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谈哲学、解构、文学、翻译

在选择英语语言文学作为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中,有不少同学对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理论不能够充分理解,所以多有误解,甚至偏见。而这些误解甚或偏见往往源于他们并没有直接去阅读德里达的相关著作,只凭只言片语的道听途说,便心生畏惧,甚至产生厌恶。其实德里达也许并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他的学说所产生的影响(不管你承不承认)已经遍布在文学批评的各个领域——你可以不提及他,但是你不能假装他不存在,更不能否认的深远影响。

所以,正确认识德里达及其理论是极其有必要的。以下是由Mabokov整理摘录的一组德里达言论。在对德里达的认知方面,或许能够帮助到你。

 

关于哲学和解构:

  • 我认为有一种思考理性、思考人、思考哲学的思想。它不能还原成其所思者,即不能还原成理性、哲学、人本身。因此它也不是检举、批判或拒绝。说存在着其他的东西要思考而且以不同于哲学的方式去思考的可能性,并非是对哲学不敬的一种标志。同样地,要思考哲学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超出哲学:也必须从别处着手。而在解构一词名义下被寻找的正是这种东西。
  • 解构哲学,恐怕就是以那种最忠实、最内在的方式去思考哲学概念所具有一定结构的那种谱系,同时也是从某种它无法定性、无法命名的外部着手,以求确定那被其历史所遮蔽或禁止的东西,而这种历史是通过一些对有利害关系的压抑而成就的。

 

关于解构的本质:

  • 解构是那种来临并发生的东西,不是大学里限定了的东西,它并不总是需要一个实施某种方法的行动者(agent)。
  • 没有无记忆的解构,这一点具有普世的有效性……
  • 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其次,解构的责任自然是尽可能地转变场域……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它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
  • 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
  • 解构不是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种肯定,一种投入,也是一种承诺。
  • [解构]究竟对什么说是呢?……首先对思想说是,对那种不能被还原成某种文化、某种哲学、某种宗教的思想说是。对生活说是,也就是说对那种有某种未来的东西说是。对要来的东西说是。……对思想、生活与未来来说,不存在终极目的,只存在无条件的肯定。

 

关于文学:

  • 文学这个观念暗示的就是作家有权自由言说,也觉得自己被承认有无论什么都可以说的权力。因此,对我来说在文学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意思的同盟关系,即政府不能干涉,无权限制的那种公开说话、公开出版的权力。即便事实上政府有所干涉,但那总是被认为并被感受为见不得人的,因为文学制度本质上是对这种权力的承认。因此,我觉得文学具有这种与民主制度史、权力史,因此也是与启蒙的关系。从某种角度上看,也是与公开发言权的关系。即便这种权力并不总是得到尊重的,但原则上是这样的。
  • 如今的作家——思想家与作家们常常是权威政体或极权政体的首要打击对象。
  • 我们认为文学,即写作与说话的自由在全世界都是根本性的。因此,这也是严肃对待文学、对待文学事业的一个理由。

 

关于翻译:

  • [翻译对于一般解构来说就是问题本身。]首先是因为翻译就是那在多种文化、多种民族之间,因此也是在边界处所发生的东西。……另一方面,即便在我们自己所说的语言内部,比如我所说的法语,也可以说存在着内部翻译的问题。
  • 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而一种语言内部也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这种语言多样性正是解构所专注与关切的东西。
  • 结构哲学,自然就是对某种语言指定某种思想这种局限性的关切。一种语言可以赋予思想以各种资源,同时也限制了它。因而必须思考这种有限的资源。
  • 我想每回我们借助解构挣脱一种霸权并从中解放出来,就重新质疑了一种语言的那种没有被思考过的权威。
  • 正是[语言中]那种抗拒翻译的东西在召唤翻译。
  • 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

 

关注人道主义事业的文学奖

据《纽约时报》报道,涉及当代奴隶制问题的书籍登上了于上周二(9月23日)公布的2009戴顿文学和平奖(Dayton Literary Peace Prize)的获奖者名单。这个奖项的评审委员会坚信文学具有促进和平和宣扬非暴力的力量。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戴顿文学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今年该奖项的非虚构类奖将颁发给由E·本杰明·斯金纳(E. Benjamin Skinner)撰写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直面当代奴隶制》(A Crime So Monstrous: Face to Face With Modern Day Slavery)一书;而虚构类作品奖颁发给了《和平》(Peace),一部理查德·鲍什(Richard Bausch)撰写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每位获奖者都将获得1万美元的奖金。该委员会同时宣布,斯金纳先生已经将他所获得的奖金捐赠给了国际反奴隶制组织(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的美国“解放奴隶”(Free the Slaves)分会。

