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为心声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是一位英国作家。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8部小说。其中,他的《最后的命令》(Last Orders)获得了1996年布克奖。他的作品总是以英格兰乡村为背景,颇有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风范。长期以来,斯威夫特从来不允许其自身的生活影响他的文学创作。他致力于简约的、口语化的散文风格,寻求通过强调区域独特性来描绘普世的真理。英国批评家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在其《承诺的敌人》(The Enemies of Promise)一书中将作家们划分为“官话”作家(如普罗斯特、伍尔芙等)和“方言”作家(如奥威尔、海明威等)。以此看来,斯威夫特显然属于第二种类。

 

写小说的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最近推出了他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做大象:文为心声》(Making an Elephant: Writing from Within)。其实也就是他的一部非小说类的文集。《做大象》这个标题来源小时候的斯威夫特为了引起父亲对他的注意而亲手用木头做成的一头大象。在这部作品,斯威夫特细数了他过去生活中的种种往事。他解释说他一直很鄙视那种认为作家总是为了获取小说素材而行使观察生活的使命的观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斯威夫特从来不认为作家一定要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他的这部洋洋巨著体现出了他的一种思考。他是在通过将20多年来他的散文、访谈和诗歌串联起来,从而构建出一部编年史,以表明他如何逐步成长为作家的历程;是在把他所经历过的生活的碎片聚拢起来。

 

斯威夫特对他所取得的成功表示了惊讶,因为注意到他没有任何可资他在文学领域取得成功的家族背景。斯威夫特解释说他自学写小说,独自摸索、万分艰辛,好在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1970年代初,他在约克大学度过了三年时光,凭借一份研究生奖学金,试图尽快完成他的博士课程。与此同时,他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但由于他本人觉得小说糟糕透顶而放弃。

 

斯威夫特写得最好的散文之一是提交给出版商艾伦·罗斯的那篇。对此,斯威夫特至今念念不忘。他说罗斯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看到了出版的希望,使他从此不再是文学道路上的一位孤独的旅人。此外,斯威夫特还温馨地回忆了他与凯左·伊什古洛(Kazuo Ishiguro)、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人的友谊。

 

这其中,最感人至深的散文也许应该算是描述和泰德·休斯(Ted Hughes)一起钓鱼的经历。斯威夫特回忆道,“有一次,当我与他告别回伦敦去的时候,不经意地感慨‘回到真实的世界’。他却几乎是表情严肃地说,‘不,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至于说到他本人的小说世界,斯威夫特如数家珍,大谈他的创作目的。然而,他却很少提及他是如何创作出那些作品的。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按照斯威夫特的说法,他的创作主要受到他的本能的指引。他说,“长期以来,我的最大的恐惧就是丧失掉那种真实的灵感。如果你坐下来,全身心地、有条不紊的思考某件事情,你的恐惧就是这样的思考将会抵消掉那种真实的情感”。还好!这样的事情在斯威夫特的小说中没有发生,在他的这部总结过去的作品集中也没有发生。

【此文系依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诗人与科学

出生于德国的威廉·赫歇耳(William Herschel)是一位喜欢观看星相的音乐家。他在1781年的一项发现甚至改变了当时的人们对于太阳系的认识,将传统上认为的太阳系的规模扩大了一倍。但是从来没有人把赫歇耳当作科学家。在赫歇耳那个年代,科学家一词还没有出现。不过对于那个年代我们将可以有更多的了解了。这都得归功于理查德·霍尔姆斯(Richard Holmes)的新作《神奇的年代》(The Age of Wonder)。这是一部集历史、艺术、科学、哲学和传记为一体的恢弘巨著。霍尔姆斯的非凡之处在于他讲述那些长久以来已经为人所熟知的事件和人物时总能够融合进一些最新的、令人感到震惊的解说,堪称一部跨领域开疆辟土的经典之作。

赫歇耳时代,科学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推论方法。天文学根本就不应该是业余爱好者所玩的游戏。而赫歇耳却像抄写乐谱一样地在绘制着天文图。当他缺少足够精确的仪器时,他就克服重重困难,自己发明了一台具有惊人功率的望远镜。

