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关于宽恕
——北大讲演实录

摘要:　宽恕这个词在法语中是来源于拉丁文的，它的来源非常的复杂，以至于我们今天不能正式的涉及这个词。

宽恕这个词在法语中是来源于拉丁文的，它的来源非常的复杂，以至于我们今天不能正式的涉及这个词。我们会找到对憎恶给予和它的参照，这也是我在我的一本 书即《原谅与宽恕》中所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所以在赠予和宽恕间至少存在一种相似性和联系性。再者把宽恕和一种以某种方式的无过去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使宽恕变成为一种不能还原成无赠予的经验的经验，即不能还原为人们通常赋予现在的或现实的赠与的经验。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值得重视的难题的原因，在宽恕和赠 与可能永远不像人们通常所谓的经验、所谓的意志的存在的呈现原原本本的表现的地方，那么经验这个词可能就显得有些滥用。这个疑难如果不能使我足够的给予和 好客，我甚至认为我总应该使自己得到宽恕——为了不给予。永远没有足够的给予，足够的奉献，所以请求宽恕。因此人总是有罪的，总是在给予时让别人原谅自 己。当人们意识到，如果因为不给予，因为从来没有足够的给予而请求宽恕，那么人们也会可能感到有罪，并且因此而相反的请求给予宽恕。这种宽恕就可能成为一 种毒药一种武器，一种对至高权利、强力或请求得到承认的一种肯定。那么难题就会变得更加的严重。我们总是在给予的同时进行索取，我以前也详细地分析过这种 给予索取的逻辑。我们应该先验地为给予本身要求宽恕，应该要别人宽恕他的给予，宽恕给予的至高权利和对给予的至高权利的宽恕。

　　我 们总是把给予和宽恕作为一种机制，而不把它作为要意识的东西。因此不存在没有宽恕的给予，也不存在不给予的宽恕。但是这二者尤其不能是同样的东西。给予和 宽恕在字面上的联系在拉丁语中是非常明显的。从古希腊文化的严格意义出发，对宽恕的在场和不在场提出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微秒的问题。所以给予和宽恕 在字面上的关系在英语和德语中间也存在。比如英语：give,forgive等等。

　　有时候人们总是在这些词上面加上一些定冠词，比如 “宽恕是这个，宽恕是那个。”宽恕是被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所请求的，宽恕是被接受或请求的。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个讨论会来讨论这样的宽恕的问题。在这个范围 内，宽恕实际上就变成一个在认知领域讨论的问题。除非讨论者们在从理论上分析宽恕的过程中要求或者同意宽恕。当我说宽恕这个词并且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你 们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还不知道我是否要求宽恕。我是把宽恕这个名词提出来概括做我今天讲座的题目，而不是使用它。因为在单独的宽恕这个词中，不管有没有 感叹号，尽管没有任何的限制，倘若语境并不这样要求的话，人们就能从中听到一个还没有言明的句子，一个行为句。

　　我们连带地提 出：“你”和“您”的区分。因为“您”如果不是一个出于尊敬，或者有距离而称呼的，那么这个“你”就意味着太多的接近甚至是融合，有取消他人无限超越的危 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请求你们的宽恕”“请你们宽恕我”中的这个“你们”就是个整体或者集体的宽恕问题。是谁宽恕，或者是谁向谁宽恕，在什么时候请求 宽恕呢,是谁有宽恕的权利和权力呢。这里的谁意味着什么呢。这在问题的最后甚至永远是不可解的。因为不管这个问题多么可怕，它始终不是最后的问题，我们将 再关注一个先于这个问题的问题。那就是：谁？什么？——无论是宽恕某人或者对某人宽恕某种事情，这个某人永远不会和过去的错误的时刻相混淆。所以这个谁或 者什么的问题，以多种形式回过来不断的纠缠着。而且最终强迫我们怀疑和悬搁“谁”和“什么”。在“请你宽恕”，“请你宽恕我”“请你们宽恕我”和“请你们 宽恕我们”这样四个句子中的宽恕之间是根本不同类的情况，是一个单数和复数的问题。就是通过对谁和什么的单数和复数的替换。人们是否可以、是否有权利向不 止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集团请求宽恕，是否可以向不是一个单独的它在为一个不是单独的错误请求宽恕呢？这个也是我们不能摆脱的最初的疑难问题。

　 　也就是说只有在犯下不可补救或者不可避免的罪恶的人，和受到伤害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才能够被要求宽恕。后者是唯一能听到宽恕请求或同意或拒绝的。在宽恕的 舞台上，这种两个人之间的孤独似乎剥夺了在一个团体，机构，教会的名义上所有的集体向一个无名的有时候甚至是死亡了的受害者的整体或他们的代表、幸存者要 求宽恕的意义。同样，宽恕几乎是秘密的，个别的孤独把宽恕变成了一种与法律，与罪行，与处罚或公证机构都不相干的经验。正如法国一个著名哲学家扬克里维其 （Jankelévitch）在他的《宽恕》这本书里提到，“宽恕罪恶就是对刑罚逻辑的挑战，那么在宽恕超越刑罚逻辑的地方，宽恕就与全部的司法空间互不 相干。例如，1946在战后的法国曾经出现了反人类罪的战役。在这个反人类罪这个概念的司法空间中，实际上宽恕就和它互不相干了。那么不受时效约束，其实 并不意味着不可宽恕。而且我在此可能过快的指出了一个我们将不断批评和纠缠的问题，因为今天在法国，越来越多的公开悔罪，比如说在法国教会里，在警察机构 里，在医生组织里都有些悔罪。那么在这些悔罪的生命之前，他们在其它的国家也以很快的节奏出现过悔罪，比如日本首相的悔罪等等。所有这些公开的最经常的悔 罪是在历史司法的背景上出现的，所以这个背景带来的机构记载的纽伦堡司法概念忘了——在1945年他们还不知道反人类罪。尽管如此，在这些话语和所有对这 些话语的解释中被提出的宽恕的概念或不可宽恕的概念对于及时调解受时效约束或不受时效约束的罪恶的司法仍然是不同的。除非宽恕和不可宽恕的非司法流动在它 要权责和中断法律习惯秩序的地方被记载在法律本身当中并且记载下它的中断。这是我们面临的困难之一。