 

该委员会还宣布说,他们评选出的非虚构类的作品奖第二名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火热、扁平和拥挤不堪》(Hot, Flat and Crowded);虚构类小说作品的二等奖颁给了乌纹·阿克潘(Uwem Akpan)的短篇小说集《就说你和他们一样》(Say Youre One of Them)。阿克潘是尼日利亚耶稣会的牧师。他的这部短篇小说集最近也被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作为其读书会的最佳作品加以推荐。

 

另外,英国笔友会文学基金会上周二也宣布,英国诗人、戏剧家托尼·哈里森(Tony Harrison)获得了第一届笔友会/品特奖(PEN/Pinter Prize)。该基金会表示此奖设立是为了纪念哈罗德·品特,这位英国当代最富声望的戏剧家。该项奖励每年将由一位能够体现出品特所倡导的致力于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和一位富有勇气而又身陷囹圄的作家分享。哈里森先生将会在今年1014日举办颁奖典礼上宣布那位在狱中的作家的姓名,来与他分享颁发给他的奖金。

 

英美文坛短讯二则

以下短讯二则转引自《中华读书报》2009年9月23日第9版。

西蒙•范布伊获世界奖金最高短篇小说奖:34岁的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Simon Van Booy)以其小说集《爱情始于冬天》,获得了第五届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并得到高达3.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5万元)的奖金,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奖金最高的短篇小说奖。
  在9月20日晚于科克音乐学院附设斯塔克剧场举办的颁奖典礼上,范布伊表示对获奖感到吃惊,因为在读到其他几位入围者的作品后,已为其水平之高感到震惊,自知已无希望胜出,而今大奖临于己身,实在“感激不尽”。
  奥康纳奖评委会主席帕特里克·科特(Patrick Cotter)也认为,今年的六部入围作品水平相当,实乃该奖史上最为势均力敌的一届。因而选出最后的大奖得主并不容易。
  去年获奖的孟加拉裔美国女作家茱帕·拉希丽(Jhumpa Lahiri),则以其《不适之地》(Unaccustomed Earth)打破行规,跳过复评阶段,直接从初选名单中被授予大奖。
  范布伊生于伦敦,妈妈是爱尔兰人,他现居纽约教书。《爱情始于冬天》是其第二部短篇集,收入五篇小说,其中与书名同题的一篇,讲述著名大提琴家决定退出尘世,却在一位迷恋鸟类的店主感召下回心转意。另外四篇小说同样描写了“濒于放弃的人”。
  弗兰克·奥康纳奖以爱尔兰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奥康纳命名,用以奖励过去一年中以英文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入围者不限国别。
  前年获得此奖的是美国女作家米兰达·朱莱(Miranda July)的首部短篇集《没人比你更属此地》(No One  Belongs Here More Than You)。2005年,旅美中国女作家李翊云以处女短篇集《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赢得了首届奥康纳奖,日本大作家村上春树则以《盲柳睡女》(Blind Willow,Sleeping  Woman)在次年获奖。

女诗人琼•瓦伦丁获十万美元诗歌奖:美国女诗人琼·瓦伦丁(Jean Valentine)上周获得了美国诗歌学院颁发的2009年度华莱士·史蒂文斯奖,并获奖金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8.3万元)。
  史蒂文斯奖创办于1994年,旨在表彰在诗歌艺术有突出及公认成就的美国诗人,往届得主包括WS·默温、约翰·阿什伯里、查尔斯·西米奇等名家。
  学院认为,瓦伦丁女士的诗歌创造了一个梦中世界,其直接、惊悸和奇异,只在梦中可得,同时亦兼具道德视野、无限的技巧和强烈的美感。