通过这台他自制的望远镜,他注意到了一个像星星一样的物体,它与太阳的距离是土星的两倍,似乎也在移动,但是没有出现彗尾。他把这颗星星命名为天竺葵行星(或称乔治亚行星,the planet Georgium Sidus)。最初,赫歇耳是以英国的乔治三世命名的,但是后来人们都叫它天王星(Uranus)了(赫歇耳先生对这一语双关、饱含赞美的英国人的说法心领神会,欣然接受)。

除了将赫歇耳的故事讲的饶有兴趣之外,霍尔姆斯的这本书还非常专注地思考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跨领域的突破这一很令人着迷的问题。由于赫歇耳的缘故,原本固定不变的宇宙观遭到了挑战,取而代之的是宇宙如滚滚红尘不断变化的观点。这样的机缘是会带来奇迹,还是会制造恐怖呢?有怎样的神学的意义?对后世的诗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济慈就曾在他的那首著名的“初识查普曼的荷马诗”中涉及到了这种突破所带来的震颤)。在科学的接力赛中,这样的突破又会在何处得以呈现呢?

A portrait of Humphry Davy, a poet whose scientific experiments are detailed in The Age of Wonder.

为了架构起这部宏大的著作以探讨上述的问题,霍尔姆斯先生采用了两次探险航程来作为托起全书的基本框架。这样的第一次航程是发生在1769年由詹姆斯·库克船长率领的去往塔希提岛的历程。这次航程库克船长把一位年轻的、对未来充满的希望和激情的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带到了一个植物学家的天堂,当然,对于其他人,也许是地狱。霍尔姆斯很巧妙地从班克斯欣喜若狂的日记引用佐证,还让我们得以领略到班克斯日记的幽默和睿智。循着班克斯的脚步,霍尔姆斯的叙述也回到英国,35岁的班克斯于1778年当上了皇家协会的主席,并且在那个位子上一呆就是41年。这大大地刺激和鼓励了其他怀抱着远大志向的年轻人。而霍尔姆斯的这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年轻人的故事。

《神奇的时代》这部志在记述非凡时刻非凡事件的著作接下来将焦点转移到气球飞行的黄金时代。《神奇的时代》用大量图片,较为完整地展现了早期法国的那些像复活节彩蛋似的气球飞行实验。关于那个时代人们对在空中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的各种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也催生出了不少很粗俗的笑话。霍尔姆斯当然也给他的读者提供了这样的具体例证。

《神奇的时代》在诙谐幽默地处理这些早期的气球飞行实验的同时,也深深地展示出了对于这些科学实验的理解,表示出了对于这些实验所造成困惑和麻烦的理解。可以说,这部作品在如何对待科学史方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智慧的案例。

霍尔姆斯花了很大的篇幅讲述了有关亨弗利·达维(Humphry Davy)的故事。亨弗利·达维多才多艺:他写诗;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至交好友;他发明了一种矿灯可以避免瓦斯爆炸,从而拯救了无数矿工的生命。这本书中所记述的则是最可以让他名垂青史的有关笑气(一氧化氮)的实验。

Richard Holmes

Richard Holmes

达维本人当时认为吸入笑气所带来的欣悦感如此神奇,以至于他认为他的实验会造福世界。不过达维本人当时并没有认识到一氧化氮还可以用于麻醉外科手术病人。这恰恰证明了这个世界的陌生和变化无常。达维知道他发现了这样一种物质存在,但是他却无从了解这种东西的实际应用情况。在霍尔姆斯神采飞扬的记述中,有关科学实验中最少记述的失败经历也在脚注中得到了标示。

尤其给人深刻映像的是书中与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与解剖学相联系;与对生命力存在的争论相联系;与诗人和小说所激发起的精神力量却又不是诉诸上帝的做法相联系。

《神奇的年代》所依乘的第二个探险航程是用来结束全书的有关达尔文于1831年开始的为期5年的探险历程。直到今天为止,达尔文所引发的争论仍未休止。从全球变暖、外星生物到智力设计,达尔文的某些理论仍然在引起人们广泛的争论。还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些辩论最终将会指向何处。《神奇的年代》一书认为,其实所有这些辩论也不知道是从何处开始的。

【以上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旧文新贴

【按】以下这篇文章此前曾贴出过未删改版。这是刊登在《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日第18版上的版本。配图非报载原图,系由mabokov添加设置。此为记。