　　因为人们总是把拯救，调解与宽恕 联系起来，那么这个说法具有与普遍意义决裂的关系。所以在《不受时效约束》这本书里从宽恕上，扬克里维其承认这里写的宽恕和他在1967年《宽恕》这本书 里提到的有矛盾之处。这也是因为这篇短文，是在法国关于希特勒罪行和反人类罪行不受时效约束的争论的背景下写成的。所以扬克里维其说我在别处纯粹从哲学观 点讨论宽恕的研究中对“应该宽恕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跟我在这里提出的相矛盾。在爱的法则的绝对和恶的绝对法则之间存在着一种没有完全脱线的裂缝。所以 我们并没有企图把罪恶的非理性和爱的无比强力调和起来。

　　自然这些都是我们刚刚要讨论和争论的问题和逻辑。再者在《不受时效约束》这本 书它的里面已经有四篇文章已经涉及到了刚才提出的讨论，我们下边还将继续提到对不受时效约束的讨论。这些文章坚定地确定了宽恕的不恰当性，甚至是不道德 性。为此这些文章在争论和激烈的语境中把我们应该严格加以区分的而且扬克里维其在他所谓纯哲学的研究中也作区分的各种意义连贯起来。比如说宽恕，时效和遗 忘。扬克里维其清楚地知道宽恕其实并不是遗忘。总之他以受害者的名义向我们说宽恕的意义，宽恕是不可能的，不应该宽恕，应该不宽恕。如果存在着宽恕的可能 性，如果这种可能性恰恰与不可能相较量，那么我们应该自问，一次又一次的自问不可能可能意味着什么。所以扬克里维其向我们概括说不可能实际上就是针对那些 在死亡集中营中发生事情，对这些事情实行宽恕。所以在扬克里维其的所有论证中我认为有两个要着重的谈一下。我认为他们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东西。

　 　第一个问题就是宽恕在只有在被要求的时候，明确和暗含被要求的时候才能被接受，或至少才能去考虑去同意宽恕。这就意味着人们永远不宽恕不悔罪，不承认自 己的错误，或者不明确请求宽恕的人。同意宽恕和要求宽恕之间的关连在我看来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宽恕的宗教和精神团体的要求，我要自问这种相互性的不对 称性的锻炼，甚至在被要求宽恕和被同意的宽恕之间在严格意义上讲并不针对着名副其实的宽恕。如果你犯下的罪恶过于严重，它超过了罪恶的极端，当它变得惨绝 人寰，那就根本谈不上宽恕。如果可能的话我要说宽恕应该留在人世间，由人来衡量，我认为这是值得讨论的。

　　那么我要引用两条扬克里维其 的话。第一条就是从宽恕的历史出发，并且表明了对纳粹灭绝犹太人计划宽恕的历史结束的日期。他强调这个计划是绝对特殊的，空前的没有前例的，这种绝对特殊 性可能会使我们反思历史，这个历史正是从此开始展开的罪恶之行。所以“最后解决”这个词概括出来就是一段历史与宽恕的历史可能性的最后的解决。更有甚者如 果这两个论据同时交错在一个推论之中，那就是如果同样的事情存在的话，德国人从来没有请求过宽恕，我们怎么能够宽恕不要求宽恕的人呢？这是扬克里维其不止 一次提出的问题。而我们要永远不停止思考的问题就是宽恕与它宽恕的意义是否只有在被要求的时候才是可能的。

　　下面引用扬克里维其的一段 话：“但是他们向我请求宽恕了吗？这是唯一能够给予宽恕意义和存在理由的有罪者的不幸和背弃。”很清楚，在扬克里维其看来，不止一种传统是这样看，这些传 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宽恕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带来了一种内部破裂的力量，它将不断地记录下这些爆炸。也就是说宽恕观念的遗产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被一 扫而光，被燃烧殆尽。我要不冷静地说是自我解构。很清楚，在扬克里维其看来宽恕只有在犯罪者已执行忏悔、悔罪、自我请罪来请求宽恕的时候，才有可能。如果 他因此赎罪，因此为了救赎和调解与对他请求之宽恕的同意，而我请求以同样的传统遗产所经常反对的就是这种传统的，当然具有强大力量的稳定的功能。也就是 说，在宽恕中，在宽恕的同一意义中，在一种欲望，一种力量，一种冲动，一种召唤中他们要求得到宽恕，甚至是被那些没有赎罪的人，没有忏悔的人。任何同一 的，精神的，不管是升华的还是没有升华的精神的结构——任何悔罪实际上是由此产生的。但是我现在要把这个观点停留在潜在的状态中，下面我还将谈到这个问 题。而我现在仍然要引用扬克里维其那段很激烈的言词：“宽恕，但他们向我们请求宽恕了吗？这是唯一能给予宽恕意义和存在理由的有罪者的不幸和背弃，当有罪 者通过经济奇迹而变得丰衣足食，宽恕实际上是一种阴险的玩笑。故宽恕在死亡集中营里已经死亡，我们对纯粹意义上的理智所不能设想的东西，从一诞生起就各自 怜悯——如果被告那时候能够使我们怜悯。”