激情与暴力

有着“美国文坛黑夫人”称号的乔伊斯·卡萝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是一位有颇多争议的作家。人们对她的高产及风格多变自然褒扬有加;与此同时,对她略带色情意味的暴力描写也颇有微词。在欧茨的作品中,暴力之下总是隐藏着激情,而激情又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暴力的发生。这一不断重复的主题和无法摆脱的陷阱再一次出现在她的《天堂的小鸟》(Little Bird of Heaven)中。这是欧茨自1964年以来的第57部长篇小说了。

斯巴达是位于美国纽约州北部的一个虚构出来的小镇。《天堂的小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小说围绕佐伊·克鲁勒(Zoe Kruller)的被杀这一悬而未决的谋杀案展开。佐伊·克鲁勒是一位蓝草音乐歌手,有一个性生活放荡糜烂的坏名声。自从发现她被勒死在床上之后,警察就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拘禁、审问和她已经分居的丈夫德尔雷·克鲁勒,以及她的已婚情人埃迪·迪艾尔。这两名男子都被当作“主要嫌疑人”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但是他们都没有被审判。人们对到底谁是凶犯也是各执一词。那位戴了绿帽子的丈夫有显而易见的犯罪动机。但是他们的儿子却坚持作证说,案发当时他和他的父亲在一起。她的情人埃迪那天夜里没在家。这是埃迪的那位满腹怨气的妻子在警方搜查了他们家之后向警察透露的一个事实。她也对他提出了一项限制命令,不允许他接触他们的孩子。故事中,围绕这次谋杀案,埃迪的女儿克里斯塔和德尔雷的儿子爱伦也分裂成为两条线,都试图证明他们各自的父亲的清白。

《天堂的小鸟》以克里斯塔的视角开始叙述,并逐步深入到其他方面,出现时间上的跳跃。但是叙事并没有采用因果关系的顺序,而是与这场噩梦相关的逻辑进程。在第二部分中,艾伦·克鲁勒的故事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展开。自从他的母亲离开他的父亲,他也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心灵破碎的孩子。他和克里斯塔一样孤独,对爱与温情充满渴望。他身材高大健壮,皮肤黝黑。和他父亲一样,他也被当作是嫌疑人之一。不过人们对他充满同情。他万分不幸地看到了他母亲的尸体——头部遭到过严重的击打。他不顾一切地掩盖这暴力的现场——为了让她看上去更干净一些,气味更好一些,他在他母亲的尸体上撒上了滑石粉,隐瞒的犯罪现场的真相。

《天堂的小鸟》一开始给人以惊悚悬疑小说紧张感,然后慢慢地演变成一种“事实就是如此”式的展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案子的侦破仍然是毫无进展。欧茨女士显然对希腊文化颇为偏爱:她把故事发生的地点命名为斯巴达,被害人的名字叫“佐伊”(希腊语中,“佐伊”的意思指“生命”)。和最初的斯巴达人一样,这里的人们也信奉强者为王,崇尚暴力。在这个悲剧中,子女也注定将重蹈其父母的覆辙。所以当我们看到青少年时期的克里斯塔和艾伦就开始一种危险的游戏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小说中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场景是,就在将嗑药后的克里斯塔从一个想要强暴他的男孩手中救下来之后,爱伦就强奸了她。爱伦在过程中粗暴地发泄着他的仇恨,而克里斯塔却将这样的强暴当作激情的最高体现。在斯巴达,激情和暴力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欧茨并没有美化这一点,相反,她对这一病理现象寻根求源,从而揭示出欲望所能够产生的蜕变。

当杀害佐伊的凶手最终被揭示出来之后,真相并没有戏剧高潮般的效应,故事反而在平淡中收场。但是对于经过了漫长等待的爱伦和克里斯塔来说,影响是深远的。小说的最后章节中,当我们再见到克里斯塔的时候,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她。作为律师助理,克里斯塔为那些处于监禁中的男人奔波,努力去证明他们的清白。和他的父亲一样,她的当事人也是由于名声不好而沦为嫌疑对象;他们身体健硕、贫穷无知。某种程度上来看,在她父亲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对她的影响非常深刻。不过她也离开了那座城镇,离开了那块伤心之地。她的声音也已经变得成熟了。人也变得更加成熟,不再是那个无邪天真的小姑娘了。当她和爱伦再次相遇,当肉体的吸引仍然像过去一样强烈的时候,她意识到当他触碰她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冷淡和凶残。她知道她得离开,趁着她还能够离开的时候离开。

