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项英国文学奖

独立外国小说奖(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

独立外国小说奖是专为健在的外国作家设立的奖项。只有那些被翻译成英语并且在英国出版发行的小说才可以参与评选。奖金为一万(£10,000)英镑。这个奖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仅奖励作家,同时也奖励翻译者。一万英镑由作者和译者分享。
今年,进入该奖项最后名单的有曾经于1990年获得过该奖头名,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澳尔汗·帕慕克(Orhan Pamuk)。他的参选作品为《纯真博物馆》(Museum of Innocence)。
2006年获得过此项殊荣的挪威作家泊尔·佩特森(Per Petterson)再次获选进入短名单(shortlist)。他的参选作品是《我诅咒时间之河》(I Curse the River of Time)。夏洛特·巴斯伦德(Charlotte Barslund)翻译。
此外,短名单还包括三部拉美作家的作品。他们分别是:

秘鲁作家Santiago Roncagliolo的《红色四月》(Red April)
阿根廷作家Marcelo Figueras的《堪察加》(Kamchatka)
委内瑞拉作家Alberto Barrera Tyszka的处女作《病》(The Sickness)

以及一篇德国作家Jenny Erpenbeck的第三部小说《视察》(Visitation)

五月26日,最终的获奖者将会揭晓。

去年获得该奖的是法国作家Philippe Claudel 的《布洛德克的报告》(Brodeck’s Report)。约翰·库伦(John Cullen)翻译。

橙桔奖(Orange Prize):

橙桔奖(奥兰治奖)创立于1996年,是专门为用英语创作的女性作家设立的小说奖。奖金金额三万(£30,000)英镑。

今年进入该奖项短名单(shortlist)的六部作品分别是:

凯瑟琳·温特(Kathleen Winter)的处女作《安娜贝尔》(Annabel);
缇·奥布莱希特(Tea Obrecht)的处女作《虎太太》(The Tiger’s Wife);
爱玛·亨德森(Emma Henderson)的处女作《格莱斯·威廉斯大声说》(Grace Williams Says It Loud);
爱玛·多诺休(Emma Donoghue)的《房间》(Room);
阿米奈塔·福尔纳(Aminatta Forna)的《爱的记忆》(The Memory of Love);
妮柯·克劳斯( Nicole Krauss)的《大宅》(Great House)。

最后的获奖者将于6月8日公布。

去年独得三万英镑奖金的是美国作家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她的获奖作品为其第六部小说《空隙》( The Lacuna)。

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关于美》(On Beauty)于2006年获得过此项大奖。

肖恩•欧卡西 (Seán O’Casey, 1880-1964)

肖恩·欧卡西(Seán O’Casey, 1880-1964),20世纪爱尔兰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戏剧家之一。戏剧是其一生最主要的创作和贡献。在他创作生涯的后期,欧卡西也发表了不少小说作品,其中最主要的是自传体六卷本长篇小说。1964年9月19日,肖恩·欧卡西去世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纪念这位长期寄居在英国的爱尔兰杰出的左翼人士、戏剧家。文章概括了欧卡西充满了战斗精神的一生。文章指出,“经历过贫穷困苦,怀着对人类的大爱,肖恩·欧卡西创作了大量的戏剧和散文诗作,讴歌自由的勃勃生机,痛斥精神的苍白赤贫”[1]

1880年3月30日,欧卡西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年仅6岁时,欧卡西就失去了父亲。他从小就视力很差,这严重影响到他的学习。而且,根据他本人回忆,学校老师还经常打骂学生。因此他的正规学校教育便早早结束。14岁离开学校,欧卡西一边坚持自学,一边开始工作。小小的年纪,做过多种工作:送过报纸,当过9年的铁路工人,等等。欧卡西对于戏剧的热爱也是从小养成的。1890年代的最初几年,欧卡西和他的大哥在家里搞起了迪恩·布希科(Dion Boucicault)和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演出。欧卡西还曾经在一次正式演出中扮演了布希科的《流浪汉》(The Shaughraun)中的一个小角色。

青年时代的欧卡西正处于爱尔兰民族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作为一名民族运动的积极分子,欧卡西参加过多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组织。1906年开始,他还热衷于学习爱尔兰民族语言盖尔语(the Gealic)。肖恩·欧卡西这个名字便是他从那时开始使用的[2]。1914年,欧卡西还曾经有过在爱尔兰国民军中服役的经历。但是后来,欧卡西逐步改变了他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及其运动的看法,并且颇多批评。1917年,爱尔兰民族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爱尔兰志愿军(Irish Volunteers)的创建者托马斯·阿什(Thomas Ashe)在一次绝食行动中不幸去世。这件事情极大地激发了欧卡西的创作热情,从此开始投入到他的戏剧创作之中。

1923年在爱尔兰艾比剧院(Abbey Theatre)上演的《枪手的影子》(The Shadow of a Gunman, 1923)是欧卡西的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戏剧作品,并且一举获得了成功。随后,欧卡西又相继推出了《朱诺和孔雀》(Juno and Paycock, 1924)和《犁与星辰》(The Plough and the Stars, 1926)。这三部被称为“都柏林三部曲”(Dublin Trilogy)的戏剧创造了欧卡西在艾比剧院辉煌一页。也奠定了欧卡西在戏剧史上的地位。著名电影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还曾将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朱诺和孔雀》搬上了银幕,也同样取得了成功。

“都柏林三部曲”以1920年代动荡不安的爱尔兰作为背景:《枪手的影子》的故事发生在“英爱战争”期间;《朱诺和孔雀》的背景是爱尔兰内战;《犁与星辰》则恰逢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枪手的影子》主要描写了革命运动对于爱尔兰贫民窟及其居民深重影响。主人公唐纳·戴沃仁是一位诗人。他和朋友苏马斯·席尔兹一起住进了都柏林的一处贫民窟公寓房里。这里的许多居民都误认为唐纳是爱尔兰共和军自愿者。唐纳也乐得接受,因为这一虚假的身份让他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尊重和帮助,更主要的是,这一身份帮助他赢得了贫民窟里一位美丽姑娘的芳心。然而,残酷的政治现实很快就迫使唐纳意识到政治的触须无所不在,贫民窟也不能置身事外。唐纳的女友在动荡中遭到杀害。除了政治运动这条线索以外,贫民窟的生活状况也在剧中得以展现。这也是欧卡西在创作中始终关心民生疾苦的一个有力例证。