　　我们和扬克里维其都应该承认请求宽恕的多少是有罪的紧张状态，这是一种紧张和矛盾，处在企 图要把它推到极至并超出界限的夸张的伦理学的紧张和矛盾。所以这种结构制约着宗教，司法，甚至政治和心理，是一种在人的和人类神学的悔罪、忏悔、赎罪和调 解界限内被反问的。所以扬克里维其曾说：“我写过两本关于宽恕的著作，其中一本很简单，非常有挑战意味，有冲击性，就是《宽恕吗》；另一本《宽恕》则是一 本存哲学著作，我在其中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伦理关系研究了宽恕本身，我从此得出的可被命名为夸张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认为，宽恕是最高的统率，而另一方 面，恶永远是出现在宽恕之外的。宽恕比恶强大，恶比宽恕强大，我不能从中摆脱出来。这是一种摇摆不定，在哲学中被称为辨证法。我认为它是无限的，我相信宽 恕的无限，相信它的超自然性。”与之对抗的就是夸张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恰恰相反，它要求宽恕在既没有被要求也不值得的地方给予宽恕。而就是对于彻头彻尾 的极大的罪恶，宽恕由于只在宽恕被要求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宽恕不可宽恕的罪恶的地方才能获得意义和宽恕的可能性。但是这种逻辑不仅是境况的逻辑，这种逻辑 来自于一种最强的逻辑。这种逻辑把宽恕给予悔罪、忏悔和悔过。正是因为这些，我更加严肃地对待这种逻辑，更应该对它关注：在宽恕似乎结束和不可能的地方恰 恰是在宽恕和作为宽恕的历史结束时，宽恕是否尚未开始。我们又一次应该检验这种在形式上空洞和干巴巴的疑难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不可逃避的重要的问 题。据此，如果存在宽恕，那它就只应该宽恕那些不可宽恕和不可补救者，也就是在做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是宽恕可以原谅，可以补救，那这样的事情人们是永远可 以做的，但它不是宽恕。然而在《不受时效约束》这本书中，和其中在题为《宽恕吗》这篇文章中，扬克里维其视犹太人屠杀的特殊性达到了不可补救的维度，而对 于不可补救来说既不存在可能的宽恕，也不存在一种意义来造成有意义的宽恕。因为传统的公理也就是我们要置疑的公理，就是要求宽恕应该有意义、而这个意义就 是在拯救、调解，赎罪的意义上作牺牲。在这个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中，“我们不能按照罪人的轻重罪行来惩罚罪犯，因为和无限相比，所有的有限的伟大，都趋向 于互相苟同。以至惩罚几乎变成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那里发生的事情严格说来是不可补救的，人们甚至不知道要求责备谁，也不知道控告谁。” 扬克里维其似乎就是像很多人一样设定宽恕是作为人的事情。而我坚持决定一切的人类学的观点，关键是要知道，宽恕是人还是不是人的问题。宽恕永远是惩罚可能 性的相关物，当然这里指的不是报复，因为报复是另外一个东西，宽恕与它毫不相干，但关于惩罚我以为：惩罚是另外的可能性，完全是矛盾的事情，它在此与企图 结束一种没有干涉就意义无限的宽恕是相同的，因此它是有意义的。这是人类范围之内的一种结构成分，以至人无能宽恕他们不能惩罚的事情，没有能力惩罚被揭示 为不可宽恕的东西。所以当扬克里维其宣称宽恕对于犹太人大屠杀这一类不可宽恕的东西是不具有任何意义的。他这样写到“大屠杀，并不是发生在人的层次上的罪 行，不会超过宇宙之大，所以首先面对的就是不可补救的绝望和无能为力的感情。”

　　正如我不断重复的，宽恕，如果它存在的话，前提就是它不可宽恕，即不可救赎的、非人性的无限制的尺度。

　　扬克里维其自己强调不可补救这个词，而他所期待的就是凡有不可补救的地方就有不可宽恕，而凡有不可宽恕的地方宽恕就变为可能。这就是宽恕和宽恕历史的总结，宽恕实际上在死亡集中营中就已死亡。

　 　在《不受时效约束》这篇文章中，扬克里维其的确提到了这些罪恶指责人的本性，或者可以说指责普遍人的本性。“德国人反过来以很成问题的方式把某种东西实 体化，实体化为日尔曼民族的本性。确切的说德国人并没有要摧毁被判断为错误的信仰。种族主义的罪恶是作为‘人类’的屠杀、不是作为这个或那个的‘人’。犹 太人遭到杀害是因为他们本身，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法律。他们受到残害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人们并不指责他们宣扬这个或那个，而是指责他们的存 在。”在此有一些论证的空白，扬克里维其没有向我们解释这种反人类的倾向为什么是针对犹太人的，甚至是针对以色列的。扬克里维其可以说颠倒了不可补赎的东 西。“犹太人应该存在，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事，犹太人的生存和呼吸总是要求得到辩护和宽恕，犹太人为生存和继续活下去的斗争本身就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成分， 并且具有某种过分的因素。”

