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莲·罗宾逊荣获本年度小说鲜橙奖

美国小说家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 凭借其长篇小说《家》(Home)赢得了本年度的小说鲜橙奖(the Orange Prize for Fiction,一译“奥兰治小说奖”)。“鲜橙奖”是英国的一个文学奖项,旨在奖励用英语写作的女性作家的最佳作品。每年颁奖一次。本周三(6月3日) 晚,伦敦的皇家音乐厅举行了盛大的鲜橙奖颁奖仪式,将这一殊荣授予给了玛丽莲·罗宾逊女士。

罗宾逊女士的这部作品是继其2004年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小说《基烈山》(Gilead)之后的又一力作。《家》入围决赛圈后面对的对手包括伊伦·菲尔德曼(Ellen Feldman)的《斯科茨波洛》(Scottsboro)、萨曼莎·亨特(Samantha Hunt)的《其他的发明》(Invention of Everything Else)、以及卡米拉·夏姆赛(Kamila Shamsie)的《灼焦的阴影》(Burnt Shadows)。所以,罗宾逊女士可算是力挫群雄,一举夺魁。

罗宾逊女士获得的奖金总额为49,000美元,另外还有一尊名为“贝茜”的铜像。

在本次颁奖典礼上,弗朗西斯卡·凯伊(Francesca Kay)女士以其小说《一样的寂静》(An Equal Stillness)获得了小说鲜橙奖的新人奖(the Orange Award for New Writers),奖金为16,000美元。

凯鲁雅克的另一面

杰克·凯鲁雅克(Jack Kerouac)曾经有过一个爱好从来不为外人所知,甚至连他最好的朋友以及那些同为“垮掉派”的伙伴们,如阿兰·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威廉·S·巴罗斯(William S. Burroughs)等都毫不知情。其实,凯鲁雅克一直沉迷于一种他自己想象出来的棒球比赛。他有自己想象的队员和球队。球队的名称多以汽车品牌替代(如匹兹堡普利茅斯、纽约雪薇等),也有用色彩来命名的(波士顿灰队和辛辛那提红队等)。他还专门为他的那些功勋队员建立了荣誉榜:如酒鬼勒夫(Wino Love),辣椒乌尔比(Warby Pepper),德国佬特维特( Heinie Twiett),斐古斯·科迪(Phegus Cody) 和 扎格·帕克(Zagg Parker)等。当然这些名字也都是虚构的。

在他少年时代,凯鲁雅克收集他的这些队员的数据统计,分析他们的比赛表现。玩得最投入的时候,他还在家里的家庭新闻简报和海报边栏上撰写相关文章。他还为这份报纸发布金融时讯和想象中的合同纠纷方面的消息。在这段色彩斑斓的青春年少的岁月,他同时还自己经营了一个赛马场(当然也是想象出来的),有完整的广告宣传和比赛报道。赛马的主人、赛马骑士、赛道状况描述,所有的一切当然也都出自他的想象。

所有这些或打印或手写出来粘贴在旧式作文本上早期“出版物”现在已经成为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erary)中伯格收藏(Berg Collection)的杰克·凯鲁雅克档案中的一部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馆长伊萨克·格维尔兹(Isaac Gewirtz)整理了这些资料,并且写了一份长达75页的说明材料。这份材料将以书的形式于下周正式出版,标题为《击球手凯鲁雅克:想象中的运动和垮掉派之王》(Kerouac at Bat: Fantasy Sports and the King of the Beats)。据说这本书在出版后,也只有在图书馆的礼品店才能够买到。

格维尔兹先生最近表示说,在2007年的凯鲁雅克展览会上,他就试图把这些想象体育运动作为其中的一章进行展出。但是由于展览空间的不足而未能如愿。格维尔兹先生表示他非常高兴他所做出的等待,因为他因此而有机会更加深入地去整理和理解这些资料。