《朱诺和孔雀》主要讲述了爱尔兰内战时期穷苦工人阶级的生活境遇。故事以居住在都柏林贫民区公寓里的薄伊尔一家为中心。父亲杰克·薄伊尔曾经做过商船船员,退休后在家闲着,不愿意工作,只喜欢在小酒馆里和朋友聊天作乐。母亲朱诺是家里唯一在工作的人:女儿玛丽在罢工;儿子约翰尼在独立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并且还因为出卖了一位爱尔兰共和军战友,担心因此遭到惩罚而惶惶不安。薄伊尔家的一位远房亲戚去世,一位名叫本特姆的律师传话过来说,他们可以获得一笔遗产。于是一家人开始赊欠购买家具,改善家庭生活,坚信那笔“莫须有”的遗产可以帮助他们支付所有这些费用。可是好景不长,热烈追求了女儿玛丽一段时间之后,律师本特姆突然杳无音信。所谓的遗产也不存在。女儿玛丽怀上了本特姆的孩子,儿子约翰尼也遭到了杀害,父亲薄伊尔只会借酒浇愁。原本就很艰辛的生活更深地沉入了深渊。

在这部剧中,欧卡西在大政治背景的映衬下,将一个原本就已困难重重的家庭的破落展现在观众面前。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的男性英雄人物没有出现。三个主要的男性人物也分别是酒鬼、叛徒和骗子。支撑生活的中坚靠的是朱诺这样的并不强大威猛的“反英雄”——只关心生活中实际的物质需求,只担心家庭生活是否还能够保持平稳的平庸的家庭妇女。正如肖恩·理查德所指出的那样,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欧卡西显得很不合时宜,他的上述戏剧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于政治运动的反对立场[3]。当然,欧卡西所反对的是他在多部作品中都有所表达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立场。这一立场在《犁与星辰》中有更为清晰的表述。

《犁与星辰》的历史背景虽然是1916年4月的复活节起义,但是剧中仍然没有激情澎湃的政治场面。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于这场起义的冷眼旁观;以及那些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们对于这场政治运动的抱怨,甚至因为起义者的失败而幸灾乐祸。其实也不难理解:对于普通的穷苦工人来说,他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穷苦生活因为受到起义的冲击而变得更加难以为继。欧卡西非常客观冷静地再现了这一有点残酷的社会现实。但是由于与当时的总体政治氛围不合等因素,《犁与星辰》遭到了叶芝的反对。于是这部戏剧很快结束了在艾比剧院的演出。欧卡西在艾比剧院的短暂的辉煌也宣告结束。

1927年,欧卡西到伦敦去接受霍桑顿戏剧奖(the Hawthornden Prize)并指导伦敦西端剧院排演《朱诺和孔雀》。同年,欧卡西在伦敦结婚,并且从此定居在这里。

继《犁与星辰》之后,1928年欧卡西的新剧《银杯》(The Silver Tassie, 1928)再次遭到叶芝的反对而未能登上艾比剧院的舞台。叶芝认为该剧只有欧卡西个人的意见而没有欧卡西的生活经验;只有内容不相关联的场景片段,缺乏舞台表演的统一性和整体性。《银杯》的时代背景选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处于动荡冲突之中的爱尔兰。然而欧卡西的立场仍然非常鲜明。正如剧中的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只要还有战争在肆虐,我们就摆脱不了悲伤的困扰”。《银杯》在主题上是对“都柏林三部曲”的拓展;在戏剧表现形式上则更大胆更具有实验性。根据他对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理解和把握,欧卡西在剧中大量使用了表现主义手法。

欧卡西此后作品延续了这种主题一贯而在表现形式上锐意创新的创作风格。欧卡西作品的主题源泉与当时蓬勃发展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息息相关。在戏剧表现技巧方面,出来他对表现主义手法的独特运用之外,在他的戏剧中也不难看到其所钟爱的戏剧家布希科的影响。不过总体来说,评论界普遍认为欧卡西后来的戏剧在质量上根本不足以与其“艾比剧院”的作品相提并论。

《大门以内》(Within the Gates, 1934)是一部以伦敦海德公园为原型的寓言剧。虽然争议较大,但是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却对此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该剧在美国的上演也颇为成功。通过《大门以内》,欧卡西与奥尼尔、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en)等美国文坛名家。此外,欧卡西这一时期的主要戏剧作品还包括:政治寓言剧《星星红了》(The Star Turns Red, 1940)、讽刺喜剧《紫尘》(Purple Dust, 1943),以及高度运用表现主义手法表达直白社会主义主题的《我的红玫瑰》(Red Roses for Me, 1943)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卡西戏剧创作的重要主题是他眼中的那个“正在失去其活力、激情和决心的冷漠的国家”爱尔兰及其生活在其中的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主要作品包括《自命不凡的花花公子》(Cock-a-Doodle Dandy, 1949)、《主教燃起的篝火》(The Bishop’s Bonfire, 1955)、《内德老爹的鼓》(The Drums of Father Ned, 1958)等。

在欧卡西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的六卷本自传的创作之中。1964年9月,欧卡西因突发心脏病去世。1965年,他的自传《房中镜》(Mirror in My House, 1965)出版,为欧卡西的创作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参考资料:

Richards, Shaun. “Sean O’Casey.”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V.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26-29.

“Sean O’Casey, Irish Playwright, Is Dead at 84”. Obituary (Sept. 19, 1964), New York Times. (Feb. 20, 2011) <http://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bday/0330.html>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 “Sean O’Casey, Irish Playwright, Is Dead at 84”. Obituary (Sept. 19, 1964), New York Times. (Feb. 20, 2011) <http://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bday/0330.html>

[2] 肖恩·欧卡西(Sean O’Casey)是他本人从英文原名(John Casey)按照凯尔特语发音改变而来。

[3] Richards, Shaun. “Sean O’Casey.”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V.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26-29.

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 1903—1974)

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 1903—1974),英国左翼作家。他的代表作《领救济金的爱情》(Love on the Dole, 1933)[1]在出版之初的三年内创造了再版两次,重印9次的辉煌。而且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该书几乎每年都有重印,长期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凭借此书,格林伍德一举占据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格林伍德出生在苏格兰兰开夏郡,索尔福德镇上的埃勒街——即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的“恒基公园”(Hanky Park)。格林伍德的父母都来自激进的工人阶层,并且希望他从小就能够沿袭他们身上的激进传统。格林伍德没有辜负他父母亲的希望。不仅如此,格林伍德从他父母那里还继承了热爱读书和音乐的良好习惯。九岁时,格林伍德的父亲去世,贫寒的家境只能依靠做女招待的母亲一个人微薄的收入来支撑。13岁时,格林伍德小学毕业。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从此辍学,到当铺当学徒,后来又去当勤杂工、马倌、仓库管理员等。尽管报酬微不足道,但聊胜于无。和他多次失业,只能靠救济金艰难生活的日子比起来,还是要强很多。难能可贵的是,生活的艰辛并没有令他放弃看书学习。格林伍德的闲暇时间几乎都是在索尔福德的公共图书馆里度过的。这为他后来的创作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0年代初,再次遭遇失业的格林伍德开始为当地的工党工作。其间,他的勤奋和创作才华得到了赏识和发挥。在家人和朋友的热情鼓励之下,格林伍德开始练习创作短篇小说,从此也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领救济金的爱情》是格林伍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完成于1932年。当时的格林伍德还处于失业状态。完稿之后,虽然几度投稿遭到拒绝,但最终还是在1933年得以发表。小说发表之后,并没有立即取得什么大的反响。然而,小说很快被罗纳德高岩改编成剧本,并在奥尔特灵厄姆的该加里克剧院上演。该剧的上演不仅在英国取得了巨大的反响,在美国的演出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反响强烈。戏剧的成功使得小说一跃成为最畅销图书。1933年该书重印了三次,次年重印了两次。在1935年,该书再版时又重印了4次。此后,每年都会再加印一次。这样的辉煌在当时实属少见。