　　谈到这儿我要强调，可能有些会离题，在这有一个有争论的短语，就是“存在的原罪”。犹太人没有存在的权 利，它的原罪就是存在，言外之意是对德国人而言——我预先指出这个用语，我在它的语境之外来陈述它，并且指出它可能的普遍性和适用性——在此这个词不是被 犹太人专用的。纳粹分子认为犹太人的存在是不可补赎的，什么都不可以消除这种恶魔。针对同一个词，我们再次询问：赎罪是什么？纳粹分子把犹太人当作一种不 可补赎的罪恶来对待，犹太人是不可宽恕的。因为纳粹不可方式补赎本身就在任何可以补赎的范围之外行事。我们如果在扬克里维其文中注意到不可补赎的两种情 况，和他们的逻辑，就可能说纳粹的逻辑看来是不可补赎的，因为纳粹把他们的受害者看成具有生存要求和生存的原罪的人。而这总是围绕着人和人的面貌进行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要强调优等人和劣等人的原因。这是因为纳粹人自视为优等人，而把犹太人视为劣等人。这是因为纳粹相信能够从两个方面越过他们的犯下的不 可补赎的反人类罪行的人的界限。也就是说依据司法表述的人权、不受时效约束罪恶之内的人权。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第一：宽恕 是人的问题，是人固有的，是人的一种权力，或者是上帝具有的；是经验的，或者是存在对超越性的一种开放。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关于对宽恕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个界 限，和与这个界限有关的东西。第二，这个界限不同于其它界限：如果存在宽恕的话，是对不可宽恕的宽恕，因此宽恕如果存在的话，它并不是可能的，它并不作为 可能而存在，它只有在脱离可能的规律之外，在被不可能化，作为无限不可能之不可能的存在。这就是它与赠与的共同性所在。

　　我应该请求宽 恕为了正义，请注意这个“为”字就是法律所赋予的，我应该为了正义请求宽恕，为了正义，为了正义的目的。但是我同样也应该为了正义，为了正义的事实请求宽 恕。因为我是正义的，因为为了成为正义的我不是正义、我背叛，我应该为了成为正义的事实而要求宽恕，因为正义这件事是不正义的，我总是为了正义而背叛他 人，我总是为了这一个人而背叛另一个人，我像孤星一样。而这是没有终极的。因为我总是为了一次背弃而请求宽恕，而且在宽恕的过程中总有背弃——在宽恕时总 有背叛个人的危险，因为人们注定总是要以一个他人的名义要求宽恕。

　　原谅我这样长时间地占用你们的时间，谢谢。

（甘丹译）
【转引自: 人文与社会】

　转载谢天振老师的长文一篇，谈我国文学翻译30年来的发展。（原载《文景》2009年第一、二期合刊）

　　                     谢天振：2008年翻译文学一瞥

2008年正好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别的历史纪念意义的时间，编选2008年的翻译文学卷，一种特别的感触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这三十年来我国外国文学译介所经历的曲折，所跨越的坎坷，所取得的辉煌。

　 　我清楚地记得，1978年年底，国内第一本专门介绍国外通俗文学的杂志《译林》创刊，乘当时全国各地的电影院正在热映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之际，《译 林》创刊号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同名长篇小说的译本，引起读者热烈反响，几十万册的《译林》一销而空。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后来不得不一版再版。我当时也是 第一次读到当代西方的通俗小说，那种新鲜感和刺激感，至今记忆犹新。翌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后已经绝迹了几十年的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美国通俗文学名著 《飘》重新印刷出版，从而再次引发读者对西方通俗小说的阅读热潮。文革期间，我的一位朋友曾把一本已经翻烂了的《飘》的上半本偷偷借给我看，但要我第二天 就得归还，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要看。我于是花了整整一个晚上，通宵未睡，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但因为只看了上半本，女主人公郝思嘉后来的命运究竟如何 了，一直让我牵肠挂肚，心痒难熬。为此我在文革中开始自学英语，希望以后有机会阅读《飘》的原文，以一解心头之渴——当时根本不敢指望今后还有可能读到 《飘》的全译本。因此当我排着长队，终于购得完整一套三本的《飘》的中译本时，我的兴奋之情简直难以言表。

　　然而，如果说《尼罗河 上的惨案》和《飘》的出版，还仅仅是突破了“外国通俗文学不能翻译”这个禁区的话，那么1980年代初陆续推出的袁可嘉等人主编的四卷八册《外国现代派作 品选》和著名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长篇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突破的就是另两个更为敏感、也更为森严的禁区了。前者译介的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颓 废、腐朽、没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典型代表——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后者涉及的则是长期以来讳莫如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一个文学题材——“情色与性”。 1980年代初，尽管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初度神州大地，但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中国文艺界几十年极左思潮的影响积重难返。所以，《尼罗河上的惨案》和 《飘》出版后不久即有国内一位外国文学界的“大人物”上书中央有关领导，斥之为“我国出版界的堕落”；萨特的存在主义名剧《肮脏的手》尽管克服了重重阻力 在上海的《外国文艺》上得到翻译发表，但它在舞台上却仍然难逃厄运——公演没多久就被禁演；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全译本的出版带来的后果则更为惊人 和严重：它让南方一家出版社因此而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被吊销出版资格！

