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G·吉朋(Lewis Grassic Gibbon,1901-1935)

路易斯·G·吉朋(Lewis Grassic Gibbon,1901-1935),原名詹姆斯·莱斯里·米吉尔(James Leslie Mitchell),是苏格兰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的奠基者之一,苏格兰文学的杰出代表,一位杰出的左翼作家。他著名的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1901年2月13日,吉朋出身于苏格兰东部阿伯丁郡的一个佃农家庭。因此他对苏格兰东北部的农村生活极为熟悉。后来,每当回忆起他在农村度过的影响了他一生的青少年时光时,吉朋总是无比自豪:乡村养育了他。乡村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都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记忆深处,呈现在他的创作之中。同时也将他塑造成了一位立场鲜明的左翼作家。在吉朋短暂的一生中,他始终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明确的认识。吉朋认定自己是“革命作家”,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他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的社会革命题材的作品都“或明白或含蓄的宣传”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对统治者,他的批评犀利辛辣,而对共产主义,他则怀有一份深深的同情。

米切尔(吉朋)的作家之路其实并不平坦。虽然才华出众,具有创作天赋,但是他却几经周折:当过记者、服过兵役,甚至还到过南美进行过考古研究。直到1929年他结婚之后,才真正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为了十的缘故”(For Ten’s Sake)曾受到当时已经成名的威尔斯(H. G. Wells)的好评。他的主要作品除了那部声名卓著的三部曲以外,还有短篇小说集《开罗日志》(Calends of Cairo, 1931),长篇小说《被玷污的光辉》(Stained Radiance, 1930)、《第十三个信徒》(The Thirteenth Disciple,1931),《斯巴达克斯》(Spartacus,1933)等。吉朋的人生旅程只有短短的34年。而他的创作生涯更是只持续了不到十年的时光。然而他的短暂的一生却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

毫无疑问,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 1946)代表了吉朋的最高创作成就。吉朋的三部曲包括《落日之歌》(Sunset Song, 1932)、《云谷》(Cloud Howe, 1933)和《灰色花岗岩》(Grey Granite, 1934),原来并没有总标题。1946年开始被结集成合集,并以《苏格兰人的书》出版发行,并且被广大的读者们所接受。这部作品自最初的出版之日起便收到了读者们欢迎,受到了评论家的高度赞誉。直到20世纪末还在再版,并受到评论界的关注。这是30年代左翼文学中比较少见的成就。三部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一直记述到30年代欧洲经济危机的发生。历时几十年的时间,以女主人公克丽丝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从家庭到社会,从乡村、田间到城市、工厂,表现了苏格兰人民的觉醒和斗争,反映了从1911年到30年代期间苏格兰社会从乡村、城镇到工业城市的动荡、变迁。

三部曲的第一部《落日之歌》(Sunset Song, 1932)以农村为背景,从少年时期的主人公克丽丝写起,记录了克丽丝的成长历程。在这里,小说通过克丽丝的由少而长,结婚生子,又到丧夫成寡,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的经历,反映了苏格兰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小农经济的瓦解。小说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克丽丝丈夫的死暗示了小农经济模式的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些发了战争财的人开始大肆兼并土地,大力引进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农田里机器的轰鸣显然是小佃农经济的丧钟。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落日之歌》是“一篇经典的宣言,宣告了小农经济的消亡”(268)[1]。除了将克丽丝的个人成长经历与历史变迁的大背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之外,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其对于成长小说的贡献。吉朋在这部作品中描述了克丽丝从少女到为人妻为人母再到寡母的成长历程。而且女主人公克丽丝成长经历贯穿整个三部曲。这在当时对于一位男性作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可以说,吉朋的这部作品突破了传统欧洲成长小说的俗套,将视角集中一位来自底层的女性人物,从而让读者可以领略清晰可信的女性意识和世界观。帕梅拉·福克斯(Pamela Fox)在评论《落日之歌》时指出,这部小说“是一部有着特别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史诗,它的叙述与克丽丝的身体节奏以及收获季节的呈现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195)[2]。在某种意义上说,吉朋的这部三部曲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女权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二部《云雾笼罩的深谷》(Cloud Howe, 1933)以苏格兰小镇生活为背景,以克丽丝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再以克丽丝的第二任丈夫的死结束。克丽丝的这段生活经历呼应了工业化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经济萧条和罢工斗争与再婚后的克丽丝一家三口的人物发展有机的交织在一起。这里的克丽丝越趋成熟。她的儿子也一天天长大成人。母子情深,相依为命。虽然克丽丝在生活中不仅要承受沉重的生存压力,还要面对同样沉重的舆论压力,但是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从容面对生活赋予她的一切。她的生活历程就是她在云雾弥漫的山谷里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她在生活的历练中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克丽丝试图寻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然而,正如第一部中读者们所看到的她所收到的教育无可避免地都是带有鲜明政治立场的,在这里,政治议题也是同样的无比避免。为了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工厂工人们中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在不断增强。他们试图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达到目的。但是遗憾的是,他们要改善生活状况的愿望并未得到实现,而他们的集体行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厂的破产。这使得人们产生了迷惘。克丽丝的第二人丈夫罗伯特想要推广一种可以变革社会的所谓的纯粹的信条。他不信任社会主义,也对正在蔓延的法西斯主义会有畏惧。他的所谓纯粹的信条其实不过是一种社会改良主张。而他栽倒在布道坛上恰恰证明了他的那种思想也根本行不通。因此,在《云雾笼罩的深谷》中,小农经济已经彻底崩溃,小资产阶级的发展遭受到了重创,宗教的社会改良主义也宣告失败。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方向,即工人阶级要想改变生活现状,就必须寻找新的方向。