才华横溢,前途无量
——述评英国文坛新秀扎迪•史密斯

扎迪·史密斯

扎迪·史密斯

2000年,长篇小说《白牙》(White Teeth)刚一面世便成了畅销书,并且迎来了专家读者们的好评如潮。各种奖项扑面而来:2000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的小说奖、2000年“惠特布莱德图书奖”最佳小说一等奖、“卫报杰出图书奖”一等奖、“共同体作家图书奖”一等奖,以及“贝蒂·特拉斯克奖”,等等。此外,《时代杂志》还把这部作品收入了《1923-2005〈时代〉百部最佳英语作品集》。这便是当时年仅25岁的作者,英伦才女扎迪·史密斯创造出的一个奇迹。从此人们也记住了这位英国文坛的一颗倏然升起的新星。

1975年10月,有着一半牙买加血统的扎迪·史密斯出生于伦敦西北布兰特区的一个工薪阶层聚居区。她的母亲是一位于1969年移民到英国的牙买加人;而她的父亲哈维·史密斯则是地道的英国人。和许多小女孩一样,小时候的扎迪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于表演的热爱。从最早时迷恋踢踏舞,到一心想成为音乐剧中的演员。甚至在她上大学期间,扎迪还曾靠担任爵士乐歌手而挣得过一些收入。上大学期间,虽然她已经在从事一些文学的创作实践,可还是没有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的未来事业的想法,倒是曾经计划过大学毕业后去做一名专业的记者。然而机缘巧合加上对文学的热爱使得扎迪·史密斯最终走上了专业文学创作的道路。

早在1997年,扎迪·史密斯的《白牙》才刚刚有了一些想法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英国出版界的注意,并且同时有好几家出版社竞拍她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权。最后,哈密希·汉密尔顿公司竞拍成功。在扎迪完成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出版方也通过各种途径为这部作品做足了宣传。等到2000年最终出版的时候,《白牙》能够一炮而红,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畅销加好评如潮,这些并非仅仅靠商业运作便可获得。阅读过这部作品的读者应该会有跟笔者同样的感受——《白牙》配得上一部当代英国文学经典的称号。作品本身诠释了它获得成功的秘密。《白牙》的故事可谓错综复杂;其中所描绘的日常生活更可谓是全景式的:生活的艰辛、沟通的障碍、文化的冲突、宗教的隔阂,甚至还涉及到一个形成和壮大中的恐怖组织和一个极端的动物保护组织,等等。虽然有评论家批评《白牙》的极繁主义(maximalism),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看似庞杂混乱的生活却正是我们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

《白牙》所包含的主题也是其获得成功的关键。虽然笔者对于主题一说历来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不妨在此扼要地分享一下个人对于《白牙》主题的认识。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历史背景的《白牙》所关注的是战后的当今世界一直予以关注的一些宏大主题:各种族间的隔阂、各文化间的冲突和各宗教间的樊篱,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离散”(diasporas)问题。《白牙》除了用一种近乎诙谐的手法描写琼斯和伊克鲍这老哥俩的二战经历之外,并无其他惊心动魄的事件。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琐碎小事——成长的烦恼、生活的艰辛、现实的困惑。尤其对于那些离居他乡的人们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此类问题就更加突出。于是文化差异和宗教信仰就成了问题。于是,我们看到《白牙》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狂热和暴力倾向以及基督教见证者的执着信仰都有其可以理解的现实的根源。2004年9月,在澳门举行的全球离散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离散者与各种国际间冲突和摩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达成了几乎一致的认识——即离散者既可以成为和平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和平的毁灭者。这一学术命题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白牙》的主题。此外,现代科学自从其产生之日起,便与宗教有着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冲突。而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科学和宗教的摩擦似乎又有了愈演愈烈的苗头。《白牙》里的那些由于缺乏沟通、生活又有诸多不如意、从而投身宗教的人们最后都把泄愤的矛头指向了一项有点无厘头的科学研究。那些看似荒诞的场面却又都是残酷的现实存在。读者在哑然失笑的同时会不由得多几分较为严肃的思考。简单地说,由于有了这些主题的体现,《白牙》能够跻身经典的行列也实属自然。