　　不过以上所述，仅仅是1980年代初我国外国文学译 介所经历的一些曲折而已。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一个又一个的禁区相继被打破，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也取得了越来越辉煌的成就。这只要看一下我们这本自 2001年起每年编选出版的“翻译文学卷”后面所附的当年出版、发表的数以千、万计的翻译文学书目和篇目，即不难窥见今天我们国家的外国文学译介事业是何 等的兴旺和繁荣。可以说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重要优秀作家作品，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几乎都得到了全面、及时的译介，有时候我们甚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以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为例：早在十年以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已经翻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诉讼笔录》，而我本人也同样早在十年前就把他 的长篇小说《流浪的星星》收入我主编的“当代名家小说译丛”，交花城出版社出版。同时收入这套“译丛”的还有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辛的中短篇小说集 《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故事》。

　　具体说到2008年翻译出版、发表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样是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形式各异。但首先 引起我兴趣的还是那些带有中国文化因素的作品，如著名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日历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外国文艺4）和美国作家尤金迪斯的短篇小说《逼真 的记忆》（外国文学4）。

　　布莱希特一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他的创作也多富有中国文化的因素，如他的戏剧作品《四川好人》和《高 加索灰阑记》。但中国读者多知道他的《高加索灰阑记》改编自中国的元杂剧《包特制智勘灰阑记》，却较少知道布莱希特还写过这样一篇相同题材的小说。小说 《奥格斯堡灰阑记》与剧作《高加索灰阑记》的情节可谓如出一辙，都是描写一个富家妇人在暴乱时为了财产弃下自己亲生儿子不顾，幸亏善良的女仆不顾自己安 危，历尽艰辛，才把孩子保护下来。后来由于生父去世，孩子享有财产继承权，于是为了这一笔财产，那位当初弃子的生母又要来争夺孩子，而女仆出于对孩子的深 厚感情也不愿放弃孩子。于是法官着人在地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大圈（即灰阑），并要求两个女人各拉住孩子的一只手一起站在圈内，在听到他命令“拉！”后，就各 自开始用力把孩子向圈外拉。看中孩子的财产继承权的生母自然是把孩子死命地往外拉，而对孩子深含感情的女仆为了孩子免受痛苦，只好放手。法官由此判定，孩 子应该归女仆。饶有趣味的是，与据以改编的元杂剧相比，在《包特制智勘灰阑记》中，争子之战发生在一家大户人家的正室妻子与生母小妾之间，获胜者是生母， 彰显的是生母对孩子的亲子之情；而在布氏的小说以及戏剧中，获胜者全都是非生母。人物身份的颠倒显然进一步强化了布氏作品对“为了钱财连亲生孩子都不要了 ”的富家女人的鞭挞力量，从而也赋予了作品别样的力量和意义。

　　美国作家尤金迪斯的短篇小说《逼真的记忆》中的中国文化因素也很明 显：男主人公出生在波兰边界的一个小镇，后移居德国柏林，却是在中国的北京得到了一个“上海屁墩”这样一个绰号，并且在中国他也确实呆过一段时间——在北 京一所艺术院校进修。不过，与上述布氏作品不同的是，对于这篇后现代小说来说，作品中的这些中国文化因素只是给小说增添一点东方色彩、异国情调而已，对作 品的主旨来说并无实质性意义。小说通过“我”的叙述逐步展示了“上海屁墩”这个颇富个性的摄影艺术家跌宕起伏的命运。但与此同时，“我”的回忆给读者一种 似真似幻的感觉，既真实清晰，又虚幻模糊。小说的标题其实就隐含着某种反讽的意味：记忆是人类独具的能力，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记忆是否有可能做到真实逼真 呢？这也正是这篇后现代小说的主旨所在：当今社会中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不可捉摸性。

　　同样致力于揭示当代社会中人类生存状态的荒诞 性的还有当代英国作家拜厄特的小说《流浪女》（译林6）：一个不善与人沟通、与人交际的公司高级职员的夫人达芙妮参加了一个出国旅行团，就在回国前几小时 导游把旅行团带到一个大型超市“好运大卖场”购物。然而进入大卖场后不久的达芙妮尽管一直在照着标示“出口”的方向走，却发觉总也找不到出口。“电梯的指 示灯显示的明明是‘下’，结果却是‘上’。楼梯井没有窗户，底层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她想给旅馆打个电话，发现钱包和信用卡都神秘地失踪了，再后来，连护 照也不见了。“她开始在大卖场里奔跑，结果袜子扯开了一个大洞，从脚面一直裂到了小腿，皱巴巴的，像脱落的皮肤。”肮脏、邋遢、衣冠不整的形象终于引来了 警察的干预：“像你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进来的。”那个警察甚至拿警棍戳她，命令她：“请离开这里！”——一个公司白领的太太，片刻之间居然就沦落成了一个流 浪女！这篇小说篇幅不长，仅两千余字，但结构紧凑，情节流畅，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熔为一炉。