《苏格兰人的书》第三部《灰色的花岗岩》(Gray Granite, 1934)的背景有乡村小镇转移到了正处于9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大工业城市。这里的克丽丝经历她的第三次婚姻。她本来是为了能够和儿子一起过上更好生活才来到大城市去经营一家旅店。在大都市,她目睹到更多的却是发达工业对于人的异化,也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与自己之间不断拉大的距离。儿子伊万准备参加由共产党发动的反饥饿进军运动,伊万是小说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形象,他已经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中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克丽丝竭尽全力,想要把儿子重新来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最后,她不得不承认,儿子的信念就像灰色花岗岩一样坚硬。她已无法改变。而克丽丝更是清楚地看到,儿子的信念和她的第二人丈夫的改良思想一样,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小说结尾,克丽丝做出了最后的抉择,她要离开都市的喧闹浮华,回到故乡去。

在克丽丝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作家寄托了自己对生活理想的寻求过程。三部曲中那时常伴随着克丽丝的谈谈的忧愁和绝望代表了一种对人生格局的理解和同情。克丽丝本人生活的跌宕变迁,尤其是她生命中对她影响极大的三个男人的结局则似乎影射了吉朋的历史观:她的第一任丈夫因为眷恋土地而死,象征着旧的小农经济体制的死亡;第二任丈夫因理想破灭而倒在布道坛上,似乎在告诉人们,改良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她的儿子伊万组织工人罢工,同资本家斗争,暗示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对未来的希望。整部小说贯穿着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他们世世代代所受苦难的强烈义愤以及对他们幸福未来的美好祝愿。饱经沧桑的克丽丝认为一切信仰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吉朋对此并没有予以否定。但是他同时也肯定了伊万的追求。第三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伊万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在《灰色花岗岩》中,伊万超越克丽丝成为主要人物。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

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的叙事结构和叙述技巧一直以来得到了评论家们的高度评价。很多评论家认为,无论是形式还是风格,《苏格兰人的书》都达到三部曲创作的最高成就,更是达到了苏格兰文学的顶峰。帕梅拉·福克斯直言,吉朋在批评界的声誉是毫无瑕疵的,是苏格兰文学的第一宠儿(194)[3]。雷蒙·洛佩兹·奥特加(Ramon Lopez Ortega)认为吉朋以其振聋发聩的描述跻身20世纪经典作家行列当之无愧(139)[4]。当然,也有批评家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看,《苏格兰人的书》在形式上和风格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因为吉朋过分追求在风格和技巧方面的雕琢,这显然是极力迎合小资产阶级审美情趣的一种表现[5]。无论如何,吉朋的《苏格兰人的书》都是及其重要的文学巨作,它的价值毋庸置疑,更是左翼思想家、左翼作家以及左翼文学研究者们所不可或略的。

 

 

参考资料: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George Watson. The New Cambridg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 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1961. London: Hogarth P, 1992.

[2] Fox, Pamela. Class Fictions: Shame and Resistance in the British Working-Class Novel, 1890-1945. Durham, NC: Duke UP, 1994.

[3] Fox, Pamela. Class Fictions: Shame and Resistance in the British Working-Class Novel, 1890-1945. Durham, NC: Duke UP, 1994.

[4] López Ortega, Ramó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king-Class Novel of the 1930s.” The Socialist Novel in Britain: Towards the Recovery of a Tradition. Ed. H. Gustav Klaus. New York: St. Martin’s, 1982. 122-44.