小说《领救济金的爱情》以格林伍德的家乡为大背景,描述了贫困给社会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忠实地反映了1930年代初期工人家庭的悲惨境况。当时,英国失业工人达到了300万的创纪录数字,北方工业区变成了一片凋敝的荒原。那些失业工人只能仰仗微薄的失业救济金勉强度日。小说描写了哈德卡瑟尔一家四口的艰难生活。小说始于1923年。那时,儿子哈里·哈德卡瑟尔还是个年仅16岁的孩子,刚从中学毕业,便开始在一家机械厂当学徒。哈里有个18岁的姐姐,名叫莎丽,在当地一家棉纺厂工作。可是当哈里刚刚结束了学徒期的时候,他却不幸加入了失业大军。与此同时,他们的父亲也丢掉了工厂里的工作。这样一来,莎丽就成了全家人的生活依靠,当然,还有哈德卡瑟尔父子的失业救济金。糟糕的是,哈里因为仍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很快被排除出了救济行列。于是,莎丽的那点微薄的工资就显得至关重要。小说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了小镇居民在贫困线上的挣扎和奋斗。尽管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尽管生活无比艰辛,他们仍然竭尽全力,想尽各种办法,努力改变他们的生活,努力维系着正常的人际关系,努力寻找并保留着生活中的一些最基本的乐趣。如小说标题所表示的,爱情关系便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工作中,莎丽爱上了检修工拉里。拉里信仰社会主义,是一位出色的街头演讲者。在一次反对政府对工人家庭进行财产调查的游行示威过程中,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拉里被警察打伤。本来商定好的婚事也只好耽搁了下来。不幸的是,拉里又染上了肺结核,最后不治身亡。为了安葬拉里,莎丽只得忍辱屈尊,向觊觎她已久的古伦迪借钱。而这个时候,弟弟哈里又因为女友怀孕而不得不结婚。一家完全陷入了没有隔宿余粮的窘境。即使寻求教会的施舍也无法缓解家庭的窘迫。无奈之下,莎丽只好牺牲自己的爱情,委身于靠操纵赛马赌博谋利的古伦迪。虽然被她的羞愤的父亲赶出家门,莎丽还是通过古伦迪打通关系,帮助她的父亲找到了一份工作。小说围绕哈里和莎丽这两位对生活充满幻想、憧憬着浪漫情趣的年轻人,以及他们被社会摔打进冷冰冰的生活现实的故事,生动翔实地再现了那个黑暗的年代:有等着领取救济金的长长的队伍、当铺的冷漠、和充满了喧嚣与愤怒的游行;有在饥饿的边缘挣扎的家庭和教会的善意悲悯;也有在苦难之中相互的体贴、关怀和自我牺牲。

该小说不论在评论上还是在商业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英国民众中产生巨大的反响,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失业这个社会问题。该作品影响是如此之大,甚至连英国议会也对失业问题进行调查并进行了一些改革。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对于无产者的革命行动却表现的比较淡漠,完全是一副旁观者的姿态。他只是描写了工人阶级生活的表层现象,缺乏更深层次的关心和挖掘。读者也无法通过他的作品去了解工人们更多的内在诉求,以及他们希望改变自己苦难的生存状况的巨大可能性。评论家卡罗尔·斯涅(Carole Snee)指出,格林伍德的局限性主要产生于他自身的资产阶级意识。她认为,格林伍德的作品“只是一声勇敢的呐喊,然而它的愤怒却软弱无力。因为他自己的立场根本就是自由改革派”(171)[2],所代表的还只是那些貌似彬彬有礼的中产阶级的意识和诉求。

大获成功之后的格林伍德当然不必再担心工作问题。他继续在索尔福德为当地的议会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搬到伦敦居住。1937年,格林伍德和美国女演员兼舞蹈家珀尔·爱丽丝·奥斯古德(Pearl Alice Osgood)结婚。

尽管他此后的作品从未像他首部作品那样成功,但在20世纪30年代他仍陆续创作了一些的作品:《少校阁下》(His Worship the Major, or ‘It’s only human nature after all’ )[3](1934)、 《时机成熟》(The Time is Ripe )(1935)、 《座无虚席》(Standing Room Only, or ‘A Laugh in Every Line’ ((1936)、 《进退两难》(Cleft Stick )(1937)、 《白痴才工作》(Only Mugs Work) (1938)、《亚瑟兵团》[4]The Secret Kingdom )(1938) 以及《别人的生活》( How the Other Man Lives )(1939)。除此之外,他还和乔治·福姆比(George Formby)共同创作了电影《无界限》(No Limit)(1936)。

1939年,格林伍德在康沃尔的波波罗成立了格林帕克制作有限公司。该公司现在依然存在,只不过已经改建成了一座电影资料馆。

二战期间,格林伍德通过他的制作公司为英国政府摄制电影并在皇家后勤部队服役。1944年,他发表了《我心深处》(Something in My Heart)。同年,他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二战结束后,他又创作了特里鲁尔三部曲(the Trelooe trilogy)——《春光易逝》(So Brief the Spring )(1952), 《万众所求》(What Everybody Wants )(1954) 以及《在海边》(Down by the Sea )(1956)。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一些戏剧,包括:《爱情良药》 (Cure for Love )(1945年出版并于 1950年改编成电影)、《恋爱高手》(Too Clever for Love) (1952) 和 《官方的周六之夜》(Saturday Night at the Crown )(1958)等。除此之外,格林伍德还于1950年与他人共同执笔创作了以工厂为背景的电影剧本《天赐良机》(Chance of a Lifetime),从中可以再次让人们看到其代表作《领救济金的爱情》的影子。

1950年代后期,格林伍德回到马恩岛首府所在地道格拉斯,并在此定居。在这里,他完成了自传《曾经》There Was a Time (1967)。1968年,他的这部自传被改编成戏剧《恒基公园》(Hanky Park)。1971年,索尔福德大学授予格林伍德名誉博士学位。1974年9月11日,格林伍德在道格拉斯去世。他的手稿和书信则被保存在索尔福德大学收藏的《瓦尔特·格林伍德全集》中。

其他参考资料: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George Watson. The New Cambridg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http://www.wcml.org.uk/contents/creativity-and-culture/drama-and-literature/walter-greenwood-and-love-on-the-dole-/

http://www.ils.salford.ac.uk/library/resources/special/Greenwood.xml


[1]该小说标题有多种翻译。本书选用的翻译源自J.R..泰勒 (著). 李醒 (译). 英国的“新剧”(上). 当代外国艺术. 第1辑. 1984.