　　《逼真的记忆》和《流浪女》让我们联 想到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文学作品的一些共同特点，诸如对当代社会中人所面临的无奈、荒诞、残酷、虚幻等的展示，以及（尤其是在小说中）在叙事手法上打破传 统方式、淡化故事情节、故意给人以一种无序的印象等。然而从近年来国际文学发展的最新走向中我感觉到，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发展，现代派和后现代文学 创作似乎已经开始出现疲态，曾经热衷于现代派或后现代创作实验的作家现在正在向传统的叙事手法回归，转而致力于构造一个精致耐读的生活故事。西班牙当代作 家胡安·何塞·米利亚斯及其小说《劳拉与胡里奥》（世界文学3）也许可视作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正如该小说译者周钦所说的，作为“68年一代”的代表人物， 米利亚斯的变色龙似的创作手法，他的生活流写作、无主题写作、元小说写作等等，曾经引起读者的普遍关注。然而，“时隔近二十年，我们在其新作《劳拉与胡里 奥》里看到了米利亚斯明显从理论走向了故事，从追求理论探讨（或演绎）的实验到对故事情节的重视”。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当今小说难得一见的丰富、曲 折、而又动人的情节。小说悬念不断，高潮迭起，同时又极富时代特征：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和婚外恋都与因特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当今网络时代的电子 邮件在这幕极具讽刺意味和戏剧效果的悲喜剧里也扮演着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米利亚斯的同胞西班牙女作家罗莎·蒙特 罗在评价米利亚斯创作风格的上述转变时说了一句话：“回到情节，回到小说本身，回到讲故事的乐趣。”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时隔那么多年，而我们今天 的译者和编者，仍然那么饶有兴致地翻译、发表大半个世纪前美国女作家艾迪斯·沃尔顿创作的短篇小说《罗马热》（外国文艺4），因为读者喜欢精致耐读的作 品，而这篇小说的魅力正在于它高超的讲故事技巧。小说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两个女人纠缠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阿丽达与斯莱德订婚时怀疑 女友格丽丝和自己的未婚夫有染，为了惩罚她，阿丽达冒充斯莱德给格丽丝写了封信，约她晚上在古罗马斗兽场见面。格丽丝回了信，信落到了斯莱德手里，两个人 当晚见了面。阿丽达以为自己捉弄了格丽丝，令她在寒风中苦等了一夜并为此发了烧，虽没死掉，但精神已垮，最后匆匆嫁人，为此得意了二十多年。二十五年后， 阿丽达得知了真相，原来正是自己的那封信促成了自己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恋情，并使其开花结果。这篇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作者超乎寻常的叙述方式却让这 个并不新鲜的三角恋故事读起来仍然能引人入胜，令读者难以释怀。作者让两人女人在二十五年后重逢于罗马，而那个她们爱了二十五年的男人却从没有出场，二十 五年前的那一幕是在两个人的对话中逐渐拉开的。如果说整个故事是一张大网的话，那么小说中两个女人的对话就是纺织这张大网的经纬，故事则在纺锤的来回穿梭 中向前发展，让读者一会儿走进过去，一会儿又回到现在。

　　当然，情节也好，技巧也罢，文学作品真正能打动人的却并不是情节或是讲故 事的技巧，而是通过情节、技巧传递出来的人的情感。因此，凡是包含感情的文学作品总是能让读者爱不释手。日本作家川本三郎的《航班停飞之后》（译林1）和 越南作家阮氏秋惠的《天堂的眼泪》（译林2）就是这样的小说。前者描写一对老夫妻外出旅游，恰遇航班停飞，要第二天才能成行。刚从报社退休下来的隆夫与他 的老伴纪子商量了一下，反正他们一早出来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就不要急着回家，索性先去一家有名的荞麦面馆共进早餐。以前纪子老是听隆夫说这家面馆如何如何 好，但隆夫忙于上班，一直没有时间带纪子去品尝这家面馆的面条，现在正好可以如愿。离开荞麦面馆后，隆夫想起这附近有一家小店居酒屋很有名，里面的菜又好 吃又便宜，于是提议去那里喝花啤酒。这个提议正中纪子下怀，因为纪子受其父亲影响倒是比较喜欢喝酒的，但平时隆夫忙着上班，所以总是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喝闷 酒。品尝了居酒屋的美酒佳肴，隆夫又提议带纪子去看“荒川全景图”。荒川虽然不是什么有名的旅游景点，但也别有一番景象：两岸芦苇丛生，天空飘着淡淡的几 片云彩，一阵小雨过后，河对岸烟雨迷蒙，而河这边却阳光明媚。老夫妻俩沐浴着阳光，欣赏着河上的绮丽风光，心中不禁暗想：“吃立食荞麦面条，喝花啤，游荒 川，到了这把年纪却一下子同时体验到三件从未体验过的事情，这都该归功于飞机停航呀！”小说并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文字平白如话，但就在这娓娓而道的叙述 中，老夫妻俩朴实深厚的感情却跃然纸上，感人至深。相比较而言，后一篇越南作家的小说给人的则是一种非常沉重的感觉：一位母亲不愿意她的女儿重复她不成功 的人生——因轻信男人而遭到欺骗，但十六岁的女儿却执迷不悟。母亲因骑自行车追寻女儿而遭遇车祸死亡，但仍心系女儿。她化作了风，化作了雨，拼命地吹，把 雨滴洒在女儿脸上，但女儿仍然陶醉在那个骗子男人的亲吻之中，不顾寒风在身边呼呼地刮着，更不知道那飘洒在她脸上的雨滴是来自她母亲“天堂的眼泪”。

　 　同样让人感觉沉重、甚至沉重到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是日本作家中村文则的小说《泥土中的孩子》（外国文艺2）。这篇获日本2005年第133届芥川奖的作品 基于作者在东京的打工生活体验。小说主人公“我”从小给父母遗弃，由亲戚领养，在长大过程中饱受虐待，甚至被活埋在土中。成年后，他当了出租车司机，与一 个有着同样境遇的女人同居，由于少年时代的阴影，他始终有一种寂寥和恐怖的逼迫感，内心对过去的经历穷追不舍，常常渴望由自己去引发暴力的侵袭，生活于对 死的追求之中。最近几十年来，日本文学中以性和暴力为主题的作品可谓比比皆是，但中村文则的小说在展示暴力的同时，能够凸显社会的伦理问题，这就显得难能 可贵了。