至少,格维尔兹先生了解到,凯鲁雅克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他家的后院玩过一种非常古老的形式的棒球:用一根钉子,或者一根牙签,击打一个小石子,看它落在什么地方。到1946年凯鲁雅克24岁的时候,他已经根据接球手和击球手的各种技术水平,设计出了一套完整有准确的词语描述各种结果的卡片。仅仅用这些卡片就能进行比赛。不过格维尔兹先生认为,凯鲁雅克常常通过向划在墙上的图表抛射某种物品来决定比赛的结果。1956年开始,凯鲁雅克转向另一套带有象形符号而不是文字描述的卡片。这套卡片目前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图书馆的塑料文件夹内。他们现在看上去就像古老的咒语一样神秘。

赛马比赛则是在一个倾斜的巴棋戏棋盘上滚动石子和一个银珠,起点门用牙签做成。显然,滚珠比石子滚动得快,所以银滚珠自然就是长胜将军,因而被称为“草地上的君王”(“King of the Turf”),它的辉煌战绩和永不言败的毅力也一再在凯鲁雅克的赛马专栏中被大书特书。

在他的有关赛马和棒球的报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署名是杰克·刘易斯(“Jack Lewis”),这是凯鲁雅克法文名字的英语化表示。当你仔细阅读他的那些材料的时候,你会发现杰克·刘易斯也是“著名的草场上的名人”、一位赛马所有人和驯养师,与一位富豪千斤结了婚,他们15岁的儿子塔德有望成为超越其名望显赫的父亲而成为更为杰出的骑师。在棒球领域,杰克·刘易斯是“杰克·刘易斯棒球专栏”的撰稿人和出版人,有时也会以球员兼经理人的身份出现。

由于凯鲁雅克1920~30年代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长大,所以他对体育运动着迷一点也不奇怪。他的父亲就是一位铁杆的赛马迷,他曾经自掏腰包为当地的赛道印发赛事秩序表。凯鲁雅克本人就是不错的运动员,还曾经被当时波士顿学院的橄榄球队教练弗兰克·莱希招收进了他的球队。但是凯鲁雅克本人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因为他当时已经开始怀揣着成为作家的梦想,他觉得纽约应该是更适合他的发展起步的地方。

凯鲁雅克的这种活跃的想象力并没有让他与其他孩子相比有多大的不同。而他的那些想象比赛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面面俱到的精致。他的球员都有明细的运动史和鲜明的个性。单独一个赛季可能会有4、50场比赛,后面还有全明星赛和世界杯。所有这些都被事无巨细地编写成了保存材料。

在《击球手凯鲁雅克》的序言中,格维尔兹先生认为,凯鲁雅克这样做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努力想要逃避由于他的哥哥格拉尔德(Gerard)的去世(那时凯鲁雅克4岁,格拉尔德9岁)给他带来的痛苦和困惑。但是并不清楚他本人是否清楚他的这些想象对于想成为作家的人来说是最好的锻炼。

凯鲁雅克的文风大多模仿了当时喜用绰号的体育报道风格。格维尔兹先生认为,这样做既是表示一种敬意,也是一种戏仿。在这样的过程中,凯鲁雅克本人富有创意的词语也不时涌现。

凯鲁雅克最后有关棒球的记述写于1958年,是两篇嘲笑《国际联合报》的报道的文章。而他一直持续着他自己的棒球比赛,直到他去世(1969)前的一两年。他的朋友,诗人菲利普·维纶(Philip Whalen)可能是他那一拨垮掉派伙伴中唯一对凯鲁雅克的这一面知情的人。

格维尔兹先生说他不认为其他还有人知道。或者就算有人知道,也不是通过凯鲁雅克。格维尔兹先生认为凯鲁雅克担心其他人会觉得他的这个爱好太过幼稚。格维尔兹先生觉得,凯鲁雅克的这个兴趣爱好极为有力地驳斥了那些一贯认为凯鲁雅克不是一位作家,只是一位颇有灵气的打字员的批评论调。

