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转引张发财的“再扯点小八卦”：
启功死活不承认自己姓爱新觉罗，也不喜欢和爱新觉罗家族来往，虽然他是雍正的八代孙。
米芾眼珠是蓝色的。鼻子是鹰钩的。我外公看了画像后说，咱家不用给我专门买镜子了。
孙中山的祖上是从浙江迁福建，再迁广东，他的上祖，是三国的孙权。
孙中山第一喜欢革命，第二是女人，第三是书，这是他对犬毅养说的
梵高与高更吵架是真的，但耳朵还是自己割的，不要诬陷高更。
钱钟书曾经给人开出40本英文书单——全是咸书。
老舍儿子出差，他不知道怎么表示关心，于是解下自己的腰带递给儿子说，你出差时如果皮带断了，就用我这条吧。
胡风在北京的家有四棵树，他就把书房叫做“四树斋”。有人说这是四面树敌啊。果然一语成谶
梁鼎芬确实有暗疾，这是溥仪说的。
章伯钧和罗隆基关系根本就不好。
克定对项城说，你要不把位置传给我，我就杀了克文。克文说，操，谁他妈稀罕当皇上啊，嗯，跟金家正男很像。
邵飘萍真的拿了大帅的钱不给大帅办事。
辜鸿铭的孙子挺能赚钱
清末名人子女里，最能得瑟，心里最没数的是康同壁。
以下转引自梁文道的《宽容》一书。原题为“大学之大”：
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再次登上了香港报纸的头版。原因是一羣学生“大闹”毕业典礼，他们抗议校方颁授荣誉法学博士 予前特首董建华的决定，他 们要求校政应该更民主（包括颁发荣誉学位时该考虑学生诉求和感受）。结果场面乱得屡次打断了董建华的发言，迫得他要请求学生“给我说话的自由”。除了董建 华，最不快的大概就是一些学生的家长了，他们说自己 ，辛辛苦苦养大孩子等的就是这美好的一刻，居然硬生生叫人给破坏了。然后，媒体也说话了，轻则呼吁学生要包容不同意见，尊重他人感受；重则翻起老帐，把中 大历年的“丑闻”全挖出来（比如说当年学生自办的粗话小报和近年被指“宣扬色情”的学生刊物），证明这真是家早有前科的问题学府。
我真为母校感到骄傲，这是一所充满抗议精神、深具反叛传统的好学校。想当年，我们之所以瞧不起老字号的香港大学，不只是因为他们是殖民地精英的摇 篮，还因为比起我们这家一开始就高举“中文”盛产反殖豪杰的大学，他们的学生实在太乖，并且越来越乖。虽然大部分中文大学的学生也都不会参与“过激”行 动，但总有一些人会不时跳出来吓你一跳。就拿校长得到的待遇来说吧，现任的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只不过是被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喝骂罢了。前任校长李国章甚至差 点进不了会场，因为有学生睡在路上阻挡他的座驾前进。再前一任校长“光纤之父”高锟就更惨了，他在毕业典礼上接到的抗议信是用避孕套造成的。中大校方每次 有甚么动作，学生就一定奉陪“反动”；你要盖新大楼，学生就贴大字报；你要砍树修路，学生就在树上绑黄丝带以示“保树育人”的决心。上个世纪80年代，为 了抗议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还有过全校学生罢课的光荣记录呢。所以中文大学校园核心地带的平台广场又叫做“烽火台”，乃同学会集会誓师的圣地。
出了校门，碰到各种社会政治问题，遇上各种示威机会，中大的校友和学生更是无役不与（虽然情况往往是屡战屡败，但很多人愿意倒过来说，称之为“屡败 屡战”的勇敢精神）。那些觉得中大学生负面新闻特多的传媒可不知道，对我们这批天生反骨的校友学生而言，这叫做战绩彪炳。至于那些先是吓傻了眼、后是气愤 莫名的家长，我只能告诉他们，这就是贵子弟念的大学了。与其不能改变现实地穷生气，何不换个心情转个角度，欣赏眼前所见。瞧！这就是大学了，真正包容真正 多元的一座大学。
大学的毕业典礼不一定总是平静的，尤其在颁发荣誉学位的时候，更尤其是在颁发荣誉学位给政治人物的时候。2001年， 美国总统布什回到母校耶鲁大 学，预备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当时的场面真是热闹，不只一帮学生举着标语高叫口号，还有一些教授愤然离场以示抗议。他绝对不是第一个在毕业典礼上被喝倒彩的 政坛领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政治人物的一生总是处在争议中，总会有人不满他的政策他的政绩，甚至总是有人会憎恶地敌视他。对于关心社会和政治的学者 和学生来讲，还有比记者云集的毕业典礼更好的示威时机吗？所以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对付政治人物，早已成了各国高教界一种司空见惯的小传统了。
除非，你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般的“圣人”。上个世纪90年代，我正好在波士顿赶上一次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席上的焦点正是快将卸任总统一职的曼德 拉。结果也有学生举标语，但那时欢迎他的标语。他一站起来，台下立刻响起如雷掌声，全场起立致敬。然而，世上有多少个曼德拉呢？难道我们应该期盼董建华会 得到如曼德拉般的尊敬吗？
就算没有可被针对的人物在场，大学的毕业典礼还是可以变得很“热闹”，也还是可以容许学生趁机表达不同意见的。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 ”（SOAS）向以激进著称，本来是家协助帝国认识第三世界的名校，却变成盛产反殖斗士与左翼政治人的温床。它的毕业典礼堪称一绝，历届学生代表上台致词 时总是不忘开火骂人。我有一个老友，前年在“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就曾亲眼目睹学生会主席从大学校政开始骂起，一路说到英国的外交政策，把校方形容为 不顾贫苦学生的无良财主，将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批成残忍嗜血的刽子手。结果台下师生一致叫好，纷纷附和。妙就妙在那位被人骂了半天的校长也没甚么，致词 的时候还不忘赞美那位同学的聪明，趁机歌颂学院光荣的自由传统，人才辈出。