有人指责欧茨的作品有流于故作耸人听闻的趋势。《天堂的小鸟》所展示出来的情感无疑是紧张而又强烈的。克里斯塔的语言也显得有点过于戏剧化了。但是无论如何,欧茨的作品肯定不能归属于情节剧一类。欧茨曾经在她创作的女权主义作品中对男性表示同情,尤其是那些除了使用暴力就毫无权力和其他任何话语权的男性。小说的最后,佐伊的儿子爱伦仍然留在斯巴达,仍然摆不脱他这一类人的悲剧性命运。他不幸成为之类人的活生生的例证。人们仍然可以将相同的标签贴在他们的身上。甚至他们本人也开始忘记了他们是谁,他们可以变成怎样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本文系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阿特伍德:无水洪灾

《无水洪灾》(The Year of the Flood)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一部新作。她讲述的洪水之患与圣经故事中上帝为了扫除邪恶和罪孽而施放的洪水毫无关联。阿特伍德所指乃一场无水的洪灾:一场不同寻常的、迅速蔓延的疾疫——无法通过生物手段加以抑制;漂白粉消毒无法加以消除;疫情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地席卷开来,像漫山的大火吞没了一座有一座城市——病菌无所不在、恐怖无所不在,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尸体横成的屠场。这场“洪灾”令数千万人命丧黄泉。也造成了几乎所有的电子、数字系统、和工业体系陷于瘫痪。

《无水洪灾》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怪诞的世界——既有希洛尼慕斯·博施(Hieronymus Bosch)的绘画那样的怪异;又有《发条橙》里的荒诞。一切都已土崩瓦解。一家名为“库塞库”的保安公司乘着各地公安系统由于资金严重不足而解体之机掌握了政权。“库塞库”的人不仅通过洗脑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且还推行一系列邪恶的实验,恶意组合人类和动物的基因,创造出怪异的新型突变物种。

在某种意义上,阿特伍德的这部新作堪称其2003年的那部《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的姊妹篇。同样是将读者带入“后天启”的未来世界,这部《无水洪灾》则显然更强劲、更具创造性,叙述手段也更为华丽。

和1986年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以及2003年的《羚羊与秧鸡》一样,《无水洪灾》也是一部“狄托邦”小说(dystopian fantasy)。作者通过这部反乌托邦小说,意在警示人们关注我们这个世界偏激和错乱——它的反女权主义意识、它对全球变暖的视而不见、暴力的蔓延,及其赤裸裸的唯利是图。与前两部相比,阿特伍德在这部新中收起了道德说教的口吻,让富有创造力的想象自由翱翔。她的笔触所至,将一个奇幻的未来世界逐步展现。始终关注着两位女性主人公努力在这无水洪灾中幸免于难的奋斗历程。

托碧(Toby)是那两位幸免遇难的女性中的一位。她因为在一个高档温泉工作而得以幸免。在那里,她靠温泉仓库和花园里食物活了下来。托碧后来从这里走了出去。回到了她父母曾经居住的地方,找到了在院子的石头下面藏着的、她的父亲用来自杀的一支步枪。而她的父亲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的母亲得了一种奇怪的疾病,长期的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钱财,可最后还是撒手人寰。

后来托碧了解到,她的母亲极有可能是“赫尔斯威则”药品公司的实验体。这家公司通过给民众服用强效药品来传播一种疾病,把普通民众当作实验室动物一样来对待,再通过治疗这种疾病来大肆敛财。

她的父母相继去世以后,托碧被迫从事各种非人的职业。她的这一状况在她受雇于“秘堡”快餐连锁店时降到了最低点。传说这家快餐店将人的尸体加工成肉末来制作汉堡。在这家快餐连锁店,托碧沦为了经理布兰科的性玩具,长期受其凌辱。直到意外地被一伙号称“上帝的园丁”的示威者解救出来。这伙嬉皮士风格的“上帝的园丁”发誓要保护所有动物和植物的生命。托碧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并且最终成为了“园丁”们的领导者之一。