 

[2] Snee, Carole .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or Proletarian Writing?” Culture and Crisis in Britain in the Thirties. Ed. Jon Clark, Margot Heinemann, David Margolies, and Carole Sne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9. 165-91.

[3]在维基百科及其他很多网站上,该作品题为His Worship the Major;但是在乔治·瓦特森(George Watson)著的 The New Cambridg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iterature(第5卷)中,该作品题为 His Worship the Mayor。此处选用了较为常见的一种。

J.B. 普里斯特利

J. B. 普里斯特利(John Boynton Priestley, 1894-1984),英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朱迪·丹奇爵士(Dame Judy Dench)曾经宣称,“J. B. 普里斯特利是20世纪英国文学的偶像之一。我们现在都应该重新认识他的天赋才能”[1]

普里斯特利1894年9月出生于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父亲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中学教师,母亲是工厂工人。小普里斯特利还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不过幸运的是,他的继母对他非常好。因此在布拉德福德这个相对没有明显阶级差别的小镇上,他从小就不缺少丰富的文化教育和多彩的社会生活:他可以经常出入音乐厅、足球场,经常参加古典音乐会和各类家庭聚会。他的许多经典的小说、戏剧和回忆录都是取材于他的那段业已逝去的快乐时光。尤其是他的《晴朗的日子》(Bright Day, 1946),作者在这部作品中饱含深情地回忆了他的那段青少年时光。在《失去的帝国》(Lost Empires, 1965)中,普里斯特利再现了1913年布拉德福德镇上各类剧场的情景。

普里斯特利少年时在当地的贝利坞小学接受教育,后来在一家毛纺厂工作。从那时起,他在写作方面的兴趣就充分地表现了出来。继在《伦敦观点》(London Opinion)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后,其作品便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各类杂志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普里斯特利主动参军。经过在英国南部一年左右的训练,他于1915年被派往前线。小说《漫无边际》(Margin Released, 1962)记述他的这段地狱般的经历,尤其是失去战友给他留下的伤痛。1916年,普里斯特利在战场上身受重伤,被送回英国。伤愈后接受了军官训练。1917年,他再次被派往前线,主要在军队管理层,没有真正参与战斗。无论如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都给普里斯特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整个战争期间,除了一部他自己后来颇多尖刻批评诗集《查普曼的诗》(The Chapman of Rhymes)以外,普里斯特利并无其他的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凭借微薄的退役军官补贴,普里斯特利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深造。尽管他展露出了杰出的学术才能,但他还是决定把写作当作他一生的事业。

移居到伦敦以后,普里斯特利开始为《伦敦信使》(London Mercury)以及其他一些杂志撰写评论文章,同时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期间和当时非常有名的历史小说家休·沃尔浦(Hugh Wolpole)合作撰写的《法辛大厅》(Farthing Hall, 1929)出版后,普里斯特利终于可以不用再为生计担忧,可以专心从事他的创作了。于是便有了著名的《好伙伴》(The Good Companions, 1929)。这部小说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随后出版的以伦敦为中心的小说《天使街》(Angel Pavement, 1930)也同样赢得了极高的评价。

小说《好伙伴》描写了三个性格际遇完全不同的人的故事。30多岁的特兰忒小姐一直照顾父亲。父亲死后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特兰忒小姐便怀揣着这笔遗产踏上了游历的旅途。杰斯遭到工厂主的无理解雇,在家里又不堪忍受妻子的唠叨和儿子的讥讽,于是便离家出走,到处流浪。伊尼戈是另一位流浪汉。他是因为冒犯了校长夫人而丢掉了饭碗。不期而遇的三个人由于共同的不满和逃遁心理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后来,特兰忒小姐与杰斯和伊尼戈一道接管了一家歌舞剧团。三人各凭所长——特兰忒小姐的资金、杰斯的手艺和伊尼戈的音乐才能——互相帮助,把剧团办得红红火火。“好伙伴”就是这个剧团的名字。他们巡回与乡村矿区,共同面对得失成败,体验酸甜苦辣。小说完全以传统模式写成。很容易令人将它与传统流浪汉传奇相提并论。在全知全觉的叙述者的引领之下,松散的故事结构并没有对读者造成干扰,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深深抓住了读者。难怪这部小说出版之后,立即就大受欢迎。

1930年代,普里斯特利的创作主要集中在戏剧方面。戏剧创作也是他拥有了充分施展自己的创作才能的舞台。他的戏剧创作技巧不但几乎无可挑剔,而且还往往勇于创新,带有实验性质。这一时期的主要戏剧作品包括《危险的拐角》(Dangerous Corner, 1932)、《我们结婚的时候》(When We Are Married, 1938)、《我到过这儿》(I Have Been Here Before, 1937),以及极富盛名的《罪恶之家》(又译《探长来访》,Inspector Calls, 1945)。这些作品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为背景,同时又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罪恶之家》也常被称为一部“时间游戏”。在其中,普里斯特利将他对于时间的本质的探究与其对于社会的观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含有很多社会主义视角的旁注。其中的探长是另一个自我,普利斯特里通过巡官表达自己的观点。1930年代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唤醒了普里斯特利的社会意识。他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他目睹了退伍老兵的待遇和一些荒凉地区而产生的义愤填膺都记录在了于1934年发表的系列游记《英格兰之旅》(English Journey, 1934)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里斯特利的名声和影响力也达到了最高峰。1940年间,他在BBC做时事简评节目,每周日晚上播出。他的谈话吸引了大量听众,对英国民众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他在文章里号召人们在困难时期多想想英格兰美丽的田园风光、多想想停泊在敦克尔刻的英雄战船,以及经历过炮火轰炸后仍然在经营的面包店。但是他的节目后来由于被认为过于激进而遭取缔。通常被认为是由于丘吉尔对他的节目抱怨的后果。据传,丘吉尔认为他的节目思想太左。然而,普利斯特里的儿子后来在一次有关他父亲的新书发布会上发表谈话指出,那个节目的取缔,实际上是丘吉尔的内阁们提出的;是他们向丘吉尔提供了一些他父亲在广播中的一些负面消息。二战结束以后,普里斯特利号召进行社会变革以避免对退伍老兵待遇不公的现象重演。虽然在当时的英国社会,这样的提法颇多争议,但是普里斯特利的进步思想可见一斑。