我的母校中文大学绝对没有“亚非学院”这么激进，但是我以为任何大学在其本义上都应该是“宇宙性”和“普世性”（universal）的，都应该是 包容天下的，能够让普世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并现。一家大学的毕业典礼要是有人闹事，不只不是一件丑闻，反而是它校风开放的证据。
引自
梁文道著：〈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常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158 – 160 。
原题为“大学之大”，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No one — except possibly Mr. Crichton himself — ever confused them with great literature, but very few readers who started a Crichton novel ever put it down.
1. 畅销书作家迈克尔·克赖顿（Michael Crichton）以创作科技惊悚故事见长。他于2008年11月4日因患癌症去世，享年66岁。这位身高将近两米、英俊潇洒的作家堪称知识渊博： 从恐龙到中世纪的宴会厅到纳米技术，他几乎无所不晓。作为一位作家，他工作起来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源源不断地推出引人入胜的作品。虽然没有人把他的作品与文学名著视为同类（当然，克赖顿本人除外），但是也几乎没有读者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会半途而废。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仙女座张力》（The Andromeda Strain）和《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今年4月初，克赖顿的出版商哈珀柯林斯表示将要在今、明两年内出版作者生前留下的一部已经完成的小说和一部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小说。预计首先将于今年11月24日出版他的《海盗的地盘》（Pirate Latitudes）这部以17世纪的牙买加为背景的历险小说；2010年秋季出版他的另一部作品。
反正从照片看，可算帅男作家之列的……
2. 年轻的阿瑟·菲利普斯（Arthur Phillips）出版了新作，小说《你就是那首歌》（The Song Is You）。据说给人的感觉有点像把浪漫爱情喜剧《西雅图夜未眠》（Sleepless in Seattle）的故事胡乱重组了一下（这是人家书评家说的——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读过）。不过无论如何，大家还是承认，这部作品还是可以充分反映出菲利普斯的散文天赋和水准，以及其心理描写的深度和情感刻画明暗对比的张力。这些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如《布拉格》（Prague）和《埃及古物学家》（The Egyptologist），是非常鲜见的。
此外，菲利普对数字时代主要社会和文化特征的描述也非常逼真，令人信服：如Walkman、iPods等。事实上，作者对于音乐在主人公生活中的作用的描写的确充分表明了菲利普斯作为小说家的才能。估计作者以后在这方面继续坚持不断发展，定会写出非同凡响的作品的。
3. 今年三月，香港举办了国际文学节。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也应邀前来参加，并且接受的记者的采访。这里有一篇有关阿特伍德的访谈记录，非常值得一读——尤其对那些喜欢阿特伍德、或者正在研究阿特伍德的人们来说，很有价值。
4. 杰伊·麦欣讷奈（Jay McInerney）的作家生涯已经将近30年了，推出过7部小说，但是能够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灯火阑珊大都市》（Bright Lights, Big City）。他还有两部研究葡萄酒的论文集。也得过一些奖，如“詹姆斯·比尔德基金”和“多维尔电影节”等奖项，但是没有哪一项属于文学奖项。不过，今年他要推出的这本书可以令人们改变对他的一贯印象：《如何结束》（How It Ended）是一部有26篇记述跨度为26年世事沧桑的短篇小说构成的作品集。尽管这样的编辑设计未见得会取得成功，但是从整体上看，这部小说集还是能够反映作者的创作功力的。
The One who fought Ban on books