[5] 参见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pp.140-141。

克里斯托弗·伊什伍德

克里斯托弗·伊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全名克里斯托弗·威廉·布拉德肖·伊什伍德(Christopher William Bradshaw Isherwood), 小说家、剧作家。1904年出生于英格兰柴郡(Cheshire);1946年正式成为美国公民;1986年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塔莫妮卡市(Santa Monica)逝世。国籍的转变将伊什伍德的创作生涯自然地划分为英国和美国两个阶段。而其主要的创作成就主要是在英国时取得的。

伊什伍德出生于一个旧式的贵族家庭,父亲是职业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殉难。伊什伍德从小具有反叛传统的性格,与母亲关系不和谐,在剑桥读书期间甚至因为恶作剧而被迫退学。

伊什伍德读书期间辗转去过多所学校。这使得他有机会结识了当时的许多已经颇有名望的作家,如奥登(W. H. Auden)、威廉·普罗默(William Plomer)、福斯特(E. M. Forster)等,并且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伊什伍德较早展露出来的创作才华也得到了当时的普遍赞誉。著名批评家康纳利(Cyril Connolly)称伊什伍德为“英国小说的希望”;作家毛姆(W.Somerset Maugham)赞扬伊什伍德的“双手把握着英国小说的未来”;弗吉尼亚·沃尔夫也在她的日记里对年轻的伊什伍德盛赞有加[1]

1928年,伊什伍德的第一部小说《都是阴谋家》(All the Conspirators)创作完成。该作品表现了20年代英国中上层社会青年对家庭的反抗。主人公菲利普矢志于文学创作,他孀居的母亲林赛夫人虽然爱儿子,却处处限制他的自由和发展。斗争的结果是菲利普失败,因为他不仅懦弱,而且对母亲还有依恋。1932年,伊什伍德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小说《纪念碑》(The Memorial),延续并拓展了第一部小说的主题。小说描写希特勒执政之前发生在柏林的故事,围绕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者建立纪念碑展开,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精神痛苦和物质伤害。战争使人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造成父母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儿子失去父亲,朋友失去至交的惨剧。这两部作品为伊什伍德赢得了一致的好评。

1929年及其此后的几年间,伊什伍德主要居住在德国柏林。其间与好友奥登多有交往与合作。1933年,伊什伍德离开柏林,开始了他的欧洲游历,先后到过丹麦的哥本哈根、葡萄牙的辛特拉等许多地方。

正是在这段时间,伊什伍德创作完成了他的代表作《诺利斯先生换火车》(Mr. Norris Changes Trains, 1935)和《告别柏林》(Goodbye to Berlin, 1939)。由于这两部作品的诸多共同之处,后来在美国发表时,都被收录在《柏林故事》(The Berlin Stories)这个精选集当中。但是仍然是两部独立的故事。伊什伍德移民到美国之后,好友范德鲁腾(John Van Druten)帮助他把小说《柏林故事》改编成剧本,更名为《我是一部照相机》在百老汇帝国剧院进行演出,大获成功,后来又改编为同名电影。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推出百老汇音乐剧《卡巴莱》(Cabaret, 1966),以及一部同名电影(1972)。这些改编不仅仅使得伊什伍德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大大提高了知名度,也使得他在经济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的《柏林故事》虽然现在仍然被当作小说来看待,但是它如同纪录片般忠实而权威地记录再现了魏玛共和国的覆灭,希特勒的上台的那段时间。

《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堪称1930年代最成功的英国小说作品之一。作品中的叙述者威廉·布拉德肖在从荷兰到德国的火车上遇到了一名神色紧张,名叫阿瑟·诺利斯的男人,他带着不合适的假发,拿着一张伪造的护照。布拉德肖和诺利斯成功地通过边境后,诺利斯邀请威廉吃晚饭,他们两人也就此成为了朋友。在柏林期间,他们经常见面。诺里斯先生的许多怪癖也逐渐显现:其中之一便是他是一个性受虐狂。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共产主义分子。这在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是很危险的。诺里斯先生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则是一个谜。他和他的助手施密特似乎在做着一项什么生意,而施密特同时又在背叛他。在诺利斯的处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离开柏林。后来诺利斯带着财产又回到柏林,和一位名字叫做玛格特(Margot)的法国女人保持着来往。而施密特也再次出现,并要勒索诺利斯。诺利斯利用布拉德肖,认识了一位贵族朋友普雷格尼兹男爵。与此同时,布拉德肖收到一位名叫做贝尔的共产主义组织领导人的警告,告诫他诺利斯在为法国从事间谍工作,他的组织以及警察都知道这件事。布拉德肖也注意到他们正被警察跟踪,于是劝说诺利斯尽快离开德国。国会纵火案之后,纳粹屠杀了贝尔以及诺利斯的大部分同志。布拉德肖后来回到英国,在那里他收到了来自诺利斯的纸条和明信片,表明他已经逃离了柏林。小说的最后,是诺里斯先生从里约热内卢寄给威廉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我到底做了什么,得到如此结果?”(”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all this?”)