而从左派文学的视角来看,二战后期以及战后,普里斯特利的一系列作品则带有明显的左派倾向。这对于当时正处于低潮期的左派文学意义重大。他的《白天星期六》(Daylight on Saturday, 1943)、《三个穿制服的人》(Three Men in Suits, 1945)、以及《晴朗的日子》(Bright Day, 1946)所取得的成就为此后20年的英国左派文学树立了榜样。

《晴朗的日子》堪称普里斯特利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围绕一位50岁的剧作家格雷戈里·道森展开。这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的作家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中努力创作一部电影剧本。而一对老夫妻的来访则令他回忆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在一家毛纺织长工作时的生活经历。回忆断断续续,过去与现在相互交织,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两个世界,两种时间,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的两段时光,有悲欢、有荣耀、有彷徨、也有希望。小说的最后,道森认识到还有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他们并不只为了金钱活着,他们还有更加崇高的追求。道森本人也因此对自己的未来重新充满了信心,对西方文化的未来也有了乐观的憧憬。

《白天在星期六》是普里斯特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和出版的小说。也显然是一部向英国人民的战争努力表达敬意的小说。作品套用了英国传统的劳工小说风格,关注的焦点始终是那些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们。这些工人们在一家为英国军队生产军用飞机的工厂里上班。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为战争中的英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小说的标题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工人的工作状况:他们没日没夜地加紧生产,只有在星期六才能看见白天的样子。同时,这部小说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有不少来自工厂的管理层。通过这些人物的描写,小说指出有一部分管理者需要学会理解普通工人,不要把他们只当作生产机器的零件,而要将他们视作平等的人;另一方面,小说也承认有些管理者已经做到了这些,比如总经理切维厄特。显然,普里斯特利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即劳资双方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因此他们应该互相协作。这样的主题和1930年代的战争小说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总体上看,《白天在星期六》是一组人物素描。笔触所及,向读者展示了性格各异的工厂雇员。他们各自都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生活欲望。各自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追求。是战争将他们捆绑在了一起,共同的目标使得他们可以取得更多的相互理解,协作奋斗。《白天在星期六》这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在字里行间表达了鲜明的政治诉求: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人们应该团结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不应该只存在于战争期间,而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普里斯特利的这一左派激进主义主题引领了1950至60年代兴盛起来的劳工小说潮流。

1950年代,普里斯特利对于社会政治的兴趣逐渐减退。而在1957年,他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的一篇题为“英国和原子弹”(“Britain and the Nuclear Bombs”)的文章再次使他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文章中,普里斯特利毫不隐晦地表达了他对英国开发氢弹的担忧,号召英国单方面削减核武器。从而在英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削减核武器运动。

普里斯特利的创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其中也包括一些哲学著作,如1964年发表的论文《人与时间》(Man and Time)。他在书中深入研究了关于时间的各种理论观点,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及独特的推论,以及有关“预知梦境”(Precognitive dreaming)现象的研究分析,等等。

晚年的普里斯特利获得了一系列的殊荣:1970年,布雷德福德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头衔;1973年,又被授予布雷德福德城荣誉市民的称号。1975年建立的布雷德福德大学的图书馆也被命名为“J. B.普利斯特里图书馆”。普里斯特利曾经多次拒绝接受骑士封号和贵族爵位。然而在1977年,他接受了“功绩勋章”(the Order of Merit),因为在他看来,这枚勋章只代表了君王赋予的荣誉,与党派政治没有关系。

事实上,人们很难对普里斯特利的全部作品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迄今为止,关于普里斯特利的作品可以统计出来的数字是,仅独立成册的出版著作就达150多部。并不包括他为各种杂志、报纸以及书籍撰写的文章和前言等。在普里斯特利的创作中,他在作品的主题上保持着一贯性。有几个主题是贯穿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之中的,如大众传媒的危险性、音乐绘画艺术的怡情爽性以及时间的本质等。与此同时,普里斯特利绝对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相反,他总是积极地在题材、体材以及风格方面进行创新尝试:从专门给孩子们写的科幻小说如《斯诺格尔》(Snoggle, 1971)到社会史如《欢乐王子及其王朝》(The Prince of Pleasure and His Regency, 1969),从表现主义戏剧如《在约旦的约翰逊》(Johnson over Jordan, 1939)再到深奥的哲学专著如《越过漫长的高墙》(Over the Long High Wall, 1972)。所有这些他都有尝试,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

近些年来,一方面由于普里斯特利协会同仁们的积极宣传推广,另一方面由于在英国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罪恶之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J. B. 普里斯特利的影响及受欢迎程度又呈上升的趋势。也许这才是普里斯特利应得的礼遇吧。

 

参考资料来源: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http://www.jbpriestley-society.com/biography.html

路易斯·G·吉朋(Lewis Grassic Gibbon,1901-1935)

路易斯·G·吉朋(Lewis Grassic Gibbon,1901-1935),原名詹姆斯·莱斯里·米吉尔(James Leslie Mitchell),是苏格兰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的奠基者之一,苏格兰文学的杰出代表,一位杰出的左翼作家。他著名的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1901年2月13日,吉朋出身于苏格兰东部阿伯丁郡的一个佃农家庭。因此他对苏格兰东北部的农村生活极为熟悉。后来,每当回忆起他在农村度过的影响了他一生的青少年时光时,吉朋总是无比自豪:乡村养育了他。乡村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都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记忆深处,呈现在他的创作之中。同时也将他塑造成了一位立场鲜明的左翼作家。在吉朋短暂的一生中,他始终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明确的认识。吉朋认定自己是“革命作家”,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他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的社会革命题材的作品都“或明白或含蓄的宣传”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对统治者,他的批评犀利辛辣,而对共产主义,他则怀有一份深深的同情。

米切尔(吉朋)的作家之路其实并不平坦。虽然才华出众,具有创作天赋,但是他却几经周折:当过记者、服过兵役,甚至还到过南美进行过考古研究。直到1929年他结婚之后,才真正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为了十的缘故”(For Ten’s Sake)曾受到当时已经成名的威尔斯(H. G. Wells)的好评。他的主要作品除了那部声名卓著的三部曲以外,还有短篇小说集《开罗日志》(Calends of Cairo, 1931),长篇小说《被玷污的光辉》(Stained Radiance, 1930)、《第十三个信徒》(The Thirteenth Disciple,1931),《斯巴达克斯》(Spartacus,1933)等。吉朋的人生旅程只有短短的34年。而他的创作生涯更是只持续了不到十年的时光。然而他的短暂的一生却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