5. 朱迪丝·克鲁格（Judith F. Krug）长期致力于反对禁止图书出版的斗争。在她的倡导和组织下还创立了“被禁图书周”的活动。她还为了推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限制少年儿童上网做出了相当多的工作和努力。2009年4月11日在伊利诺伊州的伊文斯顿，克鲁格夫人因胃癌去世，享年69岁。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克鲁格夫人作为美国图书馆协会为推动确保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官方支持者，反对禁止出版的书包括《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梅因·坎普夫》（Mein Kampf）、《小黑孩儿》（Little Black Sambo）、《麦田守望者》以及性生活手册等。自1982年起，克鲁格夫人领导发起了“被禁图书周”活动。活动每年一次举行，届时邀请很多作者去朗读他们被禁止出版的图书中的章节。
有关朱迪丝·克鲁格生平及主要活动，请点击这里，查看扭腰时报刊发的一篇纪念克鲁格夫人的文章。
a pioneer of Gay Studies and a Literary theorist
6.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是一位成果卓著的文学批评家。她一生致力于小说作品中的有关性别身份的研究。目前在文学批评界已经为人所共知的所谓“酷儿研究”（queer studies）正是在她的努力和帮助下而成为一项独立的研究方向。 不幸的是，这位现年58岁的专家，因患乳房癌，于2009年4月12日在曼哈顿去世。
塞奇维克夫人在她的研究中，打破常规，运用女权主义的相关理论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对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作品中隐含的“社会-性别”（socio-sexual）情节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剖析，使得人们看到了隐藏在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的主要情节之下的一些独特的性别关系。非常具有启发性。
伊芙·科索夫斯基出生于俄亥俄州的戴顿市，在马里兰州的贝瑟斯达长大成人。1971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以后，她在耶鲁大学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晚期，塞奇维克夫人在波士顿大学的汉密尔顿学院任教。这期间，她的主要研究成果是1985年出版的论文集《男人之间：英国文学及男性同性欲望》（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其中就包括她对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的分析。
1988年，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把塞奇维克夫人引进到他在杜克大学的研究中心。此后的10年，塞奇维克夫人一直在这里任教，从事研究工作。这期间，她出版一系列研究专著。其中包括：《趋势》（Tendencies, 1993）、《凝神注视：论小说的‘酷儿’解读》（Novel Gazing: Queer Readings in Fiction, 1997）、以及其最著名的《密室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1990）。
1991年，塞奇维克夫人确诊患有乳房癌。1996年再次复发。此后她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有关疾病的社会认知方面。1999年，出版了她的《关于爱的对话》（A Dialogue on Love）一书。此后，她随丈夫迁往纽约市。1998年开始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研究生中心任教。
《情感触及：影响、教育和行为表现》（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 2003）是塞奇维克夫人最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在她的病榻上，塞奇维克夫人还在进行着她的新的研究：《普罗斯特和那些小怪神灵》（Proust and the Little Queer Gods）。
7. 今年9月，因为《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而大红大紫的畅销书作家丹·布朗（Dan Brown）的新作将出版。新书名为《失落的符号》（The Lost Symbol）。估计布朗迷们现在就开始翘首以盼了……
a writer of dystopian, literary fiction
8. J·G·巴拉德（J. G. Ballard）是一位擅长描写“敌托邦”（dystopia）社会的英国小说家。通常被定义为一位科幻小说作家。但是，在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作者通过描述当代社会中对技术、媒体等方面的别有用心的奴役和操纵，既是对科幻小说这一定义的拓展，也是对这一概念的挑战，从而引发人们对科幻小说的更多思考。2009年4月17日，这位现年78岁的敌托邦小说作家因患癌症在伦敦以西的舍珀顿与世长辞。