虽然伊什伍德常常被认为是一名政治性色彩不明显的作家,因为他更多关注的是在心理层面上的个人经历,而不是公共事务,然而,《诺利斯先生换火车》却是一部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品,与当时的时事联系紧密。一直以来,伊什伍德尝试着把小说模式和纪录片的准确性相结合,他的风格被认为是对准确性的一种狂热的追求。这种特点被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称为伊什伍德的“客观性讽刺”,即对细节充分关注,并从所有可能性的角度来观察人性的复杂[2]。《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部作品最有价值的地方不仅仅在于情节与事件,也在于对彼时彼地的历史场景的细致精准的描述。正如拉尔夫·赖特(Ralph Wright)在对伊什伍德作品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伊什伍德对于30年代发生在柏林的故事的描写“不仅描绘了一个时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柏林)会如此轻易地屈从于纳粹,它本身的以强凌弱性帮助促使了这样的结果”[3]

作品中比故事情节更加吸引人的是对德国纳粹兴起时期及其统治初期的社会和政治氛围的描写。尽管伊什伍德被认为更加擅长于描写个人的、主观性的体验,《诺利斯先生换火车》这部作品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和社会集体的不可分离。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诺利斯的住所有两个入口。一个专为私人生活的所用;另一个则用于公共事务。但是两个门却都通向同一个房间。叙述者布拉德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中立的观察者。与他身边的事件有着一定程度上的隔离。然而,如果把布拉德肖对于德国政治的中立和远离理解为伊什伍德本人的态度观念的话,那很可能会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这部作品并不是中立的。甚至连布拉德肖也清楚地认识到德国纳粹的兴起是罪恶的。他那貌似客观的叙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法西斯兴起的感觉变得更加恐怖。布拉德肖对德国共产主义者抱有巨大的敬仰,因为他们是对抗纳粹的唯一力量。《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也因此成为了英国30年代反法西斯主义的左派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它对于共产主义者作为对抗法西斯力量的正面描写很好地体现了30年代的政治背景,左翼观点在当时英国的兴起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也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法西斯主义将会是整个欧洲的威胁。

《告别柏林》是由松散地组合到一起的日记和速写构成的艺术性较强的小说,仍然以作者在柏林的经历为题材,小说的叙述者直接使用了作者的名字。小说由五个相对独立的短篇构成,头尾两篇是《柏林日记》,开篇的日记引入了叙述者。那句经典的自我描述也出现在其中:“我是一部照相机,只是被动地记录,没有思想”。第二篇讲述一个单纯的英国姑娘萨莉·鲍尔斯在柏林充当演员和娼妓的双重生活;第三篇描写两个同性恋者的欺骗和背叛;第四篇记录了讲述者在工人家庭生活的一段经历;第五篇讲述了叙述者与一个犹太家庭的交往。这部小说并不倚重情节的奇妙,而注重气氛的营造和烘托,仿佛一组组镜头展现在读者面前。尽管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这部小说依然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没有凌乱松散之感。首先,小说的主题明细,人物、场景、细节都指向一个情绪方向;其次,叙述者的经历将事件一一串联,井然有序;第三,小说的结构对称,具有严谨、和谐、平衡之感。小说写到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性,暗示人物的精神死亡和社会弊端一样,都是由希特勒的罪恶统治造成。伊什伍德出色地刻画了一座城市在溢满春色的阳光下微笑,但精神上却已经死亡,外表虽然温暖可人,而骨子里却冷酷无情。这部作品还隐含了叙述者许多潜在的批评。人们认为“伊什伍德”表面的中立其实暗示了导致纳粹控制欧洲的不仅仅是德国人。这样的解读不无道理。由此可见,晚年陶醉于东方神秘主义的作者伊什伍德比作品中同名的叙述者更加关心政治。

安迪·克罗夫特(Andy Croft)认为《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和《告别柏林》是“现实主义反纳粹小说中最著名的作品”[4]。虽然这两部作品依然注重个人经历的描述,但是其中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反纳粹倾向振聋发聩,毋庸置疑。德国共产主义者作为纳粹的主要抵抗者和最大的牺牲者在这两部小说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赞扬。伊什伍德的小说让人们看到:德国纳粹力量的兴起不仅表明了西方民主主义者反纳粹的失败;也表明了共产主义作为法西斯最主要的反抗力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德国共产主义者遭到纳粹党人像对待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一样的凶残打压。

在这两部小说创作期间以及其后,伊什伍德与奥登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合作。1938年,伊什伍德还和奥登一起来到中国,收集中国抗日战争的素材,创作了《战争之旅》(Journey to a War, 1939)。

和W. H. 奥登一样,伊什伍德倍感传统英国的束缚和压抑,继而有了移民美国之心。然而由于伊什伍德提出移民的时间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他的行为诉求遭到了英国下议院的谴责,认为他此举缺乏爱国精神和对战争职责的担当,是不顾国家安危的叛国行为,并且剥夺此前给予过他的一切资助。这段时间,虽然伊什伍德依然勤于创作,但是评论界普遍认为,他的创作才华收到了极大的压抑,未能得以充分的施展。直到1946年,伊什伍德才正是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1986年1月4日,伊修伍德在美国逝世。他的遗体被捐献给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

 

参考资料:

“Christopher Isherwood (1906-1986).” Books and Writers. (2011-3-10)
< http://kirjasto.sci.fi/isherwoo.htm>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Christie, Stuart. “Christopher Isherwoo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II.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07-110.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 Christie, Stuart. “Christopher Isherwoo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II.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07.