毫无疑问,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 1946)代表了吉朋的最高创作成就。吉朋的三部曲包括《落日之歌》(Sunset Song, 1932)、《云谷》(Cloud Howe, 1933)和《灰色花岗岩》(Grey Granite, 1934),原来并没有总标题。1946年开始被结集成合集,并以《苏格兰人的书》出版发行,并且被广大的读者们所接受。这部作品自最初的出版之日起便收到了读者们欢迎,受到了评论家的高度赞誉。直到20世纪末还在再版,并受到评论界的关注。这是30年代左翼文学中比较少见的成就。三部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一直记述到30年代欧洲经济危机的发生。历时几十年的时间,以女主人公克丽丝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从家庭到社会,从乡村、田间到城市、工厂,表现了苏格兰人民的觉醒和斗争,反映了从1911年到30年代期间苏格兰社会从乡村、城镇到工业城市的动荡、变迁。

三部曲的第一部《落日之歌》(Sunset Song, 1932)以农村为背景,从少年时期的主人公克丽丝写起,记录了克丽丝的成长历程。在这里,小说通过克丽丝的由少而长,结婚生子,又到丧夫成寡,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的经历,反映了苏格兰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小农经济的瓦解。小说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克丽丝丈夫的死暗示了小农经济模式的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些发了战争财的人开始大肆兼并土地,大力引进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农田里机器的轰鸣显然是小佃农经济的丧钟。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落日之歌》是“一篇经典的宣言,宣告了小农经济的消亡”(268)[1]。除了将克丽丝的个人成长经历与历史变迁的大背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之外,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其对于成长小说的贡献。吉朋在这部作品中描述了克丽丝从少女到为人妻为人母再到寡母的成长历程。而且女主人公克丽丝成长经历贯穿整个三部曲。这在当时对于一位男性作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可以说,吉朋的这部作品突破了传统欧洲成长小说的俗套,将视角集中一位来自底层的女性人物,从而让读者可以领略清晰可信的女性意识和世界观。帕梅拉·福克斯(Pamela Fox)在评论《落日之歌》时指出,这部小说“是一部有着特别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史诗,它的叙述与克丽丝的身体节奏以及收获季节的呈现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195)[2]。在某种意义上说,吉朋的这部三部曲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女权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二部《云雾笼罩的深谷》(Cloud Howe, 1933)以苏格兰小镇生活为背景,以克丽丝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再以克丽丝的第二任丈夫的死结束。克丽丝的这段生活经历呼应了工业化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经济萧条和罢工斗争与再婚后的克丽丝一家三口的人物发展有机的交织在一起。这里的克丽丝越趋成熟。她的儿子也一天天长大成人。母子情深,相依为命。虽然克丽丝在生活中不仅要承受沉重的生存压力,还要面对同样沉重的舆论压力,但是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从容面对生活赋予她的一切。她的生活历程就是她在云雾弥漫的山谷里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她在生活的历练中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克丽丝试图寻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然而,正如第一部中读者们所看到的她所收到的教育无可避免地都是带有鲜明政治立场的,在这里,政治议题也是同样的无比避免。为了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工厂工人们中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在不断增强。他们试图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达到目的。但是遗憾的是,他们要改善生活状况的愿望并未得到实现,而他们的集体行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厂的破产。这使得人们产生了迷惘。克丽丝的第二人丈夫罗伯特想要推广一种可以变革社会的所谓的纯粹的信条。他不信任社会主义,也对正在蔓延的法西斯主义会有畏惧。他的所谓纯粹的信条其实不过是一种社会改良主张。而他栽倒在布道坛上恰恰证明了他的那种思想也根本行不通。因此,在《云雾笼罩的深谷》中,小农经济已经彻底崩溃,小资产阶级的发展遭受到了重创,宗教的社会改良主义也宣告失败。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方向,即工人阶级要想改变生活现状,就必须寻找新的方向。

《苏格兰人的书》第三部《灰色的花岗岩》(Gray Granite, 1934)的背景有乡村小镇转移到了正处于9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大工业城市。这里的克丽丝经历她的第三次婚姻。她本来是为了能够和儿子一起过上更好生活才来到大城市去经营一家旅店。在大都市,她目睹到更多的却是发达工业对于人的异化,也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与自己之间不断拉大的距离。儿子伊万准备参加由共产党发动的反饥饿进军运动,伊万是小说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形象,他已经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中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克丽丝竭尽全力,想要把儿子重新来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最后,她不得不承认,儿子的信念就像灰色花岗岩一样坚硬。她已无法改变。而克丽丝更是清楚地看到,儿子的信念和她的第二人丈夫的改良思想一样,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小说结尾,克丽丝做出了最后的抉择,她要离开都市的喧闹浮华,回到故乡去。

在克丽丝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作家寄托了自己对生活理想的寻求过程。三部曲中那时常伴随着克丽丝的谈谈的忧愁和绝望代表了一种对人生格局的理解和同情。克丽丝本人生活的跌宕变迁,尤其是她生命中对她影响极大的三个男人的结局则似乎影射了吉朋的历史观:她的第一任丈夫因为眷恋土地而死,象征着旧的小农经济体制的死亡;第二任丈夫因理想破灭而倒在布道坛上,似乎在告诉人们,改良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她的儿子伊万组织工人罢工,同资本家斗争,暗示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对未来的希望。整部小说贯穿着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他们世世代代所受苦难的强烈义愤以及对他们幸福未来的美好祝愿。饱经沧桑的克丽丝认为一切信仰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吉朋对此并没有予以否定。但是他同时也肯定了伊万的追求。第三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伊万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在《灰色花岗岩》中,伊万超越克丽丝成为主要人物。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

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的叙事结构和叙述技巧一直以来得到了评论家们的高度评价。很多评论家认为,无论是形式还是风格,《苏格兰人的书》都达到三部曲创作的最高成就,更是达到了苏格兰文学的顶峰。帕梅拉·福克斯直言,吉朋在批评界的声誉是毫无瑕疵的,是苏格兰文学的第一宠儿(194)[3]。雷蒙·洛佩兹·奥特加(Ramon Lopez Ortega)认为吉朋以其振聋发聩的描述跻身20世纪经典作家行列当之无愧(139)[4]。当然,也有批评家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看,《苏格兰人的书》在形式上和风格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因为吉朋过分追求在风格和技巧方面的雕琢,这显然是极力迎合小资产阶级审美情趣的一种表现[5]。无论如何,吉朋的《苏格兰人的书》都是及其重要的文学巨作,它的价值毋庸置疑,更是左翼思想家、左翼作家以及左翼文学研究者们所不可或略的。

 

 

参考资料: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George Watson. The New Cambridg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 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1961. London: Hogarth P, 1992.