当她意识到她是无水洪灾中仅有的几位幸存者之一时,托碧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会成为被选中的人。“为什么让她存活下来?在无以数计的人群当中。为什么不是一位更年轻的,一位更具有乐观精神和新鲜观念的人?她应该相信她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作为见证人,传递信息,从一片废墟中至少拯救出个什么东西来。她应该相信这些,但是她却无能为力”。

在“上帝的园丁”们中,有一位姑娘叫做“荏”(Ren)。她是妈妈卢塞恩(Lucerne)的带领下来到这里的。卢塞恩是“赫尔斯威则”药品公司总裁的前妻,后来随情人逃离了那个家庭。荏后来被送回到了“赫尔斯威则”,并与吉米(《羚羊与秧鸡》中的主人公)相恋。但是吉米却与荏的好友阿曼达发生了恋情,从而令荏心碎肠断。

她的生身父亲遭到绑架以后,荏开始在一家性俱乐部充当秋千舞娘。就是在这家俱乐部的一个封闭的房间内,荏躲过了无水洪灾而得以存活。

在讲述荏和托碧的故事的过程中,阿特伍德很灵巧地将她们塑造成了真实可信的人,而不是卡通式的情景展现。虽然有些章节以乏味繁琐的展示“园丁”们的生态准则开始,但是阿特伍德还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她早期在科幻小说领域的尝试。通过聚焦两位女性主人公在噩梦般的世界里危险处境和艰难旅程,阿特伍德的这部引人入胜、思想深奥的作品成功地展示了她纯粹而有精湛的叙述才能。

 

【此文系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迷失的符号》引爆销售狂潮

丹·布朗(Dan Brown)的新书《迷失的符号》(The Lost Symbol)在开始发售的第一天就创造了在美售出精装版和电子版过百万册的佳绩。令出版业笑逐颜开。现在追加补印的60万册精装版已经等待上市。还有另外的500万册正在印刷之中。

丹·布朗(Dan Brown)的新书所支持的理论是:当许多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观念的时候,这个观念是可以产生物理效应的。现在看来,也许他的所言非虚。至少,从销量来看,继《天使与魔鬼》(Angels & Demons, 2000)和《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 2003)之后,这部刚刚推出的新作《迷失的符号》(The Lost Symbol)已经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

作为一个认为观念可以产生物理效应的人,布朗先生完全明白他的《迷失的符号》会有多么庞大的读者群,也明白他的这部新作会遭遇非常挑剔地审视。对此,他甚至设计了一个书中人物出面取笑这本书必将大受欢迎的桥段。凯瑟琳·所罗门博士是一位智力科学研究的专家。她研究的中心是有关头脑与身体相关联的问题。她承认她的研究领域比较小众。可是当她的故事展开的时候,她表示说智力科学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应,就像丹·布朗令圣杯为之沸腾一样。

与所罗门博士并肩携手的是罗伯特·兰登,难得一见的符号学家,在他的这第三次激动人心的历险中,证明了“dashing”这个词不仅是个形容词,也是一个动词。正如布朗的粉丝们早已预期的那样,这次追根求源涉及到共济会成员的秘密,故事背景设在华盛顿,在那里,有些他要追寻的秘密被砌在了建筑物的墙上,从而无法轻易被人发现。布朗粉丝们还猜对了这部新作原本取名《所罗门的钥匙》(The Solomon Key),而不是《迷失的符号》。

但是没有人敢断定布朗还能够重塑其游戏的辉煌。在寻宝和谜语拆解的过程中,他的故事还能够让人无法释手吗?他还能够让深邃的智慧转化成遁世逍遥的托词吗?加之有那么多人在模仿他,他的那一套还会吃香吗?这一切都有待于从读者中产生的物理效应来做出回答。

《迷失的符号》试图选取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来展示一项令人震惊的秘密。这最后的秘密令人震惊就是因为它司空见惯。从而进一步升华到对忠诚、诚信的肯定。读者在读完这部作品之余,会深深地受到布朗本人乐观情绪的感染。

早在他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以前,丹·布朗就在创作具有视觉震撼力的影视剧本。这次他同样赋予他的作品以令人震撼的视觉感受。由于他的这部作品的出现,以华盛顿纪念碑为内容的明信片将再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样子。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反正销量已经摆在那儿。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无视《迷失的符号》所引发的强烈的物理效应。

 

【此文系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