格维尔兹先生在他的书中强调说:“我认为凯鲁雅克的形象记忆超群。那些比赛对于他来说是真实呈现出来的:在他的头脑中,他看到了那些比赛,并把所有的比赛资料都记录了下来。这对于我来说,恰恰是表明他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作家的有一个有力的证明”。

【以上内容根据《扭腰时报》的“Another Side of Kerouac: The Dharma Bum as Sports Nut”这篇文章编译而成。原文作者是CHARLES McGRATH】

科马克·麦卡锡获索尔·贝娄奖

以下资料来源自5月13日《中华读书报》王胡的报道:

75岁的老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5月4日获得了美国笔会(PEN)颁发的终身成就奖——第二届笔会/索尔·贝娄奖,并获奖金2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

该奖以已故美国大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命名,每两年颁发一次,2007年的首届贝娄奖颁给了美国大作家菲利普·罗斯。

麦卡锡曾以小说《骏马》(All the Pretty Horses)和《路》(The Road)先后获得1992年的国家图书奖和2007年的普利策奖。根据其小说《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2005)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了四项奥斯卡奖,包括最重要的最佳影片奖。

六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麦卡锡的中文版“边境三部曲”:《骏马》、《穿越》和《平原上的城市》。

梁文道: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以下转引自梁文道的《宽容》一书。原题为大学之大

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再次登上了香港报纸的头版。原因是一羣学生大闹毕业典礼,他们抗议校方颁授荣誉法学博士 予前特首董建华的决定,他 们要求校政应该更民主(包括颁发荣誉学位时该考虑学生诉求和感受)。结果场面乱得屡次打断了董建华的发言,迫得他要请求学生给我说话的自由。除了董建 华,最不快的大概就是一些学生的家长了,他们说自己 ,辛辛苦苦养大孩子等的就是这美好的一刻,居然硬生生叫人给破坏了。然后,媒体也说话了,轻则呼吁学生要包容不同意见,尊重他人感受;重则翻起老帐,把中 大历年的丑闻全挖出来(比如说当年学生自办的粗话小报和近年被指宣扬色情的学生刊物),证明这真是家早有前科的问题学府。

我真为母校感到骄傲,这是一所充满抗议精神、深具反叛传统的好学校。想当年,我们之所以瞧不起老字号的香港大学,不只是因为他们是殖民地精英的摇 篮,还因为比起我们这家一开始就高举中文盛产反殖豪杰的大学,他们的学生实在太乖,并且越来越乖。虽然大部分中文大学的学生也都不会参与过激行 动,但总有一些人会不时跳出来吓你一跳。就拿校长得到的待遇来说吧,现任的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只不过是被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喝骂罢了。前任校长李国章甚至差 点进不了会场,因为有学生睡在路上阻挡他的座驾前进。再前一任校长光纤之父高锟就更惨了,他在毕业典礼上接到的抗议信是用避孕套造成的。中大校方每次 有甚么动作,学生就一定奉陪反动;你要盖新大楼,学生就贴大字报;你要砍树修路,学生就在树上绑黄丝带以示保树育人的决心。上个世纪80年代,为 了抗议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还有过全校学生罢课的光荣记录呢。所以中文大学校园核心地带的平台广场又叫做烽火台,乃同学会集会誓师的圣地。

出了校门,碰到各种社会政治问题,遇上各种示威机会,中大的校友和学生更是无役不与(虽然情况往往是屡战屡败,但很多人愿意倒过来说,称之为屡败 屡战的勇敢精神)。那些觉得中大学生负面新闻特多的传媒可不知道,对我们这批天生反骨的校友学生而言,这叫做战绩彪炳。至于那些先是吓傻了眼、后是气愤 莫名的家长,我只能告诉他们,这就是贵子弟念的大学了。与其不能改变现实地穷生气,何不换个心情转个角度,欣赏眼前所见。瞧!这就是大学了,真正包容真正 多元的一座大学。