　　俄罗斯当代作家尤里·马姆列耶夫《飞行》（外国文艺2）等四篇短篇小说和美国作家雷蒙特·卡佛的短篇小说《软座包 厢》（上海文学5）让我们认识了另一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前者被称为“玄学现实主义”，后者被称为“肮脏现实主义”（但更多被称为“极简主义”）。这两种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自然与我们熟识的现实主义文学大相径庭。马姆列耶夫笔下的人物，正如译者指出的，都是一些言行怪异的人，似乎都生活在奇怪和可怕的世界 里。这些人物同时又是思想家，他们的探索不为别人所理解，以至于在旁人看来，他们无异于疯子、傻子和白痴，总之是不正常的人。但读者如果细细品味这些身处 困境的人的思想探索，可能会发出某种赞同甚至共鸣。这些独来独往的、孤独的主人公大多似乎不与周围的现实中人发生多大瓜葛，然而在思想上却与很多现实中并 不存在的虚幻体存在交往、争论甚至交锋，如死神、幻象和魔鬼之类的虚幻体，好像他们只有在与自己幻想出来的幻象打交道时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马姆列耶 夫的作品往往吸收俄罗斯民间文学和经典文学某些因素，借用或改编这些故事或情节，借古讽今，在看似简单的叙述和怪诞的情节中传达出深刻的寓意和永恒的哲 理。譬如在小说《飞行》中，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引起主人公对生活感到厌倦：因为找不到袜子，他就想上吊自杀，因为在餐厅里久等服务员不来，他就拔出手 枪朝自己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尽管属于另一种风格，但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作家卡佛的《软座包厢》与这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似也 存在某种异曲同工之妙：迈尔斯八年前与自己的妻子分手，并与儿子闹翻——他怀疑是儿子不怀好意的干涉才使他们夫妻关系恶化乃至分手的。但几个月前他收到了 儿子的来信，称他去年一直住在法国，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所大学上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给儿子回了封信，谈到他想去欧洲作一次小小的旅行，问儿子想不想在 斯特拉斯堡的车站见他一面。收到儿子的回信后，他便坐上了头等火车的软座包厢，横穿法国，去斯特拉斯堡看望儿子去了。途中，他先去了罗马、威尼斯，还去了 米兰。然后他便坐在软座包厢里，一心期待着此次旅行的高潮——在斯特拉斯堡车站与儿子的见面。期间他离开包厢去了一次厕所，回到包厢后发觉他放在大衣内准 备送给儿子的一块昂贵的日本手表不见了。问了同一包厢的男人，却毫无结果。他突然觉得，自己并不想见儿子。火车在一个站台停下了，迈尔斯没有发现儿子，他 觉得可能是自己睡过了头，也可能是儿子像他一样临时改变了主意。他登上了一节二等车厢，越过一排塞满了人的车厢，想挤回他自己的包厢。当他走进包厢时，突 然发现这不是他原先的包厢，原来他的那节车厢在他被挤在二等车厢时已经被卸掉了。他坐在包厢里，觉得窗外的风景正飞逝着远离自己。“他知道，自己正赶向什 么地方，但至于方向是否正确，那要等上一会儿才能知道了”。美国的评论家们给予卡佛的创作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极简主义“终于带着美国的叙事文学走出了 1960-1970年代以约翰·霍克斯、托马斯·品钦及约翰·巴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超小说的文字迷宫，而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皮·博尔达日的《剁掉我的左手》（世界文学3）是一篇紧张、刺激、充满悬念的科幻小说，但又是与我们中国读者印象中的科幻小说完全 不一样的科幻小说。作者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挪到了未来，但演绎的社会问题却仍然是现代的。一个穷困潦倒的无业人员“我”受其同居女友的怂恿，同时当然也是受 高额金钱的诱惑，报名参加了一个名为“追逐真人的游戏”：他得在一个名为“挨宰镇”的一个街区呆一个晚上，从子夜到凌晨五点，届时有四个人，各人手持一支 有两发子弹的步枪追逐他。如果他能平安脱险，那他就能得到两万欧元的丰厚回报。游戏开始以后，他马上发觉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无论他躲到何 处，逃到哪里，那四个枪手总能找到他。危急之中，他终于醒悟，原来是他的同居女友出卖了他出生时就植入他的左手的生物芯片接收密码，这个芯片里有他的身 份、健康卡、银行交易、购物、传输码、连接码、航空及太空旅游、驾驶执照、上网连接等各种信息。认识到这一点，他当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剁掉自己的左 手，以抹去他在世上的踪迹。他潜入一家住户，在一个护士小姐的帮助下，毅然决然地剁掉了自己的左手，护士小姐则帮助他把剁下的左手扔进远处的河中，让那四 个枪手误以为他已经溺水而亡，从而放弃追杀。故事的最后，护士小姐对主人公说，要带他去火星，因为“在那儿所有的梦想都是允许的”。