[2] Christie, Stuart. “Christopher Isherwoo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II.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08.

[3] 转引自Croft, Andy. Red Letter Days: British Fiction in the1930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pp.329.

[4] Croft, Andy. Red Letter Days: British Fiction in the1930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pp.328.

沃尔特·斯科特奖入围名单公布

第二届沃尔特·斯科特奖(Walter Scott Prize)最后的入围名单公布。参加角逐2011年斯科特奖的作品分别是:

  • The Long Song by Andrea Levy
  • C by Tom McCarthy
  • The Thousand Autumns of Jacob de Zoet by David Mitchell
  • Ghost Light by Joseph O’Connor
  • Heartstone by C J Sansom
  • To Kill A Tsar by Andrew Williams

沃尔特·斯科特奖是专门为历史题材的小说设立的奖项。首届沃尔特·斯科特奖颁给了希拉里·曼托尔(Hilary Mantel)的小说《狼厅》(wolf hall)。

获奖者将会得到£25,000的奖金。本届获奖者将会于今年6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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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

昨天是April Fool’s Day。挺耽误事儿的。我们搞了个讲座。请来了我们历史学院院长世界史研究专家陈志强教授来讲有关拜占庭文明的历史。结果通知发出去后,有不少同学认为这是个玩笑。导致我们听讲座的同学人丁不旺。

上面这条消息是BBC于4月1日发布的。是真的!真的!!

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 1620-1706)

伊夫林出生在位于英格兰东南部萨里地区沃顿小镇上一个富裕家庭里。家庭财富主要靠生产火药积累起来。苏萨克斯郡的首府刘易斯城是伊夫林成长的地方。他曾在牛津大学的别列尔学院和伦敦的中殿律师学院接受教育。他曾经参加过保皇党的军队,后因担心会危及到兄长在沃顿的地产,很快便离开保皇党军,决定在英国内战期间不参加保皇党阵营,而投身到国会党阵营中。然而,为避免更深地卷入英国内战,1643年开始,伊夫林开始出国旅游,先后去了意大利、法国等地。1644 年,他在罗马参观了“英格兰圣徒学院”(Venerable English College),这是一个专门为英格兰培养天主教牧师的地方。1646年,他参加了在意大利帕多瓦市举办的解剖学讲座。

1647年,伊夫林在法国巴黎与当时英国驻巴黎大使的女儿,玛丽·布朗,结了婚。直到1652年共和政体时期,伊夫林夫妇才返回英国,并且定居在伦敦东南部的戴普福德。伊夫林的事业随着王政复辟时期的到来而有了巨大转机。1660年,伊夫林受到查理二世的礼遇,接受了各种委任。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查理二世同荷兰人作战期间(1665~1667,1672~1674),他被委任负责管理生病和负伤的水手和俘虏。此间,他不幸身染重疾,花费颇多。所幸得到了塞缪尔·匹普斯的热情帮助。从此两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660年,伊夫林参与创建皇家协会。次年,他写作并发表《论空气的不适和笼罩伦敦的浓烟》(The Inconveniencie of the Aer and Smoak of London Dissipated,1662)。这是第一部论述伦敦不断恶化的污染问题的著作。伊夫林1706年过世,被葬在沃顿的圣约翰教堂里的伊夫林殡仪室内。

伊夫林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日记》(Diary,1818年第1版)和《戈多尔芬夫人的一生》(Life of Mrs Godolphin, 1647)中。伊夫林与同时代其他几位著名日记作家(如塞缪尔·匹普斯)一样,终身坚持日记写作。他从11岁起开始记日记。他的全套《日记》发表于1818年。他的《日记》是为自己写的,但日记内容却很少谈及他本人。《日记》中既有对事件的单纯记录,也有精心撰写的文艺小品,包括对地方、事件和当代人物的描写,此外还有关于各种布道的记录。因此,伊夫林的《日记》不愧为60余年英国生活的见证,是有关17世纪英国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生活的珍贵史料,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比如他在日记中见证了查理一世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死亡、最后一次在伦敦肆虐的大瘟疫、以及1666年的伦敦大火等。

1657年3月29日,关于克伦威尔,伊夫林写道:“摄政王奥利弗现在已经是实际上的君王了。他的追随者们正在为他请愿,要给他正式的头衔;但是出于担心,他还是不敢完全解散他的起义军”。1658年9月3日在写到克伦威尔之死时,伊夫林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被称为摄政王的大叛军头目奥利弗·克伦威尔死了”。