[2] Fox, Pamela. Class Fictions: Shame and Resistance in the British Working-Class Novel, 1890-1945. Durham, NC: Duke UP, 1994.

[3] Fox, Pamela. Class Fictions: Shame and Resistance in the British Working-Class Novel, 1890-1945. Durham, NC: Duke UP, 1994.

[4] López Ortega, Ramó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king-Class Novel of the 1930s.” The Socialist Novel in Britain: Towards the Recovery of a Tradition. Ed. H. Gustav Klaus. New York: St. Martin’s, 1982. 122-44.

[5] 参见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pp.140-141。

阅读的未来(也没那么糟糕)【ZT】

下面这篇文章是发布在《中国数字时代》上的一篇翻译文章。值得一读:

阅读的未来(也没那么糟糕)

和哈佛大学教授Marjorie Garber讨论她的新作《文学的应用和滥用》

哈 佛大学英文教授Marjorie Garber最负盛名的可能是她关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她曾著有《莎士比亚和现代文化》、《品读莎翁》、《成年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影子写手们》,及一 系列论文;作为专家,她确实硕果累累。但在新作《文学的应用和滥用》中,她使用更广泛的论据,将文学视为整体,为其定义、评估,作为人类经验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讨论其未来。我们读什么、怎么读、为何读,Garber研究得面面俱到:从文艺评论到Kindle阅读器,从米尔顿到丹•布朗,从健康手册到尼采无一 遗落。此书通俗易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皆可欣赏;尽管值全球第二大书店——博德斯——倒闭之际,作者口吻也颇为乐观。Garber在此接受《大西洋月刊》 采访,告诉读者她为什么这样乐观,并谈到了她对文学和阅读中挑战和乐趣的看法。

如果一位院长,或者许多管理人员找到您,说他们将要裁掉某个文学系,您会作何反应?他们如果不应该这样做,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会问他们,有没有一部作品、一行诗、一段戏剧、一句歌词——任何形式的文本——对他们产生过深远意义,不论是在青春还是暮年。这可能就存放在他们 的脑海中,也是可能是某个发音、某种含义、甚至是对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勾起的回忆。大家都会有。我会和他们讨论这意味着什么,让他们自己说,文学对他们有多 么重要,因为我觉得文学要比大家想象得重要得多——大家只不过没有将文学作为一个门类考虑:可能是教学上的经历,可能是在课堂上朗读一首诗歌,可能是从报 纸上、地铁上读到什么东西,或者看电影、戏剧的时候,听到了一句自己久久不能忘怀的话。

读您的书的时候,我感到您认为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本身就是一种表达,人们可以在较深的层次上认识到文学的价值。那么,您觉得文学的挑战在什么地方?

今天文学面临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社区中书店的消失——人们曾经在这儿可以看到书的样子,触摸书页,翻开阅读,还可以看书架上旁边放着什么书。我喜欢亚马逊书店,也会从那儿买书,但是我觉得书和书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汇场所。

我不认为文学的问题在文学本身。我觉得是环境问题——某些大学已经不再教授经典文学入门,还有大家一度重视的史诗、诗歌、小说这种课程了。一旦接触 到这些,你就能将它们同其他的事情联系起来——可能是你的职业,也可能是你的兴趣,可能是经济,也可能是法律。我有许多学生后来都找过我,或者给我写信, 说:“现在我才明白这些文学对我有多么重要。”

所以我觉得关键问题在接触,在影响。我们的确可以同文学对话,但必须在文字中寻找。

有人说文学在没落,还有人哀叹说,五十年后,人们不会再去欣赏莎士比亚,因为大家都读一些垃圾读物,您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那就是说,如果人们接触了文学,就能珍视吗?

我当然是这么想的,但我同样认为,所有的阅读都是阅读,如果你带着文学的眼光,注意语言的特点,意象、声词、修辞手法,那不管你是在读报还是休闲读 物,还是为孩子读小人书,都会发现其中的文学性。我在书里用了比较长的篇幅,写事物是怎样被赋予文学性,成为文学;就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当时也不算严肃读 物,没有地位,甚至都不算文学。博德利在牛津大学建图书馆的时候,不允许舞台剧本上架,因为这都是很下贱的,是垃圾。那个年代,小说一般也不过是严肃文学 (比如讲道词,祷告词,还有哲学思考)的替代品,而现在他们都已经走进了我们所谓文学的前沿。

我不觉得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间一定要有分界。我觉得阅读的习惯会带来很多乐趣,但也比较难啦。其中的愉悦感是那种发现,那种认同,那种共鸣所带来 的。我觉得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可以看出来,我其实对文学和阅读的未来非常乐观——完全不绝望,也不认为有什么危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继续展现阅读的力 量,阅读的乐趣——同样,有这样经历的人们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还有写作的力量,也会有类似的愉悦和能力。

有人说人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在增长,认为我们花在网络和电视上的时间从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阅读产生了损害,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是老师,同时也写作,我不认为文学在走下坡路。人们一直都是一心多用的,只不过没有这么说而已。很早以前开始,我们就同时做许多事儿。有种观点认 为阅读是和生活分离开来的一种活动,从历史角度讲并不准确。我们并不需要在象牙塔里,或者一定要有绝对安静的时间,才能思考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的确需 要,但还有许多种方式能够认识单词、语言和文本。而且,我觉得Twitter这种东西尽管有人工的形式限制,也是一种不错的写作和阅读方式。现在已经有了 一些Twitter体诗歌了。

过去纸比较短缺,人们都需要把一张纸写满,正反面都要用——不是就有好多简·奥斯丁的故事,就说她用一种非常小的象牙笔记本写作嘛。这些限制是我们 的福分,而不是什么损失,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如何阅读这个问题,只需要将它理解成在整个历史中,文字怎样给我们影响。我不觉得在显示屏上阅读,听着音乐读 书,就意味着阅读要消亡了,书快灭绝了。这其实是象征着另一种生活。

那您对文艺批评怎么看呢?您在书中曾说,如果我们不分析文本,它们就不会继续存在,不会再有文学性。是不是说,如果没有文艺批评,莎士比亚就不再是莎士比亚了?

没这意思。我这儿说的不是专家。只要有读者,就会有评论,广义的那种。这不是什么专业课程,也不是说句“找专家”就完了。实际上这是阅读的乐趣和困 难所在。我说的“困难”,并不是指生僻词,也不是说那种复杂的句子结构。我是说不能满足于一种共鸣,要想:如果自己是另一个人,如果换一个时间阅读,会有 什么样的见解。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活物,都会随着时间长大,发生变化。于是我们才成了今天的自己。

这让我想到了您在书中提到:“作者有什么样的权威?”您并没有说所有的文章都是如此,但您也没说,仅仅因为作者没有特别的写作意图,我们就应该避免向这个方向靠拢。其中的界限您怎么划呢?