巴拉德先生一生创作发表过20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帝国的太阳》（Empire of the Sun）。这部作品曾经获得过布克奖的提名，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巴拉德先生其他的著名作品都是有关让人嗤之以鼻的阴暗面的描写，所引发的反应也多各不相让的对立态度。对巴拉德的作品持推崇态度者不乏大腕名人：包括金斯利·阿米斯（Kingsley Amis）、格拉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安东尼·伯杰斯（Anthony Burgess）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2008年，伦敦的《泰晤士报》将巴拉德先生排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50位最为杰出的作家中的第27位。
9. 有关2009年普利策个奖项的获奖情况，请点击这里。
10. 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将自己的一位前情人过往情史卖给一家小报，那通常只被人们看作是垃圾；但是如果这位前情人是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知名作家的时候，那么人们就要另眼相看了。这位“前情人”是大名鼎鼎的库尔特·冯尼格特呢？——可以想见人们关注度会有多高。《一如既往的爱：我所熟知的库尔特·冯尼格特》（Love as Always, Kurt: Vonnegut as I Knew Him）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的作者名叫罗莉·拉科斯特劳（Loree Rackstraw）。据说她40多年前曾经在冯尼格特主持的文学创作班上当过学生。这部作品是她的回忆录。
Joan Didion
11. 琼·迪迪恩（Joan Didion）的戏剧作品《奇思年代》（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将于今年5月在哈特福德剧院上演。对于迪迪恩夫人而言，哈特福德是一个她非常熟悉的地方：这里是她的丈夫，小说家、电视电影编剧约翰·格雷戈里·邓恩（John Gregory Dunne）的家乡。他们结婚40年来也经常来到此地。所以，现年74岁的迪迪恩说起这个地方总是充满无限深情。她的剧作能在这个地方搬上舞台，自然更能激起琼·迪迪恩的许多回忆。
12. 最后，这里还有两篇综合评述很有价值：一篇是关于科尔姆·拓艾宾（Colm Toibin）的“他的爱尔兰离散者”（His Irish Diaspara）；另一篇是有关约翰·契弗（John Cheever）的“契弗对郊区生活到底有何看法”（How Cheever Really Felt about Living in the Suburbia）。对此感兴趣的，可以点开看看。（英语原文，载《扭腰时报》）
艾略特和瓦拉里
最 近(其实要说成一两个月前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 S 艾略特的遗孀瓦拉里在BBC的纪录片系列中公布了一些艾略特的遗稿。在这些稿件中，包括一些仅在小杂志上发表的诗篇，一些晚年的信件，访谈稿，以及艾略特 处理稿件的意见。其中包括艾略特在Faber and Faber 出版社当编辑时写的一封给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退稿信。
在这封1944年作为Faber and Faber编辑写给奥威尔的退稿信中，艾略特指出《动物农场》写得不错，作为寓言写得技巧很好，自从斯威夫特的《格里夫游记》以来，很少有作者能做到，但他的批评意见是：
“我们没法确信… [动物农场]的观点是批评当前政治局势的正确视角。任何一个对商业利益以外的兴趣和动机有丁点关心的出版社都理所当然应该出版与目前的潮流相反的书籍。… … 我认为[动物农场]不是现在我们需要的东西。”
“We have no conviction … that this is the right point of view from which to criticis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e present time. It is certainly the duty of any publishing firm which pretends to other interests and motives other than mere commercial prosperity to publish books which go against the current of the moment,” … “[I’m not convinced that] this is the thing that needs saying at the moment.”
艾略特的批评似乎主要是从文学写作出发的，他认为奥威尔过于同情托洛茨基(Trosky)。《动物农场》里的反角是一只叫拿破仑的猪，这个形象是基于斯大林的，而另一只叫雪球的猪则基于托洛茨基，最后拿破仑获得胜利，赶走了雪球。
艾略特写到，“不管怎样，你的猪比其他的动物要聪明得多，他们因此是最适合来管理农场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猪，农场就无法存在：因此需要的不是更多共产主义，而是更加具有大众精神的猪。”
“After all, your pigs are far more intelligent than the other animals, and therefore the best qualified to run the farm – in fact there couldn’t have been an Animal Farm at all without them: so that what was needed (someone might argue) was not more communism but more public-spirited pigs.”