《签名收藏家》(Autograph Man)是扎迪·史密斯发表于2003年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部市场反应优异,同样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的作品却没有能够赢得批评界众口一词的称赞。故事讲述了一位有着一半华人血统和一半犹太人血统的阿列克斯-李从向各类名人索要签名的普通粉丝发展到靠收藏名人签名然后转卖为生的故事。由于他的执着,他竟然做到了许多签名收藏者们梦寐以求,却很难实现的事情——得到了他的偶像的亲笔签名。这样的时髦题材自然会受到当下年轻人的推崇。

在这部作品中,宗教依然是扎迪·史密斯着意探讨的话题:犹太教、佛教、禅。就笔者的感受而言,扎迪·史密斯对宗教所抱持的是一种怀疑和戏虐的态度。就像《白牙》里的各种宗教表现给人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感觉一样,宗教在《签名收藏家》里也时时显出几分滑稽。

由于主人公阿历克斯-李是一位有着一半华人血统的英国年轻人,所以透过他,我们也可以看到扎迪·史密斯对华人以及华人文化的浓厚兴趣。除了阿历克斯-李所表现出的对华人的一份特殊感情之外,类似于“表舅他二姨子的三外甥”之类的说法也能偶尔见到,让我们这样的读者倍感亲切。此外还有关于 “阴阳”以及中医的一些颇为有趣的描写。

《签名收藏家》还体现出了扎迪·史密斯在创作方面的一些创新。首先,在这部作品中,她的叙述语言相对比较简洁。在这里,像狄更斯,或者福斯特那样风格的段落和句子并非主体。此外,速记符号以及每章标题下方的关键词索引和趣味盎然的小插图的使用也都非常具有实验的色彩。有点像网络日志,很有新意。

在创作完成了《签名收藏家》之后,扎迪·史密斯出访了美国,并在哈佛大学有过为期一年的进修经历。这段经历不仅提升了扎迪·史密斯的学术素养,也为《关于美》(On Beauty)的美国背景埋下了伏笔。

2005年推出的《关于美》当年就进入了布克奖的最后决选名单,并在2006年为扎迪·史密斯赢得了奥兰治小说奖。这是一部扎迪·史密斯向E.M.福斯特表达敬意的作品。扎迪从不讳言她对前辈福斯特的崇拜与尊敬。从《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到《霍华德庄园》,她每每谈起,赞美和仰慕之情总是溢于言表。在这部《关于美》中,扎迪·史密斯对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的模仿比较显著。且不说泛泛的叙述风格有着明显的福斯特的影子,在小说的结构安排上,就有多处呼应着《霍华德庄园》:开篇的书信体(当然,扎迪在这里用的是电子邮件);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之间的冲突和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其他一些细节上的戏仿,等等。必须指出的是,通过她自己的作品,扎迪·史密斯实现了向前辈福斯特表达敬意的愿望——如果福斯特看到了这位后生的作品的话,他肯定会倍感欣慰,感到脸上有光的。

《关于美》的故事集中在贝尔赛和吉普斯这两个家庭之间的纠葛上。透过这两个家庭之间的纷纷扰扰和喜怒哀乐,《关于美》真正的核心在于展示由于文化的差异和政治观点以及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导致的种种矛盾冲突。从某种层度上来看,《关于美》和《白牙》之间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和《白牙》一样,《关于美》其实也是以描写离散者的境况为中心,人物之间的矛盾差异也或多或少地与各自的文化背景相关;而且,《关于美》也没有让文化和观念之间的碰撞最终导致崩溃,而是强调了碰撞之后的相互妥协和和解。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的顽石一块。伴随着离散人群迁徙的文化也有它的可移动性。

今天,虽然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名声甚至盖过了很多前辈同行,但是扎迪·史密斯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着这样的表述——在英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里,她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懵懂少年;她的成就还不足以掩盖她的欠缺;她的思想还远不及他的前辈同行们那般深邃;她才刚刚上路,还在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前进。除了向福斯特表达敬意的《关于美》,扎迪·史密斯还曾透露说,其实影响《白牙》最大的是马丁·阿米斯的作品。她曾笑言,在着手《白牙》之前,她正忙着抄写模仿马丁·阿米斯的作品呢。说到英国当代的知名作家,扎迪·史密斯总能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拉什迪、伊恩·麦凯文、马丁·阿米斯,等等。并且对他们各自的优点如数家珍。2007年,扎迪·史密斯编辑出版了《他人的书》(The Book of Other People)这部带有相当浓厚学术气息的书评集。在其中,她向那些她所尊敬的同行前辈们一一表示了敬意。