　 　在2008年翻译发表的外国作家的散文中，英国作家莱辛的《小小的个人声音》（世界文学2）和美国作家爱·劳·多克托罗的《经典》（世界文学5）两文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具有高度责任心的小说家，莱辛特别重视文学应负的使命，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家要有担当”。她认为，“读小说为的是寻求启 迪，为的是拓展对人生的感悟”，为的是“了解时世”。她觉得，“小说就应该这样读”。在文中，莱辛大力推崇托尔斯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 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认为他们的小说是“19世纪文学的最高峰”。她认为，“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故事，是散文作品的最高形式，远高 于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也远非它们所能比拟”。莱辛经常重读《战争与和平》或《红与黑》，但她在文中也坦然承认，她重 读这些书“不是在寻找重温旧书的快乐”，也“不是在寻求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再度肯定”，因为其中有很多她“也不能接受”。她要找的，是“那种温暖、同情、人 道和对人民的热爱”，“正是这些品质，照亮了19世纪文学，使那些小说表现出了对人类自身的信心”。

　　多克托罗的《经典》是一篇不 多见的谈论经典歌曲的散文。文章触及到一些与歌曲有关的问题，诸如“歌曲里是什么使之有别于言说，甚至是诗性的言说？是什么使话音成了歌声？说话的音调如 何变为音符的，本来是说出来的词怎么就唱了出来？”等等。作者指出：“我对歌曲想得越多，它们就越变得不可思议。它们作为某些时期的精神史留存在我们心 里；凭着歌词和一行行旋律，它们有能力再现战争及其他灾难、精神历程、经验的收获，还有，如同祈祷一般，超越损失的抚慰。它们缔造了各个民族。不论是企图 守住政权的保皇党还是要造反的革命党都要想从歌曲里寻求力量。”作者说：“当一首歌成为经典时，它可以从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出发进行自我复制。就算你仅仅 在背诵歌词，你也会听到旋律。而如果你哼唱旋律的话，那歌词也会油然心生。……我们生活中每个时期的经典之作都像索引一样保留在大脑里，等待着被全部或部 分地从记忆中召回，或者实际上有时是不请自来的。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如此突然和强烈地将我们过去的面貌、感觉和气味唤出来。我们在内心的隐秘之处将经典歌曲 作为我们行为与关系的所指。”

　　另一位美国作家巴巴拉·埃伦赖克的散文《崇尚忙碌》（译林3）尽管篇幅不长，倒是把当代社会中产阶 级人士那种忙碌相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对于男性和女性人士来说，忙碌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上层地位的重要标记。现今，没人会承认自己还有什么业余爱 好，尽管同时拥有两个或更多的职业——比如说，神经外科学和艺术品经销商—— 倒并不少见。……那些戴着耳机正在慢跑的小伙子并不是在听摇滚乐，而是在听国际金融原理或速效管理讲座的录音。我还从报刊上获悉，连吃饭都已经改称为‘啃 食’了——有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囫囵呑枣地咽下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食物的同时，正在起草一份法律文件，还在用电话哄骗一个客户，而在野心膨胀的情况 下，甚至还在书桌底下按摩自己的小腿。”但作者描述这些忙碌相的目的倒不是为讽刺这些中产阶级人士，而是出于一番好心。作者提请他们向那些真正成功的人士 学习，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科学家、创作畅销小说的作家以及主要新软件的设计师，总的说来，“他们都不是那种不停地看手表、不停地在小纸条上写‘要做的事项 ’的人”。作者更精辟地指出：“真正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学会怎样使自己不忙。”

　　2008年翻译发表的诗歌作品 中，我首先看中的是由中国诗人北塔翻译、美国非裔黑人诗人阿法·迈克尔·威佛（中文名蔚雅风）的“诗七首”（外国文学1）。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 一，威佛的诗表现出超越种族差异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意图和能力。他会讲中文，到过中国，对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情有独钟。“诗七首”中的一首诗“小路 ”就是描述他在河南一所寺庙中漫步的美妙体验：“……石头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弄明白/自己身上互不相连的凹槽和斜面，/从不同的角度斜入光中，一面斜向月， /一面斜向云。”有论者指出：“在这首诗中不仅能够体会到淡泊而静谧的中国色彩，而且也能体会到威佛因陌生感和自身深度而带来的全新感受，例如此处他对石 头的刻画与理解，不仅精确细微，而且将读者引向更高的审美维度，尤其对中国读者来说，威佛发现的情境不仅是结实的，而且也是新鲜的。”

　 　接着，我又发现了罗马尼亚当代诗人尼基塔·斯特内斯库的“诗十一首”（外国文学2）。斯特内斯库的诗歌创作正好与我前面谈论西班牙当代作家米利亚斯的最 新创作的话可以呼应。如果说米利亚斯的小说《劳拉与胡里奥》表明了小说家对情节和讲故事的乐趣的回归，那么斯特内斯库的诗不无巧合地透露出诗人们开始从注 重诗歌的实验性而回归到关注诗歌的本质。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罗马尼亚诗人诗中“没有那种无休止的形式上和语言上的实验，……他保持和 发扬了传统抒情诗歌的明朗与简净，而更多的是从生活本身来提炼诗意，来表达人生的意蕴”。读斯特内斯库的诗，可以让我们想起普希金，想起密茨凯维奇。

　 　发现弗·迪伦马特的《深秋的傍晚时分》（世界文学1），于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大约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已经读过迪伦马特的小说《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那种缜密周全的结构布局，紧张揪心的情节故事，出乎意料、却又能让人回味无穷的结局，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位瑞士著名的剧作家的名字。而眼前的这篇广播剧 依然保持着迪伦马特一贯的创作特色：独树一帜的悖谬思维方式，怪诞奇特的表现手法，既充满奇思妙想，又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读这样的作品，真的是一种享 受。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年翻译文学》即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