大学的毕业典礼不一定总是平静的,尤其在颁发荣誉学位的时候,更尤其是在颁发荣誉学位给政治人物的时候。2001年, 美国总统布什回到母校耶鲁大 学,预备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当时的场面真是热闹,不只一帮学生举着标语高叫口号,还有一些教授愤然离场以示抗议。他绝对不是第一个在毕业典礼上被喝倒彩的 政坛领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政治人物的一生总是处在争议中,总会有人不满他的政策他的政绩,甚至总是有人会憎恶地敌视他。对于关心社会和政治的学者 和学生来讲,还有比记者云集的毕业典礼更好的示威时机吗?所以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对付政治人物,早已成了各国高教界一种司空见惯的小传统了。

除非,你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般的圣人。上个世纪90年代,我正好在波士顿赶上一次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席上的焦点正是快将卸任总统一职的曼德 拉。结果也有学生举标语,但那时欢迎他的标语。他一站起来,台下立刻响起如雷掌声,全场起立致敬。然而,世上有多少个曼德拉呢?难道我们应该期盼董建华会 得到如曼德拉般的尊敬吗?

就算没有可被针对的人物在场,大学的毕业典礼还是可以变得很热闹,也还是可以容许学生趁机表达不同意见的。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SOAS)向以激进著称,本来是家协助帝国认识第三世界的名校,却变成盛产反殖斗士与左翼政治人的温床。它的毕业典礼堪称一绝,历届学生代表上台致词 时总是不忘开火骂人。我有一个老友,前年在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就曾亲眼目睹学生会主席从大学校政开始骂起,一路说到英国的外交政策,把校方形容为 不顾贫苦学生的无良财主,将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批成残忍嗜血的刽子手。结果台下师生一致叫好,纷纷附和。妙就妙在那位被人骂了半天的校长也没甚么,致词 的时候还不忘赞美那位同学的聪明,趁机歌颂学院光荣的自由传统,人才辈出。

我的母校中文大学绝对没有亚非学院这么激进,但是我以为任何大学在其本义上都应该是宇宙性普世性universal)的,都应该是 包容天下的,能够让普世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并现。一家大学的毕业典礼要是有人闹事,不只不是一件丑闻,反而是它校风开放的证据。

引自
梁文道著:〈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常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158 – 160
原题为大学之大,刊于《南方周末》20071220日。

英美文学琐记【200904】

No one — except possibly Mr. Crichton himself — ever confused them with great literature, but very few readers who started a Crichton novel ever put it down.

No one — except possibly Mr. Crichton himself — ever confused them with great literature, but very few readers who started a Crichton novel ever put it down.

1. 畅销书作家迈克尔·克赖顿(Michael Crichton)以创作科技惊悚故事见长。他于2008年11月4日因患癌症去世,享年66岁。这位身高将近两米、英俊潇洒的作家堪称知识渊博: 从恐龙到中世纪的宴会厅到纳米技术,他几乎无所不晓。作为一位作家,他工作起来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源源不断地推出引人入胜的作品。虽然没有人把他的作品与文学名著视为同类(当然,克赖顿本人除外),但是也几乎没有读者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会半途而废。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仙女座张力》(The Andromeda Strain)和《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今年4月初,克赖顿的出版商哈珀柯林斯表示将要在今、明两年内出版作者生前留下的一部已经完成的小说和一部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小说。预计首先将于今年11月24日出版他的《海盗的地盘》(Pirate Latitudes)这部以17世纪的牙买加为背景的历险小说;2010年秋季出版他的另一部作品。