美国左派激进人士:I·F·斯通

I. F. Stone, 1970

I. F. Stone, 1970

1989年,已经81岁高龄的斯通(I. F. Stone)去世。那时的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智慧老者,是《时代》杂志和《华尔街报》经常颂扬的人物。他的那些火药味十足的左翼檄文给作为记者的晚年带来了很高声誉。但是最近这些年来,斯通又一次倍受争议。原因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他长期以来一直充当前苏联的辩护人,而且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间,还曾有过和苏维埃知识分子共同协作的经历。

《美国激进者》(American Radical)是《国家》杂志住伦敦的记者古藤普兰(D. D. Guttenplan)献给斯通先生的一部研究传记。古藤普兰的这部花了将近20年时间才完成的著作对斯通先生有赞扬,也有批评。古藤普兰生利用自己作为记者的身份之便,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同时对已出版的材料和未出版的档案材料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包括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部门的档案材料。 这样,古藤普兰对斯通先生的记述有了坚实可信的历史背景。这段历史背景从上个世纪的大萧条时期一直延伸至里根总统的执政年代。通过古藤普兰的细致扎实的工作,我们看到了作为调查新闻事件的记者的斯通、作为激进民主党人的斯通、作为靠自我奋斗成才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斯通;我们同时也领略到了斯通的卓越和非凡。通过古藤普兰,我们能够了解到斯通与我们这个时代联系和影响。

1907,斯通在费城出生于一个姓费恩斯坦的干货商家庭,名叫伊斯多尔·费恩斯坦(Isidore Feinstein),是家中的长子。没有人会知道这位费恩斯坦长大后会成为一个没有皈依宗教的犹太人、一个狂放不羁的激进分子。在先后拥有《费城记录报》和《纽约邮报》的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的麾下,费恩斯坦在大萧条时期的艰难背景下磨砺了自己才能。随着资本主义逐步变得千疮百孔,费恩斯坦对苏维埃共产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斯大林党同伐异的做法持怀疑态度。和1930年代许多其他左翼人士一样,费恩斯坦相信苏联可以成为共同反对法西斯的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

有人怀疑,费恩斯坦对苏联的宽容和忍耐可能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最近出版的另一本新书,《间谍:克格勃在美国的兴衰》(Sp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GB in America)用了不少证据证明斯通在1936-38年间与克格勃有过密切合作。《间谍》一书是由美国的历史学家约翰·海因斯(John Earl Haynes)、哈维·科勒尔(Harvey Klehr),以及俄罗斯的新闻记者亚历山大·瓦希列夫(Alexander Vassiliev)合作完成。对于他们所提出的观点,《美国激进者》一书的作者古藤普兰提出了质疑。指出他们有滥用证据材料之嫌。无论如何,时至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之日,费恩斯坦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他对苏联的看法和认识了。

正是在这一重要时期,费恩斯坦将自己改姓为斯通。在当时的犹太人中,这样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改换姓名的事情还是颇为常见的。不过古藤普兰认为,斯通之所以改换姓名还有出于保护自己的孩子的一份考虑。

由于与较为保守的斯特恩在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加大,斯通被迫离开了《纽约邮报》。其后斯通先后就职于《国家》杂志、《新共和》、以及《PM》这样一份在1940年代间发行的寿命短暂的左翼日报。

珍珠港战争爆发以后,斯通也有过几年受到尊重的生活。但是在战后红色恐怖期间,却有人在国会上指责斯通是一位危险分子。斯通当然是一位左派人士,但是他绝不是一位教条主义者。1948年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与莫斯科闹翻,斯通写到“我禁不住为铁托喝彩”。出于对冷战的不满,斯通公开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但是也没有在苏联身上看到希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斯通对美国所宣传的共产党人发动了侵略战争的说法表示怀疑,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是南韩单方面发动了战争。在他发表于1952年的《朝鲜战争的隐秘历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一书中,斯通描述了双方共同挑起的争端。