顺便提一下，《动物农场》被艾略特在1944年退稿后，几经周折，于1945年8月也就是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同一个 月发表。这时冷战的序幕已经揭开，《动物农场》迅速成为畅销书，很快被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美国政府甚至在有些国家提供了出版资金。穷困潦倒的奥威尔 因此也过上了富裕生活，4年后出版的《1984》又是一部畅销作品，但奥威尔因肺结核于1950年去世。
Louis Menand认为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中反对的是政治变动，他虽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他也一点不喜欢资本主义。他指出目前对奥威尔的通俗理解几乎全部是对他和他的作品的曲解。
对 《动物农场》的改写几乎在奥威尔死后马上就开始了，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研究 “文化冷战 The Cultural Cold War”中指出，奥威尔死后CIA就偷偷从他的遗孀那里买下了《动物农场》的电影版权，并在英国摄制成动画片，在全球发行。影片修改了小说结尾，最后布尔 什维克的代表－－猪们，已经跟他们的剥削者看来没什么差别，而人类（也就是资本主义者的象征）被略去了。结尾被改成动物们冲击了农场，把它们自己从猪的管 理下解放出来。
就这样，奥威尔，虽然敌视宣传（propaganda），在死后却成了欺骗性宣传的牺牲品，而且被那些把他当作宣传工具的人表现成宣传的敌人。
Alfred Appel Jr., Expert on Nabokov and Author, Dies at 75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研究者们应该都知道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Alfred Appel Jr.）的名字，因为他是这个领域公认的顶级专家之一。他也曾经在康奈尔大学纳博科夫的课堂上聆听过大师的文学讲座。除了研究纳博科夫以外，阿佩尔还出版过大量有关现代艺术、爵士音乐方面的书籍。2009年5月3日，这位成果卓著的学者因心力衰竭，在伊利诺伊州的伊文斯顿去世，享年75岁。
作为最早研究纳博科夫的学者之一，阿佩尔先生把他在纳博科夫的非同凡响的文学讲堂上获得的体验全部转化成了具有浓厚学术气息的作品：专著和论文集。在《〈洛丽塔〉全注》（The Annotated Lolita, 首发于1970年，1991年经过修订再次发行）中，阿佩尔先生几乎是逐行逐句地详细地解释了纳博科夫这部最经典的作品中大量的隐喻、多语种双关语、充满睿智的玩笑等等。他的《纳博科夫的黑暗电影院》（Nabokov’s Dark Cinema，1974）则探讨了电影画面和电影技巧对纳博科夫小说作品的影响。
阿佩尔先生后来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现代艺术的各种形式。但他最投入的是爵士音乐，并且在这一领域获得了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爵士音乐的现代主义：从艾灵顿和阿姆斯特朗到马蒂斯和乔伊斯》（Jazz Modernism: From Ellington and Armstrong to Matisse and Joyce, 2002），将爵士音乐的研究放在20世纪艺术的现代运动的宏大背景下展开。
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出生在布鲁克林，在长岛的大脖子长大成人。
上大学时，他先选择了康奈尔大学，服完军役后（事实上，他是在服役期间，在他驻扎的法国购买了一本《洛丽塔》），他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1963年，他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他研究的是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过几年书，然后于1968年接受了西北大学的一个教职，在那里一直工作到2000年退休。
1977年，他和西蒙·卡林斯基一起编辑出版了《流放者的艰难岁月：俄罗斯作家在西方，1922-1972》（The Bitter Air of Exile: Russian Writers in the West, 1922-1972）。他还和查尔斯·纽曼一起编辑出版过《纳博科夫：批评、琐忆、翻译和称颂》（Nabokov: Criticism, Reminiscences, Translations and Tributes, 1970）。
除了现代爵士音乐以外，阿佩尔先生论述现代艺术的书籍还包括《生命的符号》（Signs of Life, 1983）和《欢庆的艺术》（The Art of Celebration: The Expression of Joy in 20th Century Art, Literature, Photography and Music, 1992）。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阿佩尔先生还在撰写两部著作，一部是关于美国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程素描，一部是研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