反正从照片看,可算帅男作家之列的……

反正从照片看,可算帅男作家之列的……

2. 年轻的阿瑟·菲利普斯(Arthur Phillips)出版了新作,小说《你就是那首歌》(The Song Is You)。据说给人的感觉有点像把浪漫爱情喜剧《西雅图夜未眠》(Sleepless in Seattle)的故事胡乱重组了一下(这是人家书评家说的——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读过)。不过无论如何,大家还是承认,这部作品还是可以充分反映出菲利普斯的散文天赋和水准,以及其心理描写的深度和情感刻画明暗对比的张力。这些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如《布拉格》(Prague)和《埃及古物学家》(The Egyptologist),是非常鲜见的。
此外,菲利普对数字时代主要社会和文化特征的描述也非常逼真,令人信服:如Walkman、iPods等。事实上,作者对于音乐在主人公生活中的作用的描写的确充分表明了菲利普斯作为小说家的才能。估计作者以后在这方面继续坚持不断发展,定会写出非同凡响的作品的。

3. 今年三月,香港举办了国际文学节。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也应邀前来参加,并且接受的记者的采访。这里有一篇有关阿特伍德的访谈记录,非常值得一读——尤其对那些喜欢阿特伍德、或者正在研究阿特伍德的人们来说,很有价值。

4. 杰伊·麦欣讷奈(Jay McInerney)的作家生涯已经将近30年了,推出过7部小说,但是能够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灯火阑珊大都市》(Bright Lights, Big City)。他还有两部研究葡萄酒的论文集。也得过一些奖,如“詹姆斯·比尔德基金”和“多维尔电影节”等奖项,但是没有哪一项属于文学奖项。不过,今年他要推出的这本书可以令人们改变对他的一贯印象:《如何结束》(How It Ended)是一部有26篇记述跨度为26年世事沧桑的短篇小说构成的作品集。尽管这样的编辑设计未见得会取得成功,但是从整体上看,这部小说集还是能够反映作者的创作功力的。

The One who fought Ban on books

The One who fought Ban on books

5. 朱迪丝·克鲁格(Judith F. Krug)长期致力于反对禁止图书出版的斗争。在她的倡导和组织下还创立了“被禁图书周”的活动。她还为了推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限制少年儿童上网做出了相当多的工作和努力。2009年4月11日在伊利诺伊州的伊文斯顿,克鲁格夫人因胃癌去世,享年69岁。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克鲁格夫人作为美国图书馆协会为推动确保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官方支持者,反对禁止出版的书包括《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梅因·坎普夫》(Mein Kampf)、《小黑孩儿》(Little Black Sambo)、《麦田守望者》以及性生活手册等。自1982年起,克鲁格夫人领导发起了“被禁图书周”活动。活动每年一次举行,届时邀请很多作者去朗读他们被禁止出版的图书中的章节。

有关朱迪丝·克鲁格生平及主要活动,请点击这里,查看扭腰时报刊发的一篇纪念克鲁格夫人的文章。

a pioneer of Gay Studies and a Literary theorist

a pioneer of Gay Studies and a Literary theorist

6.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是一位成果卓著的文学批评家。她一生致力于小说作品中的有关性别身份的研究。目前在文学批评界已经为人所共知的所谓“酷儿研究”(queer studies)正是在她的努力和帮助下而成为一项独立的研究方向。 不幸的是,这位现年58岁的专家,因患乳房癌,于2009年4月12日在曼哈顿去世。

塞奇维克夫人在她的研究中,打破常规,运用女权主义的相关理论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对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作品中隐含的“社会-性别”(socio-sexual)情节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剖析,使得人们看到了隐藏在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的主要情节之下的一些独特的性别关系。非常具有启发性。

伊芙·科索夫斯基出生于俄亥俄州的戴顿市,在马里兰州的贝瑟斯达长大成人。1971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以后,她在耶鲁大学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晚期,塞奇维克夫人在波士顿大学的汉密尔顿学院任教。这期间,她的主要研究成果是1985年出版的论文集《男人之间:英国文学及男性同性欲望》(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其中就包括她对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的分析。

