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B. 普里斯特利（John Boynton Priestley, 1894-1984），英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朱迪·丹奇爵士（Dame Judy Dench）曾经宣称，“J. B. 普里斯特利是20世纪英国文学的偶像之一。我们现在都应该重新认识他的天赋才能”[1]。
普里斯特利1894年9月出生于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父亲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中学教师，母亲是工厂工人。小普里斯特利还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不过幸运的是，他的继母对他非常好。因此在布拉德福德这个相对没有明显阶级差别的小镇上，他从小就不缺少丰富的文化教育和多彩的社会生活：他可以经常出入音乐厅、足球场，经常参加古典音乐会和各类家庭聚会。他的许多经典的小说、戏剧和回忆录都是取材于他的那段业已逝去的快乐时光。尤其是他的《晴朗的日子》（Bright Day, 1946），作者在这部作品中饱含深情地回忆了他的那段青少年时光。在《失去的帝国》（Lost Empires, 1965）中，普里斯特利再现了1913年布拉德福德镇上各类剧场的情景。
普里斯特利少年时在当地的贝利坞小学接受教育，后来在一家毛纺厂工作。从那时起，他在写作方面的兴趣就充分地表现了出来。继在《伦敦观点》（London Opinion）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后，其作品便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各类杂志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普里斯特利主动参军。经过在英国南部一年左右的训练，他于1915年被派往前线。小说《漫无边际》（Margin Released, 1962）记述他的这段地狱般的经历，尤其是失去战友给他留下的伤痛。1916年，普里斯特利在战场上身受重伤，被送回英国。伤愈后接受了军官训练。1917年，他再次被派往前线，主要在军队管理层，没有真正参与战斗。无论如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都给普里斯特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整个战争期间，除了一部他自己后来颇多尖刻批评诗集《查普曼的诗》（The Chapman of Rhymes）以外，普里斯特利并无其他的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凭借微薄的退役军官补贴，普里斯特利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深造。尽管他展露出了杰出的学术才能，但他还是决定把写作当作他一生的事业。
移居到伦敦以后，普里斯特利开始为《伦敦信使》（London Mercury）以及其他一些杂志撰写评论文章，同时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期间和当时非常有名的历史小说家休·沃尔浦（Hugh Wolpole）合作撰写的《法辛大厅》（Farthing Hall, 1929）出版后，普里斯特利终于可以不用再为生计担忧，可以专心从事他的创作了。于是便有了著名的《好伙伴》（The Good Companions, 1929）。这部小说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随后出版的以伦敦为中心的小说《天使街》（Angel Pavement, 1930）也同样赢得了极高的评价。
小说《好伙伴》描写了三个性格际遇完全不同的人的故事。30多岁的特兰忒小姐一直照顾父亲。父亲死后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特兰忒小姐便怀揣着这笔遗产踏上了游历的旅途。杰斯遭到工厂主的无理解雇，在家里又不堪忍受妻子的唠叨和儿子的讥讽，于是便离家出走，到处流浪。伊尼戈是另一位流浪汉。他是因为冒犯了校长夫人而丢掉了饭碗。不期而遇的三个人由于共同的不满和逃遁心理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后来，特兰忒小姐与杰斯和伊尼戈一道接管了一家歌舞剧团。三人各凭所长——特兰忒小姐的资金、杰斯的手艺和伊尼戈的音乐才能——互相帮助，把剧团办得红红火火。“好伙伴”就是这个剧团的名字。他们巡回与乡村矿区，共同面对得失成败，体验酸甜苦辣。小说完全以传统模式写成。很容易令人将它与传统流浪汉传奇相提并论。在全知全觉的叙述者的引领之下，松散的故事结构并没有对读者造成干扰，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深深抓住了读者。难怪这部小说出版之后，立即就大受欢迎。
1930年代，普里斯特利的创作主要集中在戏剧方面。戏剧创作也是他拥有了充分施展自己的创作才能的舞台。他的戏剧创作技巧不但几乎无可挑剔，而且还往往勇于创新，带有实验性质。这一时期的主要戏剧作品包括《危险的拐角》（Dangerous Corner, 1932）、《我们结婚的时候》（When We Are Married, 1938）、《我到过这儿》（I Have Been Here Before, 1937），以及极富盛名的《罪恶之家》（又译《探长来访》，Inspector Calls, 1945）。这些作品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为背景，同时又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罪恶之家》也常被称为一部“时间游戏”。在其中，普里斯特利将他对于时间的本质的探究与其对于社会的观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含有很多社会主义视角的旁注。其中的探长是另一个自我，普利斯特里通过巡官表达自己的观点。1930年代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唤醒了普里斯特利的社会意识。他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他目睹了退伍老兵的待遇和一些荒凉地区而产生的义愤填膺都记录在了于1934年发表的系列游记《英格兰之旅》（English Journey, 1934）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里斯特利的名声和影响力也达到了最高峰。1940年间,他在BBC做时事简评节目，每周日晚上播出。他的谈话吸引了大量听众，对英国民众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他在文章里号召人们在困难时期多想想英格兰美丽的田园风光、多想想停泊在敦克尔刻的英雄战船，以及经历过炮火轰炸后仍然在经营的面包店。但是他的节目后来由于被认为过于激进而遭取缔。通常被认为是由于丘吉尔对他的节目抱怨的后果。据传，丘吉尔认为他的节目思想太左。然而，普利斯特里的儿子后来在一次有关他父亲的新书发布会上发表谈话指出，那个节目的取缔，实际上是丘吉尔的内阁们提出的；是他们向丘吉尔提供了一些他父亲在广播中的一些负面消息。二战结束以后，普里斯特利号召进行社会变革以避免对退伍老兵待遇不公的现象重演。虽然在当时的英国社会，这样的提法颇多争议，但是普里斯特利的进步思想可见一斑。
而从左派文学的视角来看，二战后期以及战后，普里斯特利的一系列作品则带有明显的左派倾向。这对于当时正处于低潮期的左派文学意义重大。他的《白天星期六》（Daylight on Saturday, 1943）、《三个穿制服的人》（Three Men in Suits, 1945）、以及《晴朗的日子》（Bright Day, 1946）所取得的成就为此后20年的英国左派文学树立了榜样。
《晴朗的日子》堪称普里斯特利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围绕一位50岁的剧作家格雷戈里·道森展开。这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的作家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中努力创作一部电影剧本。而一对老夫妻的来访则令他回忆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在一家毛纺织长工作时的生活经历。回忆断断续续，过去与现在相互交织，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两个世界，两种时间，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的两段时光，有悲欢、有荣耀、有彷徨、也有希望。小说的最后，道森认识到还有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他们并不只为了金钱活着，他们还有更加崇高的追求。道森本人也因此对自己的未来重新充满了信心，对西方文化的未来也有了乐观的憧憬。