但是他的这本书却使得他本人受到了冷落。当然,他的旗帜鲜明的左派立场对他遭到排斥同样起到了很大作用。他的言论曾引起过联邦调查局关注。他因此而不能更换护照;有一年多时间受到跟踪监控;1952年被彻底列入黑名单;甚至《国家》杂志也不接受他的任何稿件。

斯通的传记作者古藤普兰

斯通的传记作者古藤普兰

正如古藤普兰所言,斯通进入一种“内部流放”的生活。1953年,斯通开始发行他自己的报纸——《I·F·斯通周报》,并且籍此东山再起。不断改变的时代精神帮了大忙。1950年代晚期,那些匿名改革家们不再时髦了。对所谓的“反美活动”的调查也宣告结束。在左派阵营中,老一代的共产党人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年轻、更加无视条条框框约束的年轻一代及其组织,如“妇女争取和平”和“学生非暴力协作委员会”等组织。斯通曾经写道,“他们都是神圣的人。我尊重他们”。1960年代中期,他的《周报》的发行量开始飙升。斯通本人也成了发对越南战争的代表人物而备受欢迎。1967年11月,斯通还出现在了NBC电视台的“今日”栏目中,开怀畅谈。这次距离他上一次在电视上出现已经是18年了。

尽管文化冷战渐趋平静,但是在地缘政治指引下的越南战争还在进行。多年来,斯通对这种所谓的地缘政治前提进行了长期的研究。1964年,当约翰逊总统宣布北越的军火船在东京湾两次袭击了美国的驱逐舰的时候,斯通提出了导致冲突的可能情况:他认为第一次所谓的袭击是由于美国数个月来秘密展开的反游击战争计划激化导致的;而第二次袭击根本没有发生。他是对的。

20世纪70年代,斯通似乎无所不在——发表毕业典礼演说;接受荣誉学位;上电视节目。他最后的主要成果,《苏格拉底的审判》(The Trial of Socrates)发表于1988年,重点讨论了言论自由和民主的相互关系。这部作品给斯通无怨无悔的激进主义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此文系依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约翰·米歇尔:曾经的反文化斗士

1960年代英国反文化运动的导师,曾经凭借其大量的有关UFO、史前建筑以及童话作品极大地激发过影响巨大的滚石乐队的创作热情的在风格上永远追求独树一帜的作家约翰·米歇尔(John Michell)因身患癌症,上个月24日在英格兰的普尔去世,享年76岁。

米歇尔一生行为古怪、特立独行,对别人的任何古怪行为都表现出毫不隐讳的强烈兴趣。

约翰·弗里德里克·米歇尔出生于1933年2月9日的伦敦。伊顿公学毕业后,他曾在皇家海军服役,担任俄语翻译。后又在剑桥完成大学学业。曾经尝试过房地产生意。似乎不太如意,便全身心投入到了嬉皮士生活,或者一些地下活动,为反文化出版物工作。

他于1984年发表的小说《古怪的生活和奇特的理念》(Eccentric Lives and Peculiar Notions)讲了一个人耗尽一生的精力去证明地球是扁平的;还有一个人则竭尽全力地证明地球是凹陷的。另外他还讲到一对夫妇为了感觉舒服些,就在自己的头上钻了个洞,然后他们就展开了要求政府为他们支付手术费的漫长而又艰巨的斗争。

他还讲过有关在煤炭块儿里面发现了活青蛙的故事,以及一个会说话的精灵坚持认为它是一只死了的猫鼬的灵魂的故事。

2006年,米歇尔在一本收集了他的一些非常怪诞的文章的书里曾经写到:“我自己选择的态度完全是一团糟糕”。这样的自我评价倒也合情合理。

约翰·米歇尔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主要缘于他提出要用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飞碟。他自己宣称曾多次目睹过飞碟。他一生创作过40部作品,其中的第一部就是有关飞碟的,书名是《飞碟景象之重建圣杯》(The Flying Saucer Vision: The Holy Grail Restored, 1967)。他认为UFO与英国早期的神话故事如《亚瑟王和圣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当然他本人从来没有解释过为什么。)出书之后不久,他就带着滚石乐队的成员到史前巨石柱那里等待飞碟的出现。