1988年,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把塞奇维克夫人引进到他在杜克大学的研究中心。此后的10年,塞奇维克夫人一直在这里任教,从事研究工作。这期间,她出版一系列研究专著。其中包括:《趋势》(Tendencies, 1993)、《凝神注视:论小说的‘酷儿’解读》(Novel Gazing: Queer Readings in Fiction, 1997)、以及其最著名的《密室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1990)。

1991年,塞奇维克夫人确诊患有乳房癌。1996年再次复发。此后她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有关疾病的社会认知方面。1999年,出版了她的《关于爱的对话》(A Dialogue on Love)一书。此后,她随丈夫迁往纽约市。1998年开始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研究生中心任教。

《情感触及:影响、教育和行为表现》(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 2003)是塞奇维克夫人最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在她的病榻上,塞奇维克夫人还在进行着她的新的研究:《普罗斯特和那些小怪神灵》(Proust and the Little Queer Gods)。

7. 今年9月,因为《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而大红大紫的畅销书作家丹·布朗(Dan Brown)的新作将出版。新书名为《失落的符号》(The Lost Symbol)。估计布朗迷们现在就开始翘首以盼了……

a writer of dystopian, literary fiction

a writer of dystopian, literary fiction

8. J·G·巴拉德(J. G. Ballard)是一位擅长描写“敌托邦”(dystopia)社会的英国小说家。通常被定义为一位科幻小说作家。但是,在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作者通过描述当代社会中对技术、媒体等方面的别有用心的奴役和操纵,既是对科幻小说这一定义的拓展,也是对这一概念的挑战,从而引发人们对科幻小说的更多思考。2009年4月17日,这位现年78岁的敌托邦小说作家因患癌症在伦敦以西的舍珀顿与世长辞。

巴拉德先生一生创作发表过20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帝国的太阳》(Empire of the Sun)。这部作品曾经获得过布克奖的提名,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巴拉德先生其他的著名作品都是有关让人嗤之以鼻的阴暗面的描写,所引发的反应也多各不相让的对立态度。对巴拉德的作品持推崇态度者不乏大腕名人:包括金斯利·阿米斯(Kingsley Amis)、格拉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安东尼·伯杰斯(Anthony Burgess)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2008年,伦敦的《泰晤士报》将巴拉德先生排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50位最为杰出的作家中的第27位。

9. 有关2009年普利策个奖项的获奖情况,请点击这里

10. 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将自己的一位前情人过往情史卖给一家小报,那通常只被人们看作是垃圾;但是如果这位前情人是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知名作家的时候,那么人们就要另眼相看了。这位“前情人”是大名鼎鼎的库尔特·冯尼格特呢?——可以想见人们关注度会有多高。《一如既往的爱:我所熟知的库尔特·冯尼格特》(Love as Always, Kurt: Vonnegut as I Knew Him)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的作者名叫罗莉·拉科斯特劳(Loree Rackstraw)。据说她40多年前曾经在冯尼格特主持的文学创作班上当过学生。这部作品是她的回忆录。

Joan Didion

Joan Didion

11. 琼·迪迪恩(Joan Didion)的戏剧作品《奇思年代》(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将于今年5月在哈特福德剧院上演。对于迪迪恩夫人而言,哈特福德是一个她非常熟悉的地方:这里是她的丈夫,小说家、电视电影编剧约翰·格雷戈里·邓恩(John Gregory Dunne)的家乡。他们结婚40年来也经常来到此地。所以,现年74岁的迪迪恩说起这个地方总是充满无限深情。她的剧作能在这个地方搬上舞台,自然更能激起琼·迪迪恩的许多回忆。

12. 最后,这里还有两篇综合评述很有价值:一篇是关于科尔姆·拓艾宾(Colm Toibin)的“他的爱尔兰离散者”(His Irish Diaspara);另一篇是有关约翰·契弗(John Cheever)的“契弗对郊区生活到底有何看法”(How Cheever Really Felt about Living in the Suburbia)。对此感兴趣的,可以点开看看。(英语原文,载《扭腰时报》)