《戈多尔芬夫人的一生》是17世纪最令人感动的传记作品之一。戈多尔芬夫人原名叫布莱吉,是在宫廷里伺候女王的宫女。大约在1670年前后,约翰·伊夫林对这位宫女产生了慈父般的感情。后来宫女布莱吉秘密嫁给了后来成为财政大臣的戈多尔芬先生。1678年,这位戈多尔芬夫人生了一个小孩后去世。于是伊夫林就专门为她撰写了这篇感人肺腑的传记。

伊夫林是一个多产作家。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神学、钱币学、政治、园艺、建筑以及烹调,他都有所涉猎。他对斯图亚特时期政治面貌和文化生活的描述是今天人们了解那一特定时期的重要依据。伊夫林在园艺和林木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1664年出版的《森林志,又名林木论》(Sylva, or A Discourse of Forest Trees, 1664)详细叙述各种树木的种类、培育方法及用途。这套林木专论在1670年和1679年还分别出版过经过修补和增订的新的版本。最后一个修订版发表于1706年作者去世之后不久。

伊夫林和匹普斯一样,也是一位图书收藏家:他一生收藏各类图书和各种小册子,总数达4,680多册。许多图书上都有他亲笔书写的座右铭。伊夫林和匹普斯之间,除拥有共同的记日记的爱好以外,还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很多书信一直保存至今。

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 1612-1680)

萨缪尔·巴特勒1612年2月14日,出生于沃尔斯特斯郡的一个名叫斯特伦谢姆的村庄。父母都是农民。早年在伍斯特皇家学校接受教育。青年时期,巴特勒曾经担任过肯特公爵夫人的侍从,后来又改为卢克爵士效劳。这两处的工作使他受益匪浅,既能博览群书,又有机会直接研究清教徒中的怪人、狂徒和恶棍的事迹。他们的奇异、滑稽行为,成了他的著名诗篇《胡迪布拉斯》中的主要题材。巴特勒还曾尝试过绘画,不过据说他并不擅长此道。他的一位编辑曾这样描述道,“他的绘画作品用来糊窗户,倒是省下了购物税”。

王政复辟以后,他担任了威尔士君王(the Lord President of Wales)的秘书。在此期间,巴特勒与一位家道殷实的寡妇结婚。但由于各种说法不同的原因,巴特勒夫妇的家产损失殆尽。此后巴特勒的生活变得很拮据。1680年,他在穷困潦倒中去世。他被安葬在西敏寺大教堂。在他的家乡斯特伦谢姆村庄,也竖立着一块纪念他的墓碑。

巴特勒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他的长诗《胡迪布拉斯》(Hudibras,1663、1664、1678)。这部著作是有关清教主义的,充满诙谐和讽刺意味。《胡迪布拉斯》的第1部发表于1663年。第2部、第3部则分别发表于1664年和1678年。查尔斯二世对这部作品颇为欣赏,为此还曾拨付给巴特勒一笔经费。尽管如此,巴特勒并未真正获得宫廷的青睐。他晚年处境的凄凉,可能与他作品的尖酸刻薄的讽刺有关联。

《胡迪布拉斯》是一部模仿英雄史诗的讽刺作品。诗歌的主角是一位长老会骑士,他率领他的侍从拉尔福遍游各地、“行侠仗义”。他们经常争论宗教问题,并在一系列荒诞的历险中,表现出无知、顽固、懦弱和装腔作势。长诗的标题“胡迪布拉斯”取自斯宾塞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 11, 2, 17)。整首诗歌的轮廓设置显然模仿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Don Quixote),所不同的是,在对题材的处理态度上,《胡迪布拉斯》与《唐吉珂德》完全相反。在讽刺手法方面,塞缪尔·巴特勒显然受到同时代法国戏剧家、滑稽叙事诗和小说家保罗·斯卡龙(Paul Scarron, 1610-1660)的影响,并且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讽刺风格。巴特勒对韵律的卓越处理手法、他的机智、热情、以及他对离奇古怪癖好的浓厚兴趣,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长诗产生独具匠心的效果。诗歌中对下层生活的描写也具有开创性意义,是英国诗歌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

《塞缪尔·巴特勒诗文真迹:人物》(The Genuine Remains: Characters)也是巴特勒的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据说巴特勒的《人物》受到1592年在英国翻译出版的希腊哲学家泰奥弗雷斯特斯(Theophrastus,371-287BC)的《品格论》(On Moral Characters, 1592)的影响。《人物》手稿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之后,在1759年才得以重见天日,被收录在《塞缪尔·巴特勒诗文真迹》(The Genuine Remains)系列丛书中。出版之后,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虽然有泰奥弗雷斯特斯的《品格论》在前,巴特勒并未墨守成规。在他的创作中充满了睿智的俏皮话和一语双关的讽刺,从而充分地暴露和展现出生活里的荒诞和伪善。以小见大、精于比较、善于使用明喻,这些都是巴特勒的独特天赋。在 《人物》中,大多数篇章都是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描述,其余部分、尤其是那些篇幅较长的部分,则都比较具体。如《现代政客》、《伪善的异端分子》、《共和党人》、《现代政治家》、《小诗人》、《律师》、《艺术品鉴赏家》、《狂热分子》、《隐居的哲学家》,等等。显然,所有这些都是对当时在政坛上粉墨穿梭的政客们以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的精细素描。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速写也为长诗《胡迪布拉斯》提供了素材。在这部代表作中,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很多与《人物》中描写的相似之处。《人物》所绘制的人物画卷并不在意人物的外形轮廓,而是在细微处精雕细琢、深刻挖掘。人物形象饱满完整。当然,这样一味的精雕细琢容易使读者感到乏味。