有一位名叫乔纳森·凯纳(Jonathan Cainer)的占星家评价米歇尔说:“任何一个曾经的嬉皮士都应该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宇宙观”。

他讲述天空中的奇异的光和新音乐的故事;讲述有关我们的信仰的故事——人们认为地球将会在她自己的轴上跳跃,异端将不复存在,所有的人都将成为正统的教徒,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即将出现。

在他的《启示之城》(City of Revelation: On the Proportions and Symbolic Numbers of the Cosmic Temple, 1971)中,米歇尔讲述了有关很久以前神把数字和几何的相关知识传递给人类,开启人智慧故事。他认为这些几何形状与英格兰的阿拉顿斯伯利、史前巨石柱、以及金字塔都非常相像。米歇尔说,在这些神圣的地方,人们可以在一次与自然的节奏取得一致,感受到地球脉搏的力量,分享到阿特兰蒂斯的崛起的欢欣。嬉皮士们对他的言论欢欣鼓舞,纷纷予以响应。

米歇尔创作过许多有关“新世纪”(New Age)的故事在他于1969年出版的《阿特兰蒂斯上空》(The View Over Atlantis)一书中,他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新世纪理论。当然,他的观点招来了批评家们的强烈的批判。1994年,在接受《观察家报》的采访,米歇尔还非常简短有力地回应了长期以来批评家对他的谴责。他说“我并不觉得一件事情由于有很多人和你意见一致而变得更加真实”。

他还发起创办过研究“麦田怪圈”的杂志;是英美两国反对使用公制度量的领袖人物。他热衷于使用传统的度量单位体系如英磅、英尺等,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来源于传统文化的东西。

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包括1976年出版的有关希特勒经典讲话的书;1996年的《谁书写了莎士比亚?》(Who Wrote Shakespeare?);以及2006年的《悠扬悦耳》(Euphonics: A Poet’s Dictionary of Sounds)。

在接受《观察家报》访问时,米歇尔这样总结了他的一生:“我一生的追求是一个笑话,因为这个宇宙就是个笑话。一个人应该忠实地反映出宇宙的原貌”。

英国第一位女桂冠诗人诞生

英国伦敦当地时间本周五,卡萝尔·安·达菲( Carol Ann Duffy)正式被宣布成为英国历史上设立此项殊荣341年以来的第一位女桂冠诗人。此前的桂冠诗人有诸如德莱顿(Dryden)、丁尼生(Tennyson)、渥茨华斯(Wordsworth)、泰德·休斯( Ted Hughes )等。现在终于有了一位女性桂冠诗人。

达菲夫人现年53岁。擅长写短小而富有睿智的诗歌。题材广泛,多与日常生活的琐碎相关。她从安德鲁·莫幸(Andrew Motion,他拥刚刚结束了为期10年的桂冠诗人任期)手中接过了这顶桂冠。

英国文化部长,安迪·彭汉姆(Andy Burnham)称达菲夫人是一位“当今英国文学的杰出人物,非凡的诗人”。英国首相高登·布朗( Gordon Brown)称“她是一位真正的现代诗人。她通过将我们生活的所有经验都书写进诗歌,并且做到了扣人心弦,从而拓展了我们想象力”。

桂冠诗人最初是给为宫廷在各种喜庆场合书写颂歌的宫廷诗人设立的一项职位。多年,这一职位在不断发展进步。莫幸先生给这一称号赋予了新的热情和理念:把诗歌送到学校、建立诗歌档案纲要、大声朗读诗歌等。

莫幸先生抱怨说,他觉得写宫廷诗歌非常令人乏味。10年前当莫幸刚刚开始桂冠诗人任期的时候,当时的达菲夫人据说曾表示她不会为爱德华和苏菲写一首诗歌。“没有哪一位富有自尊的诗人会那样做……”达菲是针对莫幸不得不为女王的小儿子,爱德华王子和苏菲·赖斯-琼斯的婚礼书写赞歌而言的。

接受成为桂冠诗人之后,达菲夫人表示,她希望“尽力为了让人们了解诗歌的力量、发现诗歌的存在而努力做贡献”。

点这里,你可以听到BBC广播公司对达菲夫人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