中，暴力之下总是隐藏着激情，而激情又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暴力的发生。这一不断重复的主题和无法摆脱的陷阱再一次出现在她的《天堂的小鸟》（Little Bird of Heaven）中。这是欧茨自1964年以来的第57部长篇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