除《胡迪布拉斯》外,巴特勒一生还写过若干简短的传记、讽刺短诗和其他诗歌作品。但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近100年之后的1759年才得以出版。《月球上的大象》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它借望远镜中的老鼠讽刺当时皇家协会中的保罗·尼尔爵士。在他另外一首早期诗歌《辛纳克托玛琪:熊狗大战》(Cynarctomachy,  or Battle between Bear and Dogs)中,巴特勒的“仿英雄史诗”(mock-heroic poem)就已经得到展现。这首描写熊、狗大战的诗歌既表达出对古希腊史诗的敬意,又是对古希腊英雄史诗的戏仿。

塞缪尔·匹普斯(Samuel Pepys,1633-1703)

塞缪尔·匹普斯是17世纪英国作家和政治家,以散文和日记而著称 。他1633年2月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约翰·匹普斯是一位裁缝,母亲玛格丽特·匹普斯是一位屠夫的女儿。1644年匹普斯开始就读于亨廷顿文法学校。1646-1650年间,匹普斯在伦敦的圣保罗学校接受教育。1651年开始在剑桥的麦格德林学院学习,并于1654年获得了文学士学位。同年晚些时候,或1655年年初,他拜访了他的表叔–爱德华·蒙塔古男爵–的家庭。这位表叔后来成为第一位桑威治伯爵。这对匹普斯后来的政府公务员生涯影响很大。匹普斯1655年结婚,婚后生活不快。

匹普斯是 政治家。他曾代表多个不同地区出任下院议员;并参与英国在摩洛哥的殖民地丹吉尔的管理工作。从1662年丹吉尔殖民地建立之初到1683年该殖民地的最终瓦解,匹普斯先后担任过丹吉尔的议会委员、财政部长和总督秘书等职。1865年,匹普斯入选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他杰出的管理才能使他得以荣任英国皇家海军上将的首席秘书,并为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职业化改革做出巨大的贡献。他始终关注英国海军管理机制的完善问题,曾试图撰写一部英国海军史,但未能如愿,他的《海军备忘录》(Memoires of the Navy)也只完成了第1章。此外,匹普斯还曾在英国领港公会供职过;在伦敦的基督医院倡导创办皇家数学学院,并曾担任过院长。

匹普斯的政治生涯在晚年遭受到打击。他曾为被怀疑是雅各宾派激进分子而分别于1689年7月和1690年6月两次被抓捕入狱,但都因为证据不足而获释。遭受这种打击的匹普斯心灰意冷,再加上他身体状况不佳,1690年出狱后,他57岁就彻底退出公务员生涯,开始他最后十几年的深居简出生活。1703年5月26日,匹普斯在位于伦敦郊外克莱彭镇的家中去世。

匹普斯同时也是一位涉猎非常广泛的学者。他对音乐、戏剧和科学等领域都有浓厚兴趣。匹普斯也是一位杰出的藏书家。他一生藏书3,000多卷。他对所有图书都进行细致分类和详细编目。他的收藏对今天人们了解17世纪私人图书馆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匹普斯能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完全凭借他的私人日记。这部长达11卷的日记内容丰富、描述详尽,创作于1660年至1669年之间,1848年首次整理出版。日记翔实描述英国王朝复辟时期多个方面的情况,是后人了解那个时期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之一。这是他给17世纪的英国文学留下的宝贵财富。

匹普斯到日记 从1660年1月1日开始写起,一直不懈地坚持将近10年。他写的日记事无巨细,周围生活的每个细节他都不放过。他能够长期坚持,并且每则日记都保持始终一贯的高水平,这并非易事。匹普斯对这一点的解释却非常简单、有趣。他怕浪费时间;他怕闲暇多了就会不断往剧院或者酒吧跑。记日记可以帮助他把闲暇的时间填满,而且还可以帮助他远离恶习。

匹普斯的日记手稿用当时英国流行的托马斯·谢尔顿速记法。尽管在匹普斯自己的书架上就摆放着这种速记符号的解读编码,但后来人们在整理出版他的日记时还是出现了多个版本。1970年至1983年间出现了最完整的匹普斯日记全集,同时配有单独发行的阅读指南以及索引等。

