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凯鲁雅克（Jack Kerouac）曾经有过一个爱好从来不为外人所知，甚至连他最好的朋友以及那些同为“垮掉派”的伙伴们，如阿兰·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威廉·S·巴罗斯（William S. Burroughs）等都毫不知情。其实，凯鲁雅克一直沉迷于一种他自己想象出来的棒球比赛。他有自己想象的队员和球队。球队的名称多以汽车品牌替代（如匹兹堡普利茅斯、纽约雪薇等），也有用色彩来命名的（波士顿灰队和辛辛那提红队等）。他还专门为他的那些功勋队员建立了荣誉榜：如酒鬼勒夫（Wino Love），辣椒乌尔比（Warby Pepper），德国佬特维特（ Heinie Twiett），斐古斯·科迪（Phegus Cody） 和 扎格·帕克（Zagg Parker）等。当然这些名字也都是虚构的。

在他少年时代，凯鲁雅克收集他的这些队员的数据统计，分析他们的比赛表现。玩得最投入的时候，他还在家里的家庭新闻简报和海报边栏上撰写相关文章。他还为这份报纸发布金融时讯和想象中的合同纠纷方面的消息。在这段色彩斑斓的青春年少的岁月，他同时还自己经营了一个赛马场（当然也是想象出来的），有完整的广告宣传和比赛报道。赛马的主人、赛马骑士、赛道状况描述，所有的一切当然也都出自他的想象。

所有这些或打印或手写出来粘贴在旧式作文本上早期“出版物”现在已经成为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erary）中伯格收藏（Berg Collection）的杰克·凯鲁雅克档案中的一部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馆长伊萨克·格维尔兹（Isaac Gewirtz）整理了这些资料，并且写了一份长达75页的说明材料。这份材料将以书的形式于下周正式出版，标题为《击球手凯鲁雅克：想象中的运动和垮掉派之王》（Kerouac at Bat: Fantasy Sports and the King of the Beats）。据说这本书在出版后，也只有在图书馆的礼品店才能够买到。

格维尔兹先生最近表示说，在2007年的凯鲁雅克展览会上，他就试图把这些想象体育运动作为其中的一章进行展出。但是由于展览空间的不足而未能如愿。格维尔兹先生表示他非常高兴他所做出的等待，因为他因此而有机会更加深入地去整理和理解这些资料。

至少，格维尔兹先生了解到，凯鲁雅克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他家的后院玩过一种非常古老的形式的棒球：用一根钉子，或者一根牙签，击打一个小石子，看它落在什么地方。到1946年凯鲁雅克24岁的时候，他已经根据接球手和击球手的各种技术水平，设计出了一套完整有准确的词语描述各种结果的卡片。仅仅用这些卡片就能进行比赛。不过格维尔兹先生认为，凯鲁雅克常常通过向划在墙上的图表抛射某种物品来决定比赛的结果。1956年开始，凯鲁雅克转向另一套带有象形符号而不是文字描述的卡片。这套卡片目前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图书馆的塑料文件夹内。他们现在看上去就像古老的咒语一样神秘。

赛马比赛则是在一个倾斜的巴棋戏棋盘上滚动石子和一个银珠，起点门用牙签做成。显然，滚珠比石子滚动得快，所以银滚珠自然就是长胜将军，因而被称为“草地上的君王”（“King of the Turf”），它的辉煌战绩和永不言败的毅力也一再在凯鲁雅克的赛马专栏中被大书特书。

在他的有关赛马和棒球的报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署名是杰克·刘易斯（“Jack Lewis”），这是凯鲁雅克法文名字的英语化表示。当你仔细阅读他的那些材料的时候，你会发现杰克·刘易斯也是“著名的草场上的名人”、一位赛马所有人和驯养师，与一位富豪千斤结了婚，他们15岁的儿子塔德有望成为超越其名望显赫的父亲而成为更为杰出的骑师。在棒球领域，杰克·刘易斯是“杰克·刘易斯棒球专栏”的撰稿人和出版人，有时也会以球员兼经理人的身份出现。

由于凯鲁雅克1920～30年代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长大，所以他对体育运动着迷一点也不奇怪。他的父亲就是一位铁杆的赛马迷，他曾经自掏腰包为当地的赛道印发赛事秩序表。凯鲁雅克本人就是不错的运动员，还曾经被当时波士顿学院的橄榄球队教练弗兰克·莱希招收进了他的球队。但是凯鲁雅克本人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因为他当时已经开始怀揣着成为作家的梦想，他觉得纽约应该是更适合他的发展起步的地方。

凯鲁雅克的这种活跃的想象力并没有让他与其他孩子相比有多大的不同。而他的那些想象比赛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面面俱到的精致。他的球员都有明细的运动史和鲜明的个性。单独一个赛季可能会有4、50场比赛，后面还有全明星赛和世界杯。所有这些都被事无巨细地编写成了保存材料。

在《击球手凯鲁雅克》的序言中，格维尔兹先生认为，凯鲁雅克这样做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努力想要逃避由于他的哥哥格拉尔德（Gerard）的去世（那时凯鲁雅克4岁，格拉尔德9岁）给他带来的痛苦和困惑。但是并不清楚他本人是否清楚他的这些想象对于想成为作家的人来说是最好的锻炼。

凯鲁雅克的文风大多模仿了当时喜用绰号的体育报道风格。格维尔兹先生认为，这样做既是表示一种敬意，也是一种戏仿。在这样的过程中，凯鲁雅克本人富有创意的词语也不时涌现。

凯鲁雅克最后有关棒球的记述写于1958年，是两篇嘲笑《国际联合报》的报道的文章。而他一直持续着他自己的棒球比赛，直到他去世（1969）前的一两年。他的朋友，诗人菲利普·维纶（Philip Whalen）可能是他那一拨垮掉派伙伴中唯一对凯鲁雅克的这一面知情的人。

格维尔兹先生说他不认为其他还有人知道。或者就算有人知道，也不是通过凯鲁雅克。格维尔兹先生认为凯鲁雅克担心其他人会觉得他的这个爱好太过幼稚。格维尔兹先生觉得，凯鲁雅克的这个兴趣爱好极为有力地驳斥了那些一贯认为凯鲁雅克不是一位作家，只是一位颇有灵气的打字员的批评论调。

格维尔兹先生在他的书中强调说：“我认为凯鲁雅克的形象记忆超群。那些比赛对于他来说是真实呈现出来的：在他的头脑中，他看到了那些比赛，并把所有的比赛资料都记录了下来。这对于我来说，恰恰是表明他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作家的有一个有力的证明”。

【以上内容根据《扭腰时报》的“Another Side of Kerouac: The Dharma Bum as Sports Nut”这篇文章编译而成。原文作者是CHARLES McGRATH】