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英语语言文学作为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中,有不少同学对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理论不能够充分理解,所以多有误解,甚至偏见。而这些误解甚或偏见往往源于他们并没有直接去阅读德里达的相关著作,只凭只言片语的道听途说,便心生畏惧,甚至产生厌恶。其实德里达也许并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他的学说所产生的影响(不管你承不承认)已经遍布在文学批评的各个领域——你可以不提及他,但是你不能假装他不存在,更不能否认的深远影响。
所以,正确认识德里达及其理论是极其有必要的。以下是由Mabokov整理摘录的一组德里达言论。在对德里达的认知方面,或许能够帮助到你。
关于哲学和解构:
我认为有一种思考理性、思考人、思考哲学的思想。它不能还原成其所思者,即不能还原成理性、哲学、人本身。因此它也不是检举、批判或拒绝。说存在着其他的东西要思考而且以不同于哲学的方式去思考的可能性,并非是对哲学不敬的一种标志。同样地,要思考哲学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超出哲学:也必须从别处着手。而在解构一词名义下被寻找的正是这种东西。 解构哲学,恐怕就是以那种最忠实、最内在的方式去思考哲学概念所具有一定结构的那种谱系,同时也是从某种它无法定性、无法命名的外部着手,以求确定那被其历史所遮蔽或禁止的东西,而这种历史是通过一些对有利害关系的压抑而成就的。
关于解构的本质:
解构是那种来临并发生的东西,不是大学里限定了的东西,它并不总是需要一个实施某种方法的行动者(agent)。 没有无记忆的解构,这一点具有普世的有效性…… 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其次,解构的责任自然是尽可能地转变场域……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它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 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 解构不是“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种肯定,一种投入,也是一种承诺。 [解构]究竟对什么说是呢?……首先对思想说是,对那种不能被还原成某种文化、某种哲学、某种宗教的思想说是。对生活说是,也就是说对那种有某种未来的东西说是。对要来的东西说是。……对思想、生活与未来来说,不存在终极目的,只存在无条件的肯定。
关于文学:
文学这个观念暗示的就是作家有权自由言说,也觉得自己被承认有无论什么都可以说的权力。因此,对我来说在文学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意思的同盟关系,即政府不能干涉,无权限制的那种公开说话、公开出版的权力。即便事实上政府有所干涉,但那总是被认为并被感受为见不得人的,因为文学制度本质上是对这种权力的承认。因此,我觉得文学具有这种与民主制度史、权力史,因此也是与启蒙的关系。从某种角度上看,也是与公开发言权的关系。即便这种权力并不总是得到尊重的,但原则上是这样的。 如今的作家——思想家与作家们常常是权威政体或极权政体的首要打击对象。 我们认为文学,即写作与说话的自由在全世界都是根本性的。因此,这也是严肃对待文学、对待文学事业的一个理由。
关于翻译:
[翻译对于一般解构来说就是问题本身。]首先是因为翻译就是那在多种文化、多种民族之间,因此也是在边界处所发生的东西。……另一方面,即便在我们自己所说的语言内部,比如我所说的法语,也可以说存在着内部翻译的问题。 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而一种语言内部也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这种语言多样性正是解构所专注与关切的东西。 结构哲学,自然就是对某种语言指定某种思想这种局限性的关切。一种语言可以赋予思想以各种资源,同时也限制了它。因而必须思考这种“有限”的资源。 我想每回我们借助解构挣脱一种霸权并从中解放出来,就重新质疑了一种语言的那种没有被思考过的权威。 正是[语言中]那种抗拒翻译的东西在召唤翻译。 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
有着“美国文坛黑夫人”称号的乔伊斯·卡萝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是一位有颇多争议的作家。人们对她的高产及风格多变自然褒扬有加;与此同时,对她略带色情意味的暴力描写也颇有微词。在欧茨的作品中,暴力之下总是隐藏着激情,而激情又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暴力的发生。这一不断重复的主题和无法摆脱的陷阱再一次出现在她的《天堂的小鸟》(Little Bird of Heaven)中。这是欧茨自1964年以来的第57部长篇小说了。
《无水洪灾》(The Year of the Flood)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一部新作。她讲述的洪水之患与圣经故事中上帝为了扫除邪恶和罪孽而施放的洪水毫无关联。阿特伍德所指乃一场无水的洪灾:一场不同寻常的、迅速蔓延的疾疫——无法通过生物手段加以抑制;漂白粉消毒无法加以消除;疫情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地席卷开来,像漫山的大火吞没了一座有一座城市——病菌无所不在、恐怖无所不在,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尸体横成的屠场。这场“洪灾”令数千万人命丧黄泉。也造成了几乎所有的电子、数字系统、和工业体系陷于瘫痪。
托碧(Toby)是那两位幸免遇难的女性中的一位。她因为在一个高档温泉工作而得以幸免。在那里,她靠温泉仓库和花园里食物活了下来。托碧后来从这里走了出去。回到了她父母曾经居住的地方,找到了在院子的石头下面藏着的、她的父亲用来自杀的一支步枪。而她的父亲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的母亲得了一种奇怪的疾病,长期的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钱财,可最后还是撒手人寰。
作为一个认为观念可以产生物理效应的人,布朗先生完全明白他的《迷失的符号》会有多么庞大的读者群,也明白他的这部新作会遭遇非常挑剔地审视。对此,他甚至设计了一个书中人物出面取笑这本书必将大受欢迎的桥段。凯瑟琳·所罗门博士是一位智力科学研究的专家。她研究的中心是有关头脑与身体相关联的问题。她承认她的研究领域比较小众。可是当她的故事展开的时候,她表示说智力科学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应,就像丹·布朗令圣杯为之沸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