《白天在星期六》是普里斯特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和出版的小说。也显然是一部向英国人民的战争努力表达敬意的小说。作品套用了英国传统的劳工小说风格，关注的焦点始终是那些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们。这些工人们在一家为英国军队生产军用飞机的工厂里上班。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为战争中的英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小说的标题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工人的工作状况：他们没日没夜地加紧生产，只有在星期六才能看见白天的样子。同时，这部小说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有不少来自工厂的管理层。通过这些人物的描写，小说指出有一部分管理者需要学会理解普通工人，不要把他们只当作生产机器的零件，而要将他们视作平等的人；另一方面，小说也承认有些管理者已经做到了这些，比如总经理切维厄特。显然，普里斯特利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即劳资双方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因此他们应该互相协作。这样的主题和1930年代的战争小说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总体上看，《白天在星期六》是一组人物素描。笔触所及，向读者展示了性格各异的工厂雇员。他们各自都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生活欲望。各自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追求。是战争将他们捆绑在了一起，共同的目标使得他们可以取得更多的相互理解，协作奋斗。《白天在星期六》这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在字里行间表达了鲜明的政治诉求：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人们应该团结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不应该只存在于战争期间，而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普里斯特利的这一左派激进主义主题引领了1950至60年代兴盛起来的劳工小说潮流。
1950年代，普里斯特利对于社会政治的兴趣逐渐减退。而在1957年，他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的一篇题为“英国和原子弹”（“Britain and the Nuclear Bombs”）的文章再次使他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文章中，普里斯特利毫不隐晦地表达了他对英国开发氢弹的担忧，号召英国单方面削减核武器。从而在英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削减核武器运动。
普里斯特利的创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其中也包括一些哲学著作，如1964年发表的论文《人与时间》（Man and Time）。他在书中深入研究了关于时间的各种理论观点，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及独特的推论，以及有关“预知梦境”（Precognitive dreaming）现象的研究分析，等等。
晚年的普里斯特利获得了一系列的殊荣：1970年，布雷德福德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头衔；1973年，又被授予布雷德福德城荣誉市民的称号。1975年建立的布雷德福德大学的图书馆也被命名为“J. B.普利斯特里图书馆”。普里斯特利曾经多次拒绝接受骑士封号和贵族爵位。然而在1977年，他接受了“功绩勋章”（the Order of Merit），因为在他看来，这枚勋章只代表了君王赋予的荣誉，与党派政治没有关系。
事实上，人们很难对普里斯特利的全部作品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迄今为止，关于普里斯特利的作品可以统计出来的数字是，仅独立成册的出版著作就达150多部。并不包括他为各种杂志、报纸以及书籍撰写的文章和前言等。在普里斯特利的创作中，他在作品的主题上保持着一贯性。有几个主题是贯穿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之中的，如大众传媒的危险性、音乐绘画艺术的怡情爽性以及时间的本质等。与此同时，普里斯特利绝对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相反，他总是积极地在题材、体材以及风格方面进行创新尝试：从专门给孩子们写的科幻小说如《斯诺格尔》（Snoggle, 1971）到社会史如《欢乐王子及其王朝》（The Prince of Pleasure and His Regency, 1969），从表现主义戏剧如《在约旦的约翰逊》（Johnson over Jordan, 1939）再到深奥的哲学专著如《越过漫长的高墙》（Over the Long High Wall, 1972）。所有这些他都有尝试，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
近些年来，一方面由于普里斯特利协会同仁们的积极宣传推广，另一方面由于在英国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罪恶之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J. B. 普里斯特利的影响及受欢迎程度又呈上升的趋势。也许这才是普里斯特利应得的礼遇吧。
参考资料来源：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http://www.jbpriestley-society.com/biography.html
What do Thomas Paine, Walt Whitman, Abraham Lincoln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have in common? According to John Nichols, Washington correspondent for the Nation and a contributing writer for In These Times, these legendary Americans were more than a little bit red. “The United States is a country that has always been and should continue to be informed by socialists, socialist ideals and a socialist critique of public policies,” Nichols writes in “The ‘S’ Word,” a search for the legacy of our homegrown radicals. “Socialist ideas, now so frequently dismissed not just by the Tories of the present age but by political and media elites that diminish and deny our history, have shaped and strengthened America across the past two centuries.”
独立外国小说奖是专为健在的外国作家设立的奖项。只有那些被翻译成英语并且在英国出版发行的小说才可以参与评选。奖金为一万（£10,000）英镑。这个奖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仅奖励作家，同时也奖励翻译者。一万英镑由作者和译者分享。
橙桔奖（奥兰治奖）创立于1996年，是专门为用英语创作的女性作家设立的小说奖。奖金金额三万（£30,000）英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