《日记》记录下英国历史上一个历史意义重大的时刻:克伦威尔去世后,人心思变,他建立的共和国开始瓦解,被流放的查理二世正要复辟。匹普斯生活在 这个政治漩涡之中,与所发生的事件紧密相关。后来匹普斯很快成为一位地位显赫的权势人物。匹普斯对17世纪这场历史变革“戏剧”的近距离观察和记录,成为今天人们了解克伦威尔时期英国社会的必读之物。他的日记无疑是17世纪最丰富的英国生活文献。在他坚持写日记的这10年间,英国还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还包括:1665年至1667年的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1666年的伦敦大火等。比如他写查理二世的归来,当时他也在舰队中一艘小船上:“我去了,还有曼塞尔(Mr. Mansell)先生和国王的一个随从,还有国王喜爱的一只狗(这只狗在船里拉了泡屎,我们都笑了,我觉得国王和所有属于国王的东西其实和普通人并没有多少区别)。”

匹普斯对一切事情都感兴趣。他对当时人们之间的关系观察到细微。他感到虽然社会上等级森严,人际之间仍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匹普斯还利用自己的特殊位置,细致观察所见到的高官显贵 ,他们的怪癖、乖戾,他们的失败或倒运,他必然写个淋漓尽致才痛快。此外,他的日记中还有大量有关他购买书籍方面的记述。当然,至今保存完好的匹普斯图书馆中的大部分图书,都是在匹普斯终止写日记后购买来的。

他在日记里描写伦敦大火的文字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大家都拼命转移家当,有些扔进泰晤士河,有些带到船上。穷人们停留在屋里,火烧眉毛才跑上船,或从河边一个梯子爬上另一个梯子。其他生物,可怜的鸽子,我看到它们不愿意家园,围着窗户和阳台转,有些被火烧着,翅膀起火,便纷纷跌落。

匹普斯的日记中也包含大量有关戏剧和音乐的相关信息。比如日记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就有记载和评论。比如1662年9月、1663年6月等处都提到莎士比亚戏剧–如《仲夏夜》和《亨利八世》–等作品的演出。匹普斯在评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时,很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位剧坛泰斗的这出戏:

……《仲夏夜》过去从未看过,以后也不会再看了,这是我一辈子所看过的最乏味、最荒唐的一出戏。我承认我看到了一些出色的舞蹈,以及一些美女,这是我的全部乐趣所在。

但匹普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莎士比亚的存在;这一点在当时、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非同小可。

匹普斯在 日记里描写起自己来,总是喋喋不休,长篇累牍,确切而翔实:他的生活、言行、大小疾病、房子、朋友、雄心壮志、他的恭身自省、或哪天吃了几两肚子或看过一场戏、他妻子的可怕 的疾病,等等。他在日记里表现得非常诚实,豪不掩饰,比如他记录自己的婚外韵事,包括他勾引女仆的细节,以及他与多名女子有染的经过。他把私处和公众场合的自己表现得一览无余。匹普斯在日记里,从来不谈宗教或心灵,拒绝进行说教。他这样做,可能是向自己或向世人说明,人活在世上,生活的模式不止一种,世俗的、非宗教的方式也不失为其中的一种。他通过这样一种中立的视角观察和评价自己、检验自己的人生和性格发展。匹普斯虽然不是17世纪普通人的代表, 但他是当时人的举止的见证人。从这个角度看,他在日记里所反映出的个人行为和心理状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永恒性,无疑是后人洞察17世纪人的行为的途径之一,也是人们考察人性的一种参照。此外,作家躲进自己的小天地里天马行空,自由驰骋想象,在文学史上这样做的作家实在是凤毛麟角。

匹普斯的日记所涉及的事件庞杂多样,很难对其进行简单化的类别划分。日记的叙述风格坦诚透明,充分显示出日记作者无尽的活力以及对生活的强烈热爱。匹普斯对重大事件的描述端庄稳重;对日常琐碎事件的记录则轻松愉悦。匹普斯日记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一幅时间轮转生活跌宕的长卷,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内心剖白。尤为重要的是他能够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叙述质量的首尾一贯。令人惊叹的是,在他的全部手稿中几乎没有什么涂抹修改之处。据此,也有人推断匹普斯显然在纸条上做了笔记,事后再立即进行了润色加工。

匹普斯的读者往往沉浸在他精彩的叙述方式和毫无掩瞒的坦诚中,从而忽略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虽然匹普斯纵情享乐,但从不沉浸其中。他其实不是文人,也不为写作而写作。作为一个非常严谨、做任何事情都讲求整洁有序的人,匹普斯的日记也充分显示出作者在这方面的特点:每个条目都经过精心编排,持重稳健。日记所具有的高度文学性令人称奇。匹普斯的《日记》在文学史上堪称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