艾略特遗稿中的退稿信

艾略特遗稿中的退稿信:拒绝出版奥威尔的《动物农场》

人文与社会::http://wen.org.cn

最 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 S 艾略特的遗孀瓦拉里在BBC的纪录片系列中公布了一些艾略特的遗稿。在这些稿件中,包括一些仅在小杂志上发表的诗篇,一些晚年的信件,访谈稿,以及艾略特 处理稿件的意见。其中包括艾略特在Faber and Faber 出版社当编辑时写的一封给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退稿信。
艾略特和瓦拉里

艾略特和瓦拉里

最 近(其实要说成一两个月前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 S 艾略特的遗孀瓦拉里在BBC的纪录片系列中公布了一些艾略特的遗稿。在这些稿件中,包括一些仅在小杂志上发表的诗篇,一些晚年的信件,访谈稿,以及艾略特 处理稿件的意见。其中包括艾略特在Faber and Faber 出版社当编辑时写的一封给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退稿信。

在这封1944年作为Faber and Faber编辑写给奥威尔的退稿信中,艾略特指出《动物农场》写得不错,作为寓言写得技巧很好,自从斯威夫特的《格里夫游记》以来,很少有作者能做到,但他的批评意见是:

“我们没法确信… [动物农场]的观点是批评当前政治局势的正确视角。任何一个对商业利益以外的兴趣和动机有丁点关心的出版社都理所当然应该出版与目前的潮流相反的书籍。… … 我认为[动物农场]不是现在我们需要的东西。”

“We have no conviction … that this is the right point of view from which to criticis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e present time. It is certainly the duty of any publishing firm which pretends to other interests and motives other than mere commercial prosperity to publish books which go against the current of the moment,” … “[I’m not convinced that] this is the thing that needs saying at the moment.”

艾略特的批评似乎主要是从文学写作出发的,他认为奥威尔过于同情托洛茨基(Trosky)。《动物农场》里的反角是一只叫拿破仑的猪,这个形象是基于斯大林的,而另一只叫雪球的猪则基于托洛茨基,最后拿破仑获得胜利,赶走了雪球。

艾略特写到,“不管怎样,你的猪比其他的动物要聪明得多,他们因此是最适合来管理农场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猪,农场就无法存在:因此需要的不是更多共产主义,而是更加具有大众精神的猪。”

“After all, your pigs are far more intelligent than the other animals, and therefore the best qualified to run the farm – in fact there couldn’t have been an Animal Farm at all without them: so that what was needed (someone might argue) was not more communism but more public-spirited pigs.”

顺便提一下,《动物农场》被艾略特在1944年退稿后,几经周折,于1945年8月也就是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同一个 月发表。这时冷战的序幕已经揭开,《动物农场》迅速成为畅销书,很快被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美国政府甚至在有些国家提供了出版资金。穷困潦倒的奥威尔 因此也过上了富裕生活,4年后出版的《1984》又是一部畅销作品,但奥威尔因肺结核于1950年去世。

Louis Menand认为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中反对的是政治变动,他虽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他也一点不喜欢资本主义。他指出目前对奥威尔的通俗理解几乎全部是对他和他的作品的曲解。

对 《动物农场》的改写几乎在奥威尔死后马上就开始了,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研究 “文化冷战 The Cultural Cold War”中指出,奥威尔死后CIA就偷偷从他的遗孀那里买下了《动物农场》的电影版权,并在英国摄制成动画片,在全球发行。影片修改了小说结尾,最后布尔 什维克的代表--猪们,已经跟他们的剥削者看来没什么差别,而人类(也就是资本主义者的象征)被略去了。结尾被改成动物们冲击了农场,把它们自己从猪的管 理下解放出来。

就这样,奥威尔,虽然敌视宣传(propaganda),在死后却成了欺骗性宣传的牺牲品,而且被那些把他当作宣传工具的人表现成宣传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