一旦作品问世,作者就再无法控制其中的意义。这是语言的妙处,而不是作者勾勒的蓝图。我觉得要想愉快并高效地阅读一部作品,几率很大——高效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从文本中,语言中找到证据,证明可能与作者写作意图相反。

而且,随着历史发展,文本内涵可能会走向相反的方向。《威尼斯商人》大屠杀后就不能用原来的眼光审视了:历史改变了它的内涵。

我认为文学文本非常美丽,非常有力,也很有张力,但是也非常顽固,无论多么深入的阅读,都不会把它毁灭,也不会把它们推出原本的道路。我喜欢能够给我惊喜的文章,可能我阅读的时候没有如此,但是我需要看到证据,证明这样的阅读有力,有可能。

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或思想的角度讨论文学有区别吗?如果有一部作品,它的问世就是为了传播某种思想:这种情况下,如果作者的思想和读者所接受的不一样,又怎么办?

有很多不错的论战文学,但是给作品生命的并非其中的雄辩,而是作品的论战方式。不论是奥利佛•文德尔•荷默斯还是达尔文都是如此——智性散文本来就 是论辩论证。看《独立宣言》如何?是因为文章的措辞和引人共鸣的语言,因为韵脚、修辞和意象,这些都成了我们有力的社会文本。并非仅仅是他们说了什么,而 是他们怎么说。

那又说到语言了,您肯定是热爱语言的。对文学整体您都非常乐观,那对语言也是同样有信心吗?语言和文学一样,总是会有人发出很不祥的预言,说我们的词汇越来越小,不然就是说,网络语言现在太猖獗。

语言在成长,在改变。古希伯来语可能没有“打字机”这个词儿,因为他们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必须要增加单词。当然,网络、手机等等已经改变了许多缩 略语,甚至句法和语法都受到了影响,不过我觉得这非常让人开心,也很聪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使用非常频繁的词语,发展成谚语、流行语,直到你忘掉它们的原 意,但我对当代语言和写作比较感兴趣,觉得这真的非常聪明,也很好玩。况且我还喜欢这种限制,不同的形式会需要不同的响应,即时写作从某种角度看来,不那 么优雅,但是也有种强大的直接性。

我在书中稍微提到了,有人讨论奥巴马作为总统候选人是不是有些太过雄辩,给人们造成误导。你需要提醒自己,“不,不,打动我的只是他的语言”——好像说,语言仅仅是语言,而不会波及其他。

这种对语言力量的不信任,正是语言的力量之一。这要追溯到古代的辩论家,到柏拉图,然后到我们现在的问题:语言是否吸引人,是否有魅力?没错,但这 并不意味着语言不高度专业、没有描述性、不可以捕捉。语言的危险和准确,两者间来来回回的对话,以及而后从语言中获得的乐趣,就是阅读的力量,是文学阅读 的力量。

我们读艾米丽•迪金森不如以前多,不需要担心;使用amiable这个词不如以前多,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会有新的选择,会填补我们所失去的,是这样吗?

这也是很有周期性的。你来我去的。看看服装时尚,再看看流行语言——服装和语言在历史上总是被放在一起比较——我们觉得有些语言形式再不会回来,但是它们就是回归了。19世纪的演说体这不卷土重来了嘛。

事物都在循环,回归时会在形式上有些许变化。所以我不认为我们会丢掉任何词语,也不认为我们会流失任何表达方式。有些用法会在一段时间特别常用,而 到了下一代,人们可能看着它们,说:“我真不敢相信大家都用whatever这个词。”单词会消失,以另外的方式回归。许多词对我们都是最高级,比如 awesome,awful,terrific,而它们都有非常具体的含义,远远不同于我们今天的这种简单用法。不过这不意味着单词本身没有力量。我很喜 欢读《牛津英语词典》,喜欢看单词的历史含义。我和许多其他人一样,都觉得单词背后的历史是它们词义的一部分——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离去。

说到这儿,就想到了汤姆•斯托帕的《阿卡狄亚》,里面塞普蒂默斯解释过,丢了亚历山大的书,为什么不需要担心。

我觉得斯托帕说的太对了——还有博格斯。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们会重新书写这些作品。

您还要不要总结下自己的书,或者对读者们说点什么?

写作本身就是一件愉快的事儿,让我有机会回顾曾经读过的作品,回顾自己的一生,而不仅仅是最近几年。对我而言,这本书让我再次思考了文学为什么对我这么重要,我希望书能够传达这样的想法吧。

我觉得您写书真的很开心。

可不是嘛。一点儿没错。思考什么样的文字能够描述这种观点,哪段文字让我想到这儿,真的非常非常有趣。我需要把想法在脑海中映射出来,“嗯,是《到灯塔去》。”“是济慈的十四行诗。”

当代文艺批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过专。我很有幸饱览文学的历史长河——我不会说著作系列,因为现在我觉得有许多系列。我喜欢作类比——在书中你大概也会看到这一点——比如不同的时 期,或者将玄学派和浪漫派的诗歌做一些非主流的比对,对我而言,能够在这样的时间深度和范围广度上讨论小说、诗歌、戏剧和智性散文是一件乐事。我觉得有时 候专业会驱策人们专门研究一段时间,或者一个作家、一个地点、一种门类,而无法进行更深、更广的比较,这在我看来真的是巨大的损失。

我记得你在书中哪里说过,“不要再含糊了,鼓起勇气,做出重要、大胆的论调。”

我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文学和文学研究将来要是发挥重要作用,需要冒风险,而不是求稳妥。我相信长篇大论,但得争辩合理——不然就是空话——这可以 做到:可能文化上提供了这种机会,也可能在当下的谈话中必须如此。文学和文学作品在这方面将你武装起来,让你跨越时间和地点去思考,揣摩正确的词语、正确 的语序——这是柯勒律治的观点,告诉我们为什么语言会如此出色地发挥功用。

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早就做好了准备,因为这么多年来,文学都是一个平台,让观点成为文化、艺术、人文,支撑了社会、宗教、精神和政治的 崛起——这些都镌刻在文学之中,是文学的元素,语言的组成。我们可以翻开文学作品,在其中找到一些材料,讨论的许多事物让我们迷恋不已,而应让我们为今天 的生活迷恋。文学前指历史,现指眼下,讨论事物,而且局限在事物之中。它有足够的资格让我们以此为媒介讨论世界,因